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管辖豁免

第八章：管辖豁免Jurisdictional Immunity第一节：概说管辖权的实质是一国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对于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行为、财产和事件，在国际法所允许的范围和界限内，加以规范和管制从而维护国家重要利益的权力。

但是，国家在行使这一权力的同时必须履行其尊重其他国家主权和平等的国际法义务。

惟此，正常的国际交往才得以维护。

这就是说，国家管辖权的行使必须要受到国际法的限制。

1这种限制，一方面表现在前一章讨论过的国家须在国际法所允许的范围和界限内行使管辖权；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本章所讨论的国际法上管辖豁免的制度。

国际法上的管辖豁免是指一国不得在本国司法机关（法院）对外国的国家行为、国家财产、国家代表，外交领事人员、外交使领馆馆舍以及国际组织及其人员行使管辖权。

以往，国际法所关注的管辖豁免问题主要是针对两类享有管辖豁免的主体：一类是外国国家，这类豁免通常称为国家管辖豁免或主权豁免（State immunity or Sovereign immunity）；另一类是外国的外交代表，这类豁免通常称为外交豁免（Diplomatic immunity）。

历史上，外交豁免制度早在国家（主权）豁免制度建立之前就已经确立。

从基本原理上看，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都含有域外和礼仪方面的成分。

外交豁免制度只是比国家（主权）豁免制度更加明显地侧重于外交人员行使职能的（functional necessity）必要。

2随着国际法的发展，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豁免问题也成为当代国际法关注的问题。

与国家（主权）豁免和外交豁免制度不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豁免制度完全是建立在国际组织履行职能必要的基础上，尽管其具体规定的很多方面类似于外交豁免制度。

3目前国际法上的三种管辖豁免制度既有着相互间的联系，又存在着性质上的区别。

就国家豁免问题而言，目前国际社会只有一部尚未生效的2004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以及1972年当时的欧共体成员国缔结的《欧州国家豁免公约》（1976年6月11日生效）这一区域性的条约。

相对来说，外交豁免则是国际法上一个较为成熟的制度，在这方面，不仅因为存在大量的相关国家实践，而且目前绝大多数国家业已加入的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已将有关的原则和规则都做了较为详细和系统的规定。

至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豁免问题则一般都是由国际组织的章程加以规定。

此外，1946年《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以及同年的联合国与美国之间订立的《总部协定》通常可以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豁免的范本。

4本章所讨论的主要是国际法上的国家管辖豁免和1. 伊万斯（Malcolm D. Evans）主编《国际法》，第一版，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57－358页。

2. 布朗利（Ian Brownlie）, 《国际公法原理》（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第六版，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年，第322页。

.3Jan Klabber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7-148.外交豁免制度。

第二节：国家豁免（主权豁免）1、国家豁免的概念和性质在国际法秩序中，一个国家不受另一个国家的管辖，是从国家主权平等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引伸出来的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原则。

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结果之一就是“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par in parem non habet imperium），也就是说，非经国家自己同意，该国不从属于任何外国的法律秩序，任何外国也不得对该国主张管辖权。

据此，一国（一般称为外国“foreign state”）在国际法上享有不受另一国（一般称为法院地国“forum state”）管辖的权利，这就是国际法上国家（主权）豁免概念的含义所在。

由于国家管辖权包括立法、裁判和执行管辖，管辖豁免原则也应体现在这三个不同层面上，就是说，国家（主权）管辖豁免既包括立法管辖的豁免，也包括裁判和执行管辖的豁免。

在实践中，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主要是在一国的司法机关（通常为法院）中针对一外国国家或其机关或其财产提起的诉讼中引起的。

这类诉讼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一国法院能否对该外国国家或其机关或其财产行使裁判管辖权？这是裁判管辖豁免的问题。

其二，一国法院能否以外国国家或其机关或其财产作为其判决的执行对象？这是执行豁免的问题。

52、国家豁免原则的发展及现状根据传统的国际法，国家在国际法上所享有的管辖豁免是一种“绝对的”的豁免（absolute immunity）。

6根据这一原则，国家及其机关的所有行为，包括商业行为都无例外地在另一国的法院享有管辖豁免。

一国法院不得受理以外国国家作为被告的案件，一国法院不得受理针对外国国家行为的诉讼案件，外国国家财产也不得成为一国法院的诉讼对象，国家在外国的财产一般也不得为了执行当地法院的判决而被扣押和执行。

7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国家在国际法上享有的这种豁免只是针对外国法院的管辖豁免。

按照一般国际法，国家并不享有因其国际不法行为所导致的国际法上国家责任的豁免。

4. 引书同上，p.148。

5. 至于这类诉讼是否还涉及立法管辖豁免的问题，即一国法院是否有权根据适用于一外国国家行为的法律规则来评判该外国国家行为的是非曲直，则是一个目前尚未引起充分注意的问题。

