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早期现代性”及其他
发展社会学——精选推荐
发展社会学：浅析孔德与涂尔干对早期现代性的探索历史学家汤因比在1947年出版的《历史研究》一书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黑暗时代（675－1075），中世纪（1075－1475），现代时代（1475－1875），后现代时期（1875－至今）。
他划分的“现代时期”是指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
而他所认为的后现代时期，即是指1875年以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崩溃为特征的“动乱年代”。
社会学作为研究现代社会及其变迁的一门学科，是对现代社会特征的一种反思性分析，其关注的核心就是“现代性”的形成和命运我们也可以说社会学是为了探索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及其所带来的后果而诞生的，因此，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其命运就与现代性紧紧拴在一起了。
现代性反映的是现代社会中人和事物所具有的品质特征，它的反义词是传统性。
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
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
现代性应该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其二，思想文化方面，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开始建立，教育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持续产生，这些思想文化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
早期对现代性探索是从二分法的倾向来进行的，主要有孔德、斯宾塞、涂尔干、滕尼斯和马克思。
其中，涂尔干在仔细观察和深入研究了当时正在急剧变迁中的社会以后，用更加具有社会学特色额范畴——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来区分和概括变迁前后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从而发展了孔德关于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斯宾塞关于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的论述。
涂尔干认为现代性的起源是以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为标志的。
浅谈社会性质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过渡
浅谈社会性质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过渡社会性质的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过渡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进程，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等多个方面。
本文将以中国社会为例，浅谈社会性质的转变过程。
从前现代社会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以封建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形态，其特点是封建等级制度、农村经济和宗族文化的盛行。
封建制度下，社会关系以家族和长幼关系为基础，人们的生活依附于土地，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
城乡格局明显，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城市则为封建统治者所控制。
随着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性质开始发生转变。
工业革命引发了城市化进程，工业经济逐渐代替农业成为主导力量。
工业化带来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职业专业化得到了发展。
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个人之间的交往也趋于市场关系，经济利益成为人们行动的主要动力。
现代性的社会性质则与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
在现代性的社会中，政治体制由封建制度向现代国家制度过渡，民主制度开始普及，法治观念在社会中得到推广。
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传播更加快速便捷，社会交往形式也发生了改变，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更为多样化。
在中国，社会性质的转变经历了清末民初的颠覆性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探索阶段。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制度，在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方面带来了深刻变革。
然而在社会经济方面，中国仍然保持着农业社会的特征，并且受到了封建传统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转变。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推行，私有制逐步被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社会主义思想和价值观念在社会中蔚然成风。
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集体化运动、人民公社化改造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迎来了经济、科技等多方面的飞速发展，城乡差距缩小，农村人口城市化程度提高。
社会分工与流动加剧，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的需求多样化，个体的价值意识逐渐增强。
