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近代文学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变及作用(一)

试论中国近代文学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变及作用(一)

文学的活动是一项社会性活动.从作家创作到读者阅读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运行过程.这个过程有三个要素：作家、文本、读者。作家创作，经过辛勤的劳动，制作出文本；文本是作家精神成品的物化，它一旦脱离了作家，便成为独立的存在，经过传播手段的传播，如买卖、赠送、传抄、印刷等等，与读者见面；读者阅读文本，经过读者的接受，意味着这部文学作品被社会承认。这个过程可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有的作家的手稿直到他死后百年，方才与读者见面，被社会所接受；但是这个过程却不能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没有作家，自然创作不出文学作品；只有作家和读者，但没有作品文本，自然也算不上文学作品；但是如果文学作品写出来之后，只有作家一人为读者，最后这部作品随著作家的去世而消失，那么也就失去了文学作品存在的意义。

我们过去在文学的要素中，只重视作家，后来“接受美学”出现，使人们注意到读者。但是我们往往不重视文本的制作方式与传播方式对文学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其实，文本的制作与传播方式，往往制约著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阅读。例如，当文本是由甲骨、刻石、钟鼎制作时，由于制作材料的稀少，写作只能选择最为重要的事件，当时能够阅读作品的人数也不会多，只能局限于巫师、帝王和少数贵族。当文本是由笨重的竹简木片制作时，无论是用漆写还是用刀刻，都要受到制作材料的限制，于是作家的创作便只能选择最为精炼简约的文句。当时连秦始皇这样高贵奢华的读者，也只能用马车拉着有限而沉重的几百卷书四处巡游。当时的人倘若没有家财，没有祖上流传下来的书籍，没有名师的指点，又无法向人借阅，便只好与书籍无缘。于是出身寒门的庶族文人在文化上自然难于同世家大族的士族文人竞争。即使是在纸张发明之后，只要印刷问题没有解决，文本的流传依靠传抄，庶族文人作为整个阶层因为贫穷也往往难以同士族文人竞争。这或许也是出身庶族的曹操取得政权之后到他儿子曹丕又不得不同士族妥协的原因之一。只有在印刷问题得到解决的唐代，庶族文人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卖到书籍，他们才能作为阶层在政治文化上成为士族文人的强劲对手，直到完全压倒士族文人。因此文本制作传播方式，就象一只看不见的手，常常在背后制约著作家、读者，甚至影响到社会文化政治的发展。

文本的制作传播方式与一定的社会环境相联系，受到社会物质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和制约。中国历史上文本的制作传播方式曾经发生过三次重要的变化，他们都促成了社会文化的变化。第一次是文本由甲骨、刻石、钟鼎转为竹简、木片、帛书。（也有认为竹简、木片、帛书与甲骨、钟鼎同时，不过目前还缺乏实物上的证据。）它使作者脱离卜巫、颂谀，有条件从事学术研究，可以著述创作。文化的掌握者由贵族转向“士”，从而也为先秦的著述讲学创造了条件。作为中国的“轴心时代”，先秦竹子的讲学不仅奠定了后世社会文化思想基础，而且一直影响到现在。第二次是由于纸和雕板印刷的发明，大大降低了书籍的成本，加速了书籍的流通，扩大了文本的传播范围。这一变化促成了庶族文人集团的崛起，原来由于垄断文化在操纵政治上占有压倒优势的士族文人集团逐步失去了他们的优势，并且以后也不可能再形成士族文人集团。士族庶族文人集团的划分在庶族文人集团击败士族文人集团之后，便永久消失了。第三次变化是在近代。

纵观19世纪前后中国文学的三个要素，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9世纪初，文学的作者是士大夫，读者也是士大夫，文本是以雕版印刷的线装书为代表。到20世纪初，文学的作者已经以留学生和学堂里培养的学生为主，读者也以学生和市民为主，文本则为以活字排印，大机器印刷的平装书，它们以资本主义商业销售为传播手段，连文学语言也变为半文半白的浅近文言和白话。可以说，正是在十九世纪，文学的作者、文本、读者以及它们的运行机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大变革，即使是在中国古代思想极为活跃，社会急剧动荡的先秦时期，文学的各个要素也未曾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在一种社会文化变革的背后，往往有经济因素和物质生产因素在起作用，19世纪中国文学

