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内容提要】传统政治文化的自身特点和消极因素，严重制约了政治现代化发展进程。

为顺利实现这一社会发展重要目标，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实现政治现代化必然要求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自近代以来进行的现代化转型至今尚未完成。

在现时代，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培育公民社会、大力推进人伦文化向科学文化的转型、着力实现执政的政党文化的转型是实现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政治文化转型；政治现代化；民主一国的政治现代化与该国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

如G·A·阿尔蒙德所言：“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根植于一套意义和目的之中。

我们谈及对政治的态度、政治价值、意识形态、民族特征、文化精神，所有这些概念的困难是它们的意义过于含混和弥散”。

因此，“每一个政治文化体系都根植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称为‘政治文化’”。

我们需要关注政治文化，它在存在多样性差异的同时，具有着民族性。

作为民族的政治文化，就包括有人们的政治认知、态度、愿望、情绪，也即人们的政治信仰、理想、政治感情、政治价值取向等；同时，也包括人们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以至政治理论等”。

某种程度上讲，它是潜藏着的、最深层的、最难以改变的东西。

G·A·阿尔蒙德也说，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

我们需要关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它存在于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中，渗透于人们的政治生活中。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相伴而生的，是持续至今的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而身处这一浪潮之中的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和制度却都有其产生和适用的社会文化环境，因此，原封不动地照搬或模仿从来不会成功，只有立足于国情与时代，面向未来，在继承、借鉴、吸收、融合的基础上才能成功实现政治的现代化。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理念模式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则对应有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念。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来自于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以分散的小农自然经济方式为基础形成的宗法族制社会结构，儒家学说成为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

这三者结成互为关联、稳固僵滞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架构，即自然经济模式要求宗法族制的社会构造，宗法族制的社会构造催生出伦理化的政治规范和意识形态，伦理化的政治规范与意识形态又维护和加强着自然经济方式和宗法族制的社会构造，它们三位一体，相互依存，成为孕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土壤。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相互关联。

漫长的封建社会建立了一整套系统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

并在其发展巩固中日趋严密。

其中形成的政治文化逐渐沉积在每个人的心中。

指导着个体的政治行为，体现着特定的政治模式。

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主体是：以封建社会中长期形成的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的政治文化。

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1，国家观念上实为家国同构。

虽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实质却是家、国同一的，两者相联成为一个。

共同体”，君主的统治形式也是。

家天下”的。

无论是家还是国，“家长”总有着独一无二的权威，尊卑有别，长幼有序，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原则。

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之间，国家显得至高无上，个人只有在国家中才显出价值，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个人的弱化、国家(君主)的突出体现出家国之中的国家意识、家族认同。

也体现出权力崇拜和人身依附观。

在家国同构的体系中。

个人、家庭、国家都被定位，都在依据一定的政治原则做出相应的政治行为。

家国同构是国家观念，是伦理原则，也是价值选择。

2,政治思想上主张君主民本。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就是‘民本君主’，即把政治体看作是君王和臣民这两个部分组成的统一整体，君王和臣民作为整个政治体的组成要素，它们密不可分。

”中国传统社会是尊君的，君主是国家的化身与象征，虽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但重民最终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

统治者认识到，人心向背是其政权稳定的基础，而君主民本也是处理君民关系的政治实践方式。

对于广大“臣民”来说，在长期的“教化”之下，认识到君主有着无尚的权威，是“天子”。

忠君成为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品格。

3,统治方式上重视伦常秩序。

道德伦理、纲常秩序是人的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关系成为政治统治的必要秩序，儒家学说为其提供了政治思想上的支持。

统治者力求做到。

圣贤之君”，寻求“德治”，民众对君主是顺从依附的，祖宗遗下的规矩不可更改，且日渐巩固了它的生长根基，这符合其主流文化。

因此，人要维护纲常。

讲求。

慎独”。

“自律”，把自我的言行纳入统治者的轨道，而这种“自律”文化却远离了法的权威，强化了权力意识。

4,价值取向上的权力本位。

集权式的专制使臣民文化得到张扬。

对皇权的崇拜，对明君、圣主、清官的期盼，都基于一种对权威的认同，国家、君主的政治权力得到无限扩大。

在漫长传统社会的浸润中，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架构形成了对政治权力无上尊崇和顺从的国民性特点。

