中国古代设计与西方现代设计比较

浅谈中国古代设计与西方现代设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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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古代设计与西方现代设计比较

柳冠中李永春

摘要：文章从中国古代设计与西方现代设计比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谈起，论述设计比较的关键在于：建立内外因素分析的事理学逻辑体系，抓住人为事物

演化形式背后的系统关联，揭示更多设计创新潜在的可能性。

关键词：中国古代设计西方现代设计比较

1 中国古代设计与西方现代设计比较的问题缘起

在西方中心主义思潮影响下，不断产生诸如：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有没有宗教？有没有设计？……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在问题的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中西方关于某些概念定义上的差异，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差异，西方科学强调实证主义；宗教强调“一神论”，组织化；设计看重技术更新，但这样并不能否认中国古代文化的合理性与创造性。归结为存在形式的不同，似乎有一些道理；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基本上回答了人类认知的相对性问题，包括科学发现指的也是相对的真理，何况文化更有“测不准”的问题，想要“测量”“文化”，必然受到测量者、测量环境、测量角度、测量方法等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具有复杂性和非确定性，不存在一种正统、普适的设计文化，更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脱离系统分析的设计比较和评价，是毫无意义的，如同中国西汉的碟形轮和独轮车设计，仅就材料、工艺等内部因素而言，是无法与西方的登月四驱车轮相提并论的，但它们在体现人类的创造性方面谁更领先？又是谁影响了谁？问题似乎并不简单；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无知与漠视，必将导致中国古代设计的虚无主义和莫名的悲观主义。

中国古代设计思想，从整体上看，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浸透着浓厚的生命象征意味与伦理价值观念，讲求天时、地利、人和，因材施艺，因势利导，适可而止的设计原则。

而西方现代设计更突出科学精神，更强调创造性与个性特征，更注重逻辑分析，更善于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注重对于外部世界因自身个体化的需求不断扩大而产生的创造力和成就感。

存在于人们固有的思维定式中的共性与差异，都需要用比较来验证，中国古代设计与西方现代设计的比较不是笼统意义上的简单的定性比较，比较的目的也并非只为得出几条概念性的结论，他最大的意义在于：比较中建构起的新的设计思维，全部的过程，赋予人类创造力以全新的解释，并尽可能多地揭示设计演化系统潜在的可能性；中国古代设计与西方现代设计的比较不是单纯设计物之间的比较，而是与设计相关的文化系统各要素间关系的比较，是动态的，多角度的，综合性的以设计为主线的文化比较。

中国古代设计与西方现代设计比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设计研究的是满足人类特定时空条件下各种“需求”的方法，运用发现的“原理”，根据限定的“条件”，进行创造发明，培根在《新工具》中指出：“从许多书籍和许多制造品看来，心和手所产生出的东西是很多了，但所有这些花样乃是出于已知事物的精华和引申，而无关于原理的数目。”认识设计事物就必须抓住其存在的最本质原因，例如：中国古代辁车轮子的发明与西方现代的磁悬浮列车设计，都是为了克服物体运行过程中的摩擦力，解决出行效率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决不可只站在今人的立场，因技术含量的限制，而主观臆断孰优孰劣；在创造性的层面，评价的标准是综合的，要区分内部和外部因素，考察在设计质变的关键点上，对于限制条件的突破程度；而在历史性的层面，应更深入地分析设计变迁体系中点、线、域的关系，客观地论证其当时乃至未来对于相邻或相关设计创新点的影响。同样，

在“住”与“筑”的一对关系上，中国古代“构木为巢”、“掘地为穴”同西方现代建筑设计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可比性呢？这即是：设计之本——关于特定时空条件下，设计存在的文化价值与意义。在变化了的居住方式中，又包含了不变的需求之本，在变化了的建筑形式中，又包含了不变的造型之本，在变化了的建筑技术中，又包含了不变的方法之本。一言以蔽之，在变化了的限制条件中，体现出不变的创新的本质。

2中国古代设计与西方现代设计比较的内外因素分析

设计不是无源之水，其本质是选择一种适当的方式，用以满足源自生活中产生的人类各种需求的计划、行动和结果，任何人为事物，例如建筑、道路、桥、轮子、计时器等等，它们的起源和演进最终都是因主观的或客观的限制与调整、突破，进而归结到一种适当的形式而存在。导致变化的力来自许多方面，为了加强研究的系统化，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内部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反映了设计物演化的结构、功能合理性的逻辑关系，外部因素着眼于文化、社会、时空环境和演化条件的分析。二者共同结成需求与满足、限制与突破的矛盾共同体，体现出根本的设计规律。在不同设计物演化体系的网络中，分布着无数层次不同的内外因素的关键点，通过比较，在脉络的梳理与根本差异的揭示这两个方面都会加深对于设计本质的理解。经受历史检验的成功设计作为综合因素下的适当形式，是“物顺事理”的必然，也是“人为事因”的结果。