的通俗化的背后便是如此，它与中国以往的文学通俗化最大的不同便在于：整个文学的社会运行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最重要的变化便是资本主义商业运行机制主宰了文学的社会运行机制，建立了新的传播模式。

中国古代书籍也曾采用商业化的营业方式，完全作为商品来生产销售。如《儒林外史》写到书商请马二先生编选八股文选本，便是讲好报酬，印出书来作为商品出售的。这种情况在小说中较为普遍，明末清初一些作家大量炮制才子佳人小说，可能就是应书商之约。不过这种商业化还停留在手工业作坊阶段，与近代的资本主义商业化不可同日而语。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形式和商业化营业方式组合的优势，集中体现在报刊和平装书的生产及销售上。报刊和平装书作为新的文本制作形式，在外观上就与中国传统文本——线装书不同。报刊和平装书容量大，可以用较小的字排印；出版快，出版周期最短在一天之内；价值低，普通老百姓也能购买消费。这些优势使得它们的传播范围远远超过了线装书。它们成为文学的文本，就注定了文学必须面向普通老百姓，必须通俗化，从而改变士大夫垄断文化的的局面。由于报刊和平装书的出现与迅猛发展，逼迫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士大夫们正视它们，适应它们，乃至在抗拒它们的过程中逐步衰亡。

文学社会运行机制的变化对于作者来说，是稿费制度的建立。中国古代也有稿费，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提到：“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自唐始盛。”宋人王懋和清人顾炎武则认为汉代就已经有了“润笔”。i]（1）但是，中国古代能够得到稿费的文学作品范围很小，大多只是为别人作的墓志铭。死者家属要请名家谀扬死者，让死者借重名家之名得以垂名后世，自然要付上丰厚的报酬，否则便不能打动名家。但是对那些文坛名家来说，能够直接换取报酬的文章只占他所做文章中的极少部分，而他本人以及当时和后世读者所推重的，却都是那些不能直接换取报酬的文章。士大夫必须是写那些不能直接换取报酬的文章出名之后，才会有人找上门来以高额报酬换取墓志铭一类的文章。因此，对士大夫来说，稿费只是外快，不存在专门为稿费创作、以稿费谋生的情形。古代士大夫的作品积累到一定数量，就自己掏钱请出版商刻成文集，分送亲朋好友弟子门生。作家名气大了，出版商刻印他们的文集，却不付稿酬。只有出版商约请选家选文或写小说才付报酬，但是选本却不付原作者的报酬，而小说当时又不算文学。所以在中国古代，稿酬对文学几乎不发生影响，士大夫一般不为钱写作，也不为普通老百姓写作，尽管儒家讲究关心民生疾苦，但是揭示民生疾苦的文章其实不是给老百姓看，希望他们起来改变自己的处境，而是让帝王权贵们看，促使他们注意到这会危及他们的统治。因此，这时也不存在人格独立的职业作家，以写作为谋生的职业。这种状况，在资本主义商业化运行机制主宰文学社会运行时，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19世纪的文学通俗化与报刊的问世，与西方传教士有着很大关系。中国近代最早问世的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是用雕版印刷的线装杂志，由教会免费散发，既没有运用机器复制，也没有进入商业化的营业方式。但是它是教会办的，读者对象不必局限于士大夫，又由于士大夫往往排斥基督教，所以该刊把寻求士大夫之外的读者作为办刊的宗旨。编者主张：“盖甚奥之书，不能有多用处，因能明甚奥之理者少故也。容易读书书者，若传正道，则世间多有用处。浅识者可以明白，愚者可以成得智，恶者可以改就善，善者可以进诸德，皆可也。”（2）已经试图改变士大夫专用的文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寻求更多的读者。

1861年11月，英国商人匹克乌德创办了《上海新报》，它是上海第一张中文报纸，用进口白报纸两面印刷，铅字排印，机器印刷，在外观上迥异于线装书。《上海新报》是营业性报纸，而且后来获利甚丰，以至英国商人美查看了眼红，放弃原来经营的茶叶和棉布生意，改而创办《申报》。

商人办的报刊与教会不同，它是追逐利润的，一开始就以打开销路、适应更多的读者需要为宗旨。《申报》创刊号的告白上，编者宣布：传统记事文“维其事或荒诞无稽，其文皆典赡有则，是仅能助儒者之清谈，未必为雅俗所共赏”。报纸必须面向广大读者，越出士大夫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