即使要打倒旧权威，也必须通过树立同质的新权威来实现。

二，现时代推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必要性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潜藏着的最深层的最难以改变的东西。

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长期发展中会形成一种“路径依赖”，而这种非正式的力量会在无形中对正式制度的良性运转产生深刻的影响，不打破这种“路径依赖”，实现“路径跳跃”便无法创新和持续发展。

考察菲律宾的民主政治建设过程对我们不无启发，“在制度层面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菲律宾仍蹒跚与传统与现代政治文化之间，在传统的惯性与现代的冲突之间经受着折磨。

”尽管其在制度层面已实现全面民主化，但政治文化领域仍然受传统的权威主义、主从观念、世袭制、裙带关系等的影响，使传统政治文化转化为现代极端“人情化”的政治。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有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它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渗透入人们的政治生活，因此，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政治文化作用极大。

先进的政治文化是民主化进程的精神动力，落后的政治文化则会体现一种意识形态的障碍与阻力。

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不仅指物质文明，而且包括观念、政治生活等精神领域的现代化。

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启动，中国已经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选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必然要实现整体性现代转型，这是由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和传统政治文化自身特点所决定的。

1．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政治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它一旦形成便表现出比较稳定的性质；但随着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政治文化也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政治文化的时代性和历史继承性特征，中国的政治文化也不例外。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从经济上、政治上、阶级结构上逐步扫除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孕育和生长的社会基础，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结构、环境以及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根本不同于古代社会，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必然要进行现代转换的社会历史前提和客观根据。

2．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因素制约和限制了现代化的发展和实现。

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随着整个社会的深刻变革，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呈现较为明显的非同步性，尤其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作用凸现出来。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和专制主义的基础上。

臣属心理、权力本位、贱民思想、人治观念等等，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

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思想则相当地匮乏。

可以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这些消极负面因素已经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发展的“绊脚石”，使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一直是步履蹒跚、一波三折。

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如果要从现代化的阻滞力变为现代化的内在趋助力，则必须要经历深刻的根本性变革和创造性转型。

3．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自身缺乏自我超越的内在动力。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以自然主义精神为主导，以感性经验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类型，这种类型的政治文化是极其缺乏自我超越的内在动力的。

有几千年连绵不断血脉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系带有极强的自在性、重复性、稳定性、保守性和惰性，而缺少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进步性特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所代表的理性精神，非但没有形成对感性经验主义的超越。

反而表现出对感性经验主义政治文化结构的高度认同、肯定和强化，进而在根本上扼制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内在动力机制的形成，这是传统政治文化必然要进行根本性变革的主要内因所在。

因此，回应世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根据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实际，满足政治文化变革的根本要求，推动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型，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艰难历程以传统社会相适应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面临转型的阵痛，专制集权与人治的传统伴随着社会整体转型向政治民主化曲折前行，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则更为艰难而又更为重要。

中国政治民主化与近代社会的转型相伴而来，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国人首先在器物层面进行反思，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运动的肇始。

接着，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证明国人开始从政治制度层面进行探求，开始了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可视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开端。

辛亥革命的社会力量和思想准备都很不充分，辛亥革命党人向北洋军阀势力的妥协，使人民仍然面临“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的形势，这让有识之士深刻反思。

陈独秀说：“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他进而认为民主共和“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理论上保守纲常阶级制……此绝对不可能之事”，因而继“政治的觉悟”之后，“理论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文化的转型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深入到思想价值观念层面。

在当时的五四先哲看来，所谓“伦理的觉悟”就是要以适应民主共和制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取代儒家的纲常民教。

有鉴于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薄弱,他们除主张政治的民主外，更注重“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并且主张“经济的民主”、“社会的民主”，后者使民主观念发生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向社会主义民主的转变。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场现代政治文化的启蒙运动，打破了中国千年来的文化封闭状态，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启迪了一大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使中国从多种异质文明中选择了最合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建立了真正新型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历史过程，正体现了政治文化变革对政治民主化得极端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