以往的设计分析，多只停留在对于设计物的内部因素分析，即局限在材料、工艺、技术、性能、形式之上，而忽略了设计物外部因素的考察。以桥为例，如果单单罗列梁桥、拱桥、索桥等在性能、形式或材料、技术上的差异，则无法真正揭示其设计的文化意义，只有结合考察与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密切相关的造桥的目的、环境、历史条件、社会伦理需求等等，我们才能理解当时当地桥的设计的根本属性——需求满意程度和限制突破程度。同样，中国古桥的简便灵活，技术上追求适可而止，因地制宜的品格，与西方现代桥梁设计的大跨度、高技术同样体现了内外因素合理化系统下产生的设计典型特征，不能只停留在个别因素的孤立比较上，而要就整个系统集成的创造性进行客观的分析。只有这样的视野，我们才能跨越古今中外设计物的表面形式障碍，发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都产生过同样伟大的设计文化。

3 中国古代设计与西方现代设计比较的体系建构

设计文化是在变迁中适应和发展的，由于时空的转换，在缺失背景和联系的孤立分析中，常常导致错误的结论。设计比较的目的正是通过对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关系——多元实质、附表：

功能?原理?构造

材料?工艺?技术 形态?大小?数量

需求满足程度 设计目标性质

设计目标系统

矛盾的综合体 内部因素 设造物 适合 实事

行为时间 行为环境

行为条件

行为对象 行为目的

理

外部因素

复杂秩序、多维联系的有机互动研究，建构设计文化的有机适应性系统的研究框架，“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打破僵化的思维定式，在分析设计形式复杂表象的基础上，认识建立设计分类的新概念；应用系统综合的方法论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抽象、揭示出更多人为事物演化形式背后非线性、非加和性、动态的隐结构。

事实上，设计是方法论，设计的目的是要提供问题求解的方法，轮子的发明，克服了摩擦力，提高了运行效率；桥的物发明，使险阻变通途；墙的发明，使居住的内外空间隔离，防风防寒；门的发明，又使居住的内外空间灵活畅通；而当我们有了轮子，又设计了路，还有桥、屋、伞、等各种器具等，人类在衣食住行用诸多领域不断突破需求增长与各种主客观条件限制的矛盾。在有形的设计背后，交织着一个特定文化共享群体中交流和互动的有秩序的社会关系，以及包括了信仰、道德、法律、习俗、知识、艺术等一切文化要素在内的复合整体。

“物”的背后，是一连串“事”的过程，例如祠堂之后是一系列宗族祭祀之事；轿子之后是一系列婚俗嫁娶之事；设计之“事”的研究，强调外部因素的合理化，以及内外因素的协调。“事”是“物”的存在方式，“事”也是“人”与“物”发生关系的行为状态，“人”不是直接与“物”发生关系，而是通过“事”与其使用“物”产生联系，因此中外比较的关键在揭示深藏于诸多设计“事”“物”之后的“理”——设计存在与演化的系统联系。

在中外建筑比较研究中，必须筛选有着更多文化价值和可比性的建筑典型，必须区分比较双方是同质异构还是异质同构的比较类型，研究建筑的设计系统目标，演化的主客观条件，以及在中外历史（哲学史、建筑史、科技史、艺术史等）中相关层次要素的演化关键点和线的分布，包括建筑与交通，建筑与社会，建筑与生态，建筑与人口的关系等等,从中总结出中外设计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异与相互取长补短的可能性。

4 两个有启示作用的例子

例1：谈到有机建筑，我们会想到现代建筑设计大师弗兰克?赖特，他主动从中国道家思想和日本建筑中汲取营养，在设计倾向上将建筑与自然有机融合，他反复强调的有机设计的实质就是：建筑的结构、材料、建筑方法融为一体，合成一个为人类服务的有机整体。很多人在研究时过分夸大了其与东方设计的相似性，并不由自主地生发出一种低级的爱国主义情绪，忽略了一个中外设计比较和相互借鉴的良机。首先，中国传统的有机建筑思想，是一种起源于复杂的天地崇拜，万物有灵，祖先崇拜的交织渗透的复合观念，天人合一，是人们心灵内化了的一种和谐甚至是同一，抒发了中国人渴望与充满神秘的自然保持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将人为与天命融合，实际上是“顺应天命以为人事”的主观理想，中国建筑大量应用土木等自然材料，是为换取建筑有生命的精神映射，土者，万物之母，木者，土之华也，建筑从动土的那一天起，就和人一样有了生命。而赖特的有机建筑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设计突破限制的人类智慧的反映，他是站在现代建筑设计的基本价值立场上，提出更好的为满足人类的需求服务的理念，它提出建筑的自然化方向，是在他积极的反都市化倾向的背景下提出的，是经过认真的19世纪下半叶工业化进程和建筑哲学反思后提出的，是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他积极地采用现代建筑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以及他的功能主义倾向，他风格中的抽象细节，都是典型的现代主义语汇，这样分析下去，我们会挖掘出越来越多的差异性，譬如，小到大屋顶、采光方式、开窗方式的问题，大到建筑与人的关系，建筑与建筑的关系，建筑与政治制度的关系问题等等……，需要大量的调查和系统的分析。然而比较的意义就在于：要揭示模糊人们视线的一类表象，从而认识其本质和系统关联属性。