与此现代性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开始显现，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环境问题等。
浅谈社会性质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过渡
浅谈社会性质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过渡社会性质的变迁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
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过渡，是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重要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社会经历了许多深刻的变革和转型，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形成了新的社会性质。
本文将从前现代性和现代性的定义、特征和转变过程进行分析，探讨社会性质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过渡。
我们需要了解前现代性和现代性的含义。
前现代性通常指的是18世纪以前的社会性质，其特点是封建专制、传统宗教信仰、农耕经济、氏族社会等。
在这个时期，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主要是以农业为基础，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也较为固化。
而现代性则是从18世纪开始出现并逐渐成熟的社会性质，其特点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形成、国家民族主义的崛起等。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也日益趋向于多样化和灵活化。
社会性质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过渡，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社会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
工业革命的兴起是社会性质发生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得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此以前的手工业、家庭手工业转变为机器生产、工厂生产，推动了城市化和产业化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工业革命也使得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阶层分化趋向明显，从而加快了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的变革。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对社会性质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和控制能力大大提高，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改善。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催生了新的产业与职业，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使得现代社会的多样化与灵活化趋势日益加剧。
再则，政治与文化的变迁也是社会性质转变的重要因素。
现代性的兴起与传统宗教信仰的动摇，国家权力的强化与等级制度的逐渐瓦解，新的政治和文化模式的形成与传统的政治和文化形态的褪去，都是社会性质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过渡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变革。
浅论中国近代文学的前现代性特征
浅论中国近代文学的前现代性特征/h1中国近代文学,大概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期间的文学。
在这一段特殊的时期中,近代文学作为从古代文学转向现代文学的产物,其固有的时代标志是十分复杂、特别的。
中国近代文学的前现代性就是其典型特征之一。
根据前现代性这一特征,分析其出现及衍生出来的新形势特点,这些特点都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性作用。
1、对前现代性的理解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的前现代性,它代表着时代的发展进程,它是时间概念的一种,它强调一种前瞻、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与神话色彩的轮回或者往复循环的无心注意是相反的,是不可逆的。
它是以时代的进步为主线,根据当前社会发展的进程,对未来的展望及规划。
将现代动力与前现代性含义紧密结合起来。
例如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的文章中就曾这样描写,“在茫茫的大海上,东边有一只轮船随波出没,西边有一只帆船在洪波巨浪中颠簸。
帆船身长二十三四丈,却满身千疮百孔。
船上有八枝桅杆,前后六枝挂着旧帆,只有两枝新桅杆,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
”作者刘鹗将旧中国比作为这一艘旧帆船,并将这艘旧帆船和轮船对比,展示了作者对新事物,现代动力及机械动力期盼,强烈对比后的思想超越,这就是现代政治文化动力发展的结晶。
2、近现代文学的解析对近代文学研究的前提就要先了解近代文学中文学创作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各有不同并且涉及方面很广。