达姆罗斯（Lori F. Damrosch, et al,）等编，《国际法案例与资料》（International Law Cases and Materials），西方出版集团（West Group），2001年，第四版，第1198页。

6. 需要注意的是，“绝对豁免”只是相对于后来“有限豁免”的学说而言。

其实，即使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豁免也并不是所谓“绝对的豁免”，这是因为，豁免是可以被放弃的，而且对于豁免也有一定的限制和例外，这种限制和例外随着国家不主张豁免的原因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变化。

参见布朗利，注2引书，第323页。

例如，虽然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曾一直坚持绝对豁免的原则，但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开展跨国商业贸易活动时却并不主张其享有外国法院的管辖豁免。

7. 此外，国家豁免的制度还包括一国法院无权对处于该国领域内的他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其他国家代表主张裁判管辖和执行管辖，除非得到该他国的同意。

长期以来，这种“绝对的管辖豁免”的学说，一贯为国际法理论和国家实践所支持。

美国著名的国际法学家海德说得十分明确和肯定：“公认的学说认为，国家不受另一国管辖，并且非经其同意，不受在另一国法院中对其提起的诉讼的管辖。

”8这方面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案例是1812年由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交易号诉麦克法登号案”（The Schooner Exchange v．McFaddon）。

9在该案的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一个主权者在任何方面不从属于另一主权者，他负有最高的义务不把自己或其主权权利置于另一主权者管辖之下，从而贬损其国家的尊严，……主权者的这种完全的平等与绝对的独立，以及迫使他们之间进行的相互交往和彼此通好的共同利益……导致每个主权者要放弃行使一部分排他性的领土管辖权，虽然后者（指排他性的领土管辖权）是每一个国家的属性。

”此后，美国各级法院都一直遵循“交易号案”的判例。

在19世纪英国及其他有关国家法院的判决也支持绝对国家豁免的学说。

因此，可以认为，绝对国家豁免业已成为确立的一般国际法原则。

20世纪以前，国家所涉及的事项较为单纯。

一般国家都不涉入商业活动。

因此，绝对豁免的学说在实践中很少产生疑义。

但是进入20世纪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由于国家普遍介入商业活动，例如在对外贸易方面实行垄断，并经营铁路、海运及邮政服务等。

特别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现以后，国家在经济和商业活动方面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使得绝对国家豁免的原则和实践受到挑战。

一些国家法院（主要是比利时和意大利的法院）在审理涉及外国国家的案件中把国家的行为分为所谓“统治行为”（acts jure imperii）和商业行为（acts jure gestionis）。

对于商业行为，一般不给予豁免。

这样，在国家豁免问题上就发展出所谓“有限豁免”（restrictive immunity）的学说与实践。

1926年，有13个国家订立了《关于国有船舶豁免的某些统一规则的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Relating to Immunity of State-owned Vessels）。

按照该公约的规定，缔约国不再给予从事商业活动的外国国有船舶在本国法院以管辖豁免。

10此后，根据有关统计，至少有20个国家的法院在涉及外国国家的诉讼中采取有限豁免的做法，另有11个国家原则上支持有限豁免的主张。

有限豁免的学说还反映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巴基斯坦、新加坡、南非、英国和美国等相关国家的立法中。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改变了长期奉行的绝对豁免的实践。

1952年，美国国务院代理法律顾问泰特（Tate）致函美国司法部（这封信后来被国际法学界称为“泰特信函”，Tate Letter），认为关于主权豁免的问题上存在两种学说，即绝对豁免和限制豁免说，而限制豁免说主张对外国的商业行为不给予豁免。

美国今后将采取限制豁免说，理由是，一，美国政府自己接受本国法院的管辖，8. 海德，《国际法，主要依照美国的解释和应用》，1947年，第一卷，第813页。

转引自陈体强，“国家主权豁免与国际法”，《中国国际法年刊》1984年卷。

9. 本案原告所有的“交易号”船，在1810年拿破仑战争期间被法国海军拿捕，并充为公船。

后来因避风驶入美国费城港。

该船的原来所有人在美国法院起诉要求归还该船。

该案一直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

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判决美国对此案无管辖权。

10. 然而，该公约恰恰证明，对从事商业活动的外国国有船舶行使管辖权是该公约缔约国同意的结果。

并且放弃美国国有船舶在外国的豁免；二，很多外国政府从事商业活动，应该使与这些政府作生意的个人权利能够在法院得以确定；三，“促使实行国营贸易的国家更加死硬坚持绝对豁免说的原因正是美国必须改变其政策的最有力的原因。

”采用限制豁免做法的根据是将国家的行为分为“统治行为”和“商业行为”而一外国的商业行为在本国法院不享有管辖豁免。

但是，究竟如何定义国家的行为是“统治性行为”或是“商业性行为”，国际法上并无定论。

在实践中通常产生混乱并引起外交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