例2：谈到中国传统建筑的曲线美，很多人津津乐道，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产生和发展的新艺术运动和1930年美国流线型运动中，曲线型的设计风格也一度成为主流，但是它们之间究竟有何异同呢？西班牙建筑设计大师安东尼?高迪的有机曲线建筑与

中国的徽派民居的曲线又有何异曲同工呢？当然，要比较的内容非常多，但是这里可以铺垫一个框架，引发一些思路。首先，中国建筑思想的主旨是天人合一，崇德重礼，建筑有实用功能外还有精神教化功能，中国建筑不以人工来与自然抗衡，而采取一种内敛的方式，主动与自然达成和谐，表现在建筑风格上是一种含蓄、舒缓的品质，中国徽派建筑以群落布局，表现了对于宗族观念与血缘亲情的执着。西方现代建筑虽然了有着大量的人文主义色彩，但是它无法摆脱传统的宗教和哲学思想，以及根深蒂固的自然观和行为方式，西方文化属于基督教文化圈，相信上帝是万物的主宰，人的宗教活动旨在与上帝更加接近，在哥特式建筑中，人的精神随同火焰似的尖塔峙耸云端，高迪的设计受哥特式复兴的建筑思想的影响，在圣家族教堂上反映的十分明显。拿他的世俗建筑来说，无论是巴特罗公寓，或是米拉公寓和居里公园，都“完全是一首梦幻曲”，是表现主义的建筑杰作，表达了工业化城市包围下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对于单调、冷酷的工业化方式的厌恶，对于自然乡土风格的依恋，在米拉公寓中，丰富的曲线，使建筑充满了生命的律动感，表现在建筑风格上是一种向外的张力释放，使人看后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徽派民居的轮廓柔和而有虚实变化，米拉公寓的轮廓则变形粗犷而富于动势；徽派建筑屋顶是中心指向大地的反凹曲线，翼角戗脊也有反翘，总体上以一种横向铺开，被覆大地的姿态求取与自然相适应：而米拉公寓的屋顶曲线是中心指向天空的拱尖曲线，充满挣脱束缚的向上张力，大量不避人工的装饰，使得顶尖和烟囱“犹如荷马诗篇中的独眼怪的姿态”，仿佛上演了一场充满了原始野性的压力与张力相互抗争的戏剧（高迪对瓦格纳的戏剧情有独钟）；徽派建筑的柱身卷杀，柱顶的生起曲线，拱身曲线等等，都来源于人的尺度，是有机的而非几何化的曲线，这与米拉公寓的曲线似乎相似，然而高迪曲线的灵感来自于自然界中的石钟乳、植物茎叶、动物骨骼、以及贝壳等等，虽是有机形式，但都大大超出了人的观赏尺度，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夸张和对比效果，大量的镶嵌，衬托以富有动势的檐线，使建筑充满了体积感和重量感；徽派建筑宛如一幅清丽的山水画卷，米拉公寓形似舞动着的雕塑；徽派建筑追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效果，米拉公寓的却表现强烈的个性追求，突破传统的对称、稳定、和谐的设计原则，最终达到心灵上对于自然的渴求得以片刻满足。事实上，比较的结论只能是：两者都是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的追求，但是东西方的差异，带来对于自然的理解的不同，导致不同的表达方式，最终带来建筑设计上的差异。这其中诸多事理有待于我们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5 结语

长期以来，由于对设计比较的理论和客观规律缺乏系统的研究，导致大量的设计研究只停留在现象差异的呈现阶段，无法揭示出深层的事理逻辑，站在主观的立场，用简单的罗列，并置的手段，是不能够最终揭示设计文化模式的差异性及其文化创造过程对于时空环境的特殊意义的。另一方面，解释人类设计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不仅仅是历史和环境的差异性，也不仅仅包括设计的物化层面，当知觉、认识转化为可观察的行为方式，当心理环境、事理逻辑的差异都得以系统的再认识，那么离真正成功的设计比较就不会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