第一,对于文学创作的主要影响因素有自然及社会方面的因素,例如在地域上,不同的地域文化和社会风貌呈现出来的文学特点也不尽相同,在近代文学创作过程中,就出现了一地狱为特色的重要作家群体,并且在近代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这些作家在相同的社会人文背景、自然社会背景下,根据他们创作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考察他们对近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历史意义,对近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论证他们在历史的舞台上发展的历史意义,这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个人信仰、社会信仰及学术多样化的出现,同样也影响着文学的创作,例如在宗教政策的影响下,宗教谁赢时代的发展有更广阔的发展,儒家思想以往的大一统思想地位也不在,西方商业文化及草原的游牧民族文化以其政治经济方面强有力的地位,对社会各界个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被人们看作为神明的教条和信仰备受冲击,在社会价值观、人生价值观、道德观念等方面及一些镌刻在人们内心的安土重迁、重农抑商等观念都拥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现代性的起源与分类按照一般的说法，现代性发源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到18、19世纪之交初步形成，是一个摆脱迷信、愚昧和专制的过程，也是一个追求理性、科学和自由的过程。
[1]但其实，现代性的来源要复杂得多。
姚斯认为它于十世纪末期首次被使用，它用于指称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的时期，目的在于把古代与现代区别。
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种面具》中，认为现代性观念起源于基督教的末世教义的世界观。
历史学家汤则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黑暗时代（675－1075），中世纪（1075－1475），现代时代（1475－1875），后现代时期（1875－至今）。
他划分的“现代时期”是指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
而他所认为的后现代时期，即是指1875年以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崩溃为特征的“动乱年代”。
现在一般意义上把现代性视为与资本主义同源的东西，但即便如此，资本主义的起源依旧是一个含糊的时间段而决非明晰的时间点。
现代性无疑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的概念，内涵比较庞杂。
因此，如果要进行详细的辨析最好先对其进行分类。
韦伯从宗教和形而上角度分离现代性，从而得到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方面。
加拿大学者Charles Taylor的文章《两种现代性》中，他综合了一般国外学者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提出了现代性的两种模式，其一就是从韦伯的思路发展出来“科技的传统”，出发点在于所谓现代性的发展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从西方的启蒙主义以后，理性的发展，工具的理性，工业革命到科技发展，甚至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上资本主义，这一系列的潮流是不可避免的。
韦伯当时创出了一个名词，叫“合理化”。
这个传统后常为一般的社会学家所用。
在科学现代性方面，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
“现代性”及其前后
彭富春：“现代性”及其前后１．问题２．前现代性３．现代性４．后现代性１．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现代性成为了一个问题。
但现代性原本只是一个西方的问题，而且只具备一重的意义，不具备多重的意义。
这就是说，它是自启蒙以来西方历史独特的规定性，而不是全球历史普遍的规定性。
但现代性目前也许变成了全球的问题，至少也变成了中国的问题。
如中国十九世纪以来关于现代化和现代性等等的话题的出现，讨论和实践。
问题不仅意味着对于已经存在之物的质疑，而且意味着对于未来存在之物的探询，因此也是对于我们当下存在境遇揭示的追求。
问题本身包括了提问和解答，并具有多重维度：它是什么？它为何是？它如何是？现代性作为一个问题也是如此，如现代性是什么？现代性为何建立？现代性如何建立？这些问题已经向中国提出。
但现代性作为中国的问题并不只是这样。
它实际上意味着，人们不仅没有回答现代性的问题，而且没有提出现代性的问题，也就是没有将现代性的问题性作为问题性来思考。
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性集中体现在所谓的对于现代性的焦虑。
焦虑体验到了问题本身对于人们的压力。
但压力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一物对另一物产生了重量，并使另一物无法承受。
问题作为压力，让人们对于问题束手无策，亦即人们不知道如何理解问题，同时也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现代性的焦虑本身就交织了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正好掩盖了现代性的问题性。
首先，中国是否要完成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变？其次，中国也是否要完成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最后，西方的道路对于中国是否具有某种借鉴意义？这些问题都相互纠结在一起，使人们往往处于思想的两难处境而焦虑。
为了解除思想的焦虑，我们必须进入到问题自身，探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各自意味着什么，它们的边界立于何处，同时它们的差异和关系是什么，它们是如何转换的，并由此比较中西历史的不同，借此来揭示当代中国思想的建设之路。
２．前现代性为了确定现代性的独特意义，我们必须将它置于历史的维度，即分析现代性与它相关并被中断了的前现代性的关联。
中国早期社会现代化历程及启示
缺乏自主性
中国早期社会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 下被动开始的，缺乏自主性和创新性。
3
文化冲突与融合问题
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 突与融合问题一直存在，影响着社会稳定与发展 。
早期社会现代化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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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开放才能带来繁荣和发展。
重视教育
中国早期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教 育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发展，这 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经 验，即教育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
推进科技创新
中国早期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科 技创新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和发展 ，这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成功 的经验，即科技创新是现代化的
重要动力。
对未来的展望
推动了社会的变革
西方列强的侵略促使中国社会开始进行自我改革，探索现代化的道 路。
传03
封建制度的瓦解
西方列强的入侵加速了封 建制度的瓦解，为现代化 进程奠定了基础。
社会结构的重塑
传统社会的解体促进了社 会结构的重塑，为现代化 进程提供了新的社会基础 。
文化观念的转变
传统社会的解体促使中国 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传统文 化观念，推动了文化观念 的转变。
早期社会现代化通常是由一些先进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者推动的， 他们意识到传统社会的不足和落后，因此提出各种方案和措施，以加速
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早期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各种力量和因素的交织，包 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这个过程通常伴随着各种矛盾和冲突， 但也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和进步。
中国早期社会现代化历程及启示
浅谈社会性质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过渡
浅谈社会性质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过渡社会性质的演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演变，呈现出了明显的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过渡过程。
这一过渡不仅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更涉及到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
本文将从前现代性和现代性两个概念入手，探讨社会性质的过渡过程，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些思考和启示。
一、前现代性和现代性的概念前现代性是指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之前的社会形态，通常与封建社会、农业社会等相联系。
在前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农耕，社会结构以封建制度为主导，经济交换以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为主，政治制度多为君主专制或贵族统治。
前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更加注重传统、家庭和宗教，人们的思维方式相对固化，社会等级分明，人际关系多以封建主义和家族关系为依托。
相比之下，现代性则是指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兴起后的社会形态，其特征主要包括工业化、城市化、近代国家以及现代文明，其中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市场主义等价值观念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生产方式以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为主，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政治形式多为民主共和国家，经济交换以货币为中介，人们的生活更加注重个人利益和自由，人际关系也更加多元化和平等化。
1. 经济结构的变迁在前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方式主要以农业为主，经济交换主要以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为主。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工业化生产逐渐替代了农业生产，市场经济开始成为主导，经济活动逐渐依赖于货币形式的交换。
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改变了社会分工和阶级结构，加速了城市化、现代化进程。
2. 政治形态的变化前现代社会的政治形态多为君主制度或贵族统治，封建等级制度严重束缚了人们的自由和权利。
而随着现代性的到来，民主共和国家开始逐渐盛行，政治权利不再只局限于王室和贵族，而是逐渐扩大到广大人民群众手中，人民开始拥有参与政治和表达意见的权利。
3. 价值观念的转变前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主要以传统、家庭和宗教为主导，人们的思维方式相对固化，社会等级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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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关于“早期现代性”及其他作者：汪晖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1年01月25日更新时间：2011年08月28日日本有关中国的知识不只是少数中国研究专家的成果，而且也是近代日本的复杂知识生产过程的产物;日本对于中国的理解不但包含了不同的观点、立场和要素，而且也产生于日本思想者对于日本在世界和亚洲区域的自我定位。
事实上，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提出的一系列命题也对欧洲和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代中国承续了清代的幅员和人口构成，关于现代中国的解释也不得不涉及如何解释清代的历史。
在历史研究领域，一些历史学家重新讨论帝国范畴，其主要目的是从多元性政治共同体的角度思考民族-国家的限度。
将这一范畴引入对于现代历史的描述，也意味着单一主权的国家体系及其形式平等的规范关系并不能提供关于国家形态和国际关系的实质描述。
19世纪以降的中国现代变迁是对欧洲资本主义造成的世界性变迁的回应。
由于这一变迁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其他剥夺形式为动力，所谓回应不可避免地是学习和抵抗的双重过程。
抵抗性深藏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脉络之中，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之一。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终于有了它的日文节译本，我由衷地高兴。
2005-2006年，我曾以此书若干章节为中心，在东京大学开设研究生讨论课程。
也是在这个时期，日本的前辈和同行曾就此书举办过三次讨论，我从他们的评论中获益匪浅。
这部著作长达1700页，共计四卷，各卷有一个题目，分别是《理与物》、《帝国与国家》、《公理与反公理》、《科学话语共同体》，初版于2004年，2008年又出版了修订版，现在的日文版主要由原著的导论和总论、新版序言及有关区域视野的独立文章构成，与其说是对全书各章节的概述，不如说是在各章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所做的理论概括。
对于并非中国思想领域的读者而言，这样的安排可以避免过于琐细的资料罗列和分析，适合于进行思想的对话，而这正是我所期待的。
这部日文本的出版，对我而言也有特殊的意义。
在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我不但有机会多次访问日本，向日本的前辈和同行请教，而且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和叙述也逐渐地成为我的思考和对话的对象之一。
在这方面，我尤其得益于沟口雄三先生。
我们相识于1991年为创办《学人》丛刊而在东京召开的学术会议，此后有了近二十年的交往。
1993年春天，我们同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访问，在他的指点下，我开始了解日本的中国研究和中国观。
日本有关中国的知识不只是少数中国研究专家的成果，而且也是近代日本的复杂知识生产过程的产物;日本对于中国的理解不但包含了不同的观点、立场和要素，而且也产生于日本思想者对于日本在世界和亚洲区域的自我定位。
事实上，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提出的一系列命题也对欧洲和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正由于此，当我从日本的中国研究中汲取资源，并试图与之对话之时，我发觉这一对话不可能仅限于日本的中国观，也必然涉及更为广阔的领域。
例如，日本中国研究中提出的近世和近代的概念、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问题、亚洲和东洋等范畴，离开欧洲和整个世界历史的视野，也是无法把握的。
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新版序言中，我对全书的基本思想进行了阐述和反思。
兹就四个问题做一点补充性的说明。
第一个问题是“早期现代”(early modern)的概念。
日本现代史学在中古与近代之间，曾经提出过“近世”的概念，例如京都学派有关“宋代资本主义”的阐述就与“东洋的近世”的命题相互匹配。
2000年，当我和几位来自欧洲、印度和拉丁美洲的历史学家一起讨论“早期现代”问题时，我很自然地将这个概念与日本的“近世”概念加以比较。
“早期现代”的概念与“近世”概念有些相似性，显然留有某种目的论的痕迹，为什么我在批判目的论的历史叙事的同时，仍然保留了这一概念在我看来，一切概念都是在运用中展示其意义，“早期现代”的概念并不等同于认可现代性的目的论。
首先，“早期现代”概念主要针对的是那种将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及其扩张作为现代性根源的叙事，从而明显地区别于“殖民现代性”、“革命现代性”或作为对于西方挑战之回应的“现代性”的其他形态，因此，这一概念包含着将“现代”从欧洲资本主义的单一框架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
其次，不同于“古代-中古-近世-现代”的线性逻辑，我在书中反复论证“早期现代”不是一种确定的历史时期，而是一种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它不能被固定在线性时间的某一个点上，也并不意味着早期现代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普遍的或高级的现代性的到来。
这一概念只是提示着不同区域的历史中存在着一些“现代现象”，它们得以产生的动力和得以表述的范畴都不同于19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及各种伴生现象—民族国家、市场经济、个人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政治形式。
第三，早期现代的概念为一种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关系之外观察和反思现代提供了可能性。
与资本主义扩张相伴随的，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各种文化霸权的形态，在二十世纪的欧洲和其他边缘区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抵抗运动，其中之一，是诉诸“传统”及其价值对于这一进程进行批判性的抵抗。
但是，传统这一整体概念只有在与现代的对峙之中才能成立(总体化)，它无法从其内部分解出另类现代性的要素。
早期现代的概念从认识论上提供了一种从另类现代的视野反思现代性的可能—如果存在着一种不同于殖民现代性或革命现代性的现代，这一另类现代对于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稍后在解释“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概念时再做补充论述。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帝国”概念的运用，以及对于“中国”范畴的解释。
近代中国承续了清代的幅员和人口构成，关于现代中国的解释也不得不涉及如何解释清代的历史。
在历史研究领域，一些历史学家重新讨论帝国范畴，其主要目的是从多元性政治共同体的角度思考民族-国家的限度。
将这一范畴引入对于现代历史的描述，也意味着单一主权的国家体系及其形式平等的规范关系并不能提供关于国家形态和国际关系的实质描述。
与其他帝国史相比，中国历史的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蒙古人、满洲人等建立的所谓“征服王朝”最终将自己纳入了中国王朝谱系之中儒家的政治文化在这些新王朝的合法性建构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这一合法性建构的过程中，儒家政治文化与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关系如何或者说，如何理解中国历史在这类巨大历史事变和转折中呈现的“连续性”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集中地体现在有关“汉化”和“胡化”的辩论之中。
这一跨越了几十年的争论在最近美国的“新清史”研究中以不同的方式再度展开：“汉化”是晚清以降中国历史叙述的一个主导性的模式，而“新清史”的学者反对将单一的、统一的中国视为一个自古而来的政治体，以“征服王朝”及其独特的族性认同为据批评“汉化”的中国观。
从历史叙述上看，“新清史”在中国历史中区分出两个王朝谱系，即以北魏、辽、金、元和清等北方民族建立的“征服王朝”与宋、明等“传统中华帝国模式”相互区别，认为清代政治体制的特点是以八旗制度为依托的“种族性”。
两派学者均承认清朝的多元性，但前者强调清代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源自一个持续不断的“汉化”过程，从而为从连续性的观点理解现代中国提供了前提;而后者将中国视为不断变化的符号，认为清朝多民族帝国以其制度和文化上的满清特性为前提，从而提供了一种断裂性的历史解释。
从空间上看，这一观点也与欧洲的东方知识有关内中国(即所谓China Proper)和外中国的区分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化”的提法源自晚清民族主义的思想，它在解释中国历史中的民族融合现象时过分地将这一复杂、多面的过程凝聚在“汉”这一概念之上。
如所周知，“汉”这一概念本非种族的概念，但在近代民族主义的浪潮中，正如国家、文明等概念一样，这一范畴也经历了种族化的过程。
在这一背景下，由“汉化”概念折射出的中国概念弱化了“中国”范畴在历史中的变异及内部多元性。
我个人倾向于用“中国化”这一概念取代“汉化”的概念，其主要的理由包括如下四个方面：一、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在保持自身的民族特性的同时，也力图将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中国王朝的谱系之上。
这一认同是主动的，不宜于用汉化这一被动性的概念加以描述。
例如，金、元和满洲统治者都曾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法律和制度安排及经学解释，建构自身作为中国王朝的合法性;经由他们建构的“中国”，其内涵和外延也都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
中国化的概念不是将断裂与连续性的概念对立起来，而是将两者统合于一个承认变化和多元性的中国概念之上。
二、这些王朝的中国化既不是单一的融合过程，也不是单向的征服过程，它涉及复杂的“承认”关系。
这一承认关系既包括中原地区的人民对王朝正统的承认，也包括周边王朝和欧洲国家在朝贡关系或外交关系中对于这些王朝(尤其是清王朝)作为中国王朝的承认。
无论在哪一个层面，承认都不是单向的。
例如，汉人和其他族群对于清王朝的承认是与他们在王朝内部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我把它界定为一种不同于现代平等主义的争取平等的斗争;周边王朝对于清朝作为中国的承认也伴随着清朝将自身建构为中国王朝并承续中国王朝的世界角色的自觉努力。
三、中国化也是以王朝内部的移民、通婚、风俗变迁、相应的制度调整和其他社会流动为日常生活的基础的。
移民、通婚、风俗变迁、制度调整和其他社会流动是世界历史中的普遍现象，在中国历史中，这些变化和融合也包含着局部的伊斯兰化、蒙古化、满洲化和汉化过程，但在王朝建设中，这些要素最终以“中国化”为主导的方向。
人们通常将这一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放在中国文明的开放性的范畴内加以解释，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开放性不同于单方面的吸纳和包容，不排斥紧张和斗争，也并未取消多样性。
从王朝演变的角度看，开放性意味着一个政治过程，而一种承认宗教、文化和其他认同的多样性的文明也必然是政治性的文明。
四、正由于此，“中国化”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单一性，无论是多民族统一王朝，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国的统一性都不能等同于单一性的政治体，恰恰相反，这是一个“跨体系社会”，即一个跨族群、跨宗教、跨语言甚至跨文明的政治体，它的政治统一始终是以“跨体系性”为其前提的。
跨体系社会，以及跨社会体系等概念，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单一性的政治体、也不同于儒教文明圈或汉字文化圈等范畴的认识框架，它提示了一种在异质与趋同的动态关系中理解中国及其政治文化的方式。
第三个问题是“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命题。
现代中国承续了清代国家的人口、幅员和其他社会——政治遗产，但两者的政治认同和社会-政治体制有着深刻的差异。
我们不能单纯地从连续性的角度论述两者的关系。
从王权到共和的转变，从农业-游牧帝国向以工业和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系的转变，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公民权、人民主权、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清晰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范畴、民族和民族区域等概念、阶级、政党和党国等体制等等都是全新的范畴，我们无法在旧有的政治文化中给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