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评析

“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评析杜恂诚2012-08-29 11:25:51 来源：《社会科学》2011年11期【内容提要】美国学者格里高利〃克拉克把工业革命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崛起，和中国等亚非国家的持续落后所形成的所谓“大分流”，归因于所谓文化因素，即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各国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和企业管理水平，而劳动态度和管理水平则决定了劳动效率，从而决定了各国经济的不同走向和发展水平。

他在进行中国和英美比较时使用了1910年棉纺织业劳动力使用效率作为证据。

事实上，他把机器棉纺织工业刚起步不久的中国与工业革命已开展100多年的英美作静态比较，并得出文化差异的结论，是不合理的。

在1910年以后的二三十年中，中国机器棉纺织业劳动力使用效率有明显的提升，提升的原因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管理人员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工人职业培训的加强、工人“自治”制度的实施等；但负面的制约因素持续存在，如货币和经济的大幅波动、社会和政治局势的动荡、国民教育水平提升缓慢、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等。

这些有待于国家的全面转型。

这些正面和负面的因素说明：随着企业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进，劳动效率就会不断提高。

文化差异并不妨碍制度改进。

“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很难成立。

【关键词】大分流文化差异机器棉纺织业劳动效率一、“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世界经济大致从18世纪起出现了所谓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即有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人均收入快速提高，成为越来越富裕的国家，而有些国家则继续其贫穷、落后的状况，改变甚少。

对于“大分流”原因的探讨，是包括经济学界、历史学界等在内的世界各国很多学者长期研究的最主要的学术课题之一，并产生出好几种有价值的却彼此不同的观点。

笔者大致上把这些观点分成两类：一类是综合因素观点，一类是特殊因素观点。

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西方国家的兴起是经济、政治、法制、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综合因素的结果，认为“最大的错误莫过于硬说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经济制度’”①。

迈克尔·曼认为，“各个社会及其发展都是社会权力四种来源的产物。

这四种来源是指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权力”②，欧洲奇迹的产生也必须从这四个方面来加以综合分析。

持特殊因素观点的学者并非不注重综合因素，但他们认为某种特殊的因素起了最基本的最关键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作用是最基础的，因此，英国等西方国家率先产生和发展了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于是国家在上层建筑等方面也率先向现代转型，确立了先行的优势。

诺斯和托马斯对各项制度，尤其是私有产权制度给予了突出的重视，认为正是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催生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西方国家由此兴起③。

马克斯·韦伯则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他认为新教伦理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中国的传统儒教因为只能被动地适应世界，因而是不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因素④。

新起的美国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彭慕兰则强调“地下和海外”(煤和海外殖民地)的第一位的重要性⑤。

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广义地说也可以归结为文化背景，他曾用投资数额的高低说明新教徒在经济上的上进心强过天主教徒，但这并不是他理论的主体部分。

对于新教徒，他并没有区分职业人群或社会阶层。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系教授格里高利·克拉克也把大分流归因于文化因素，他的著作《应该读点经济史——一部世界经济简史》⑥通篇没有只字正面论述各国文化，但他在论述“大分流”时，聚焦于英美等西方国家与中印等落后国家的劳动力效率的比较，认为两者高低悬殊，而劳动力效率又是由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决定的。

作者的潜台词就是：各国劳动者不同的劳动态度决定于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

他指出，1910年前后，美国北部的一个环锭纺纱工可以负责900个纱锭，而一个中国工人只能负责170个。

美国北部的一个工人可以同时控制8台普通织机，而一个中国工人只能控制1～2台。

普通织机工的配备数量差异为6∶1⑦。

他引用1929年的一篇杂志评论说：“如果兰开夏的工厂里只需要雇用一个工人，那么印度纺织工厂里就要雇用3个人。

”又引用1930年一位纺织专家的话说：“印度的劳动力效率非常低，很可能仅比中国的劳动力效率略高。

与中国一样，这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而且纪律性都很差。

”⑧关于“印度工人的态度和行为”，在1909年印度工厂劳动力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有详细描述：“大量印度工人可以任意缺勤，而来上班的工人可以随意迟到、早退、在工作时吃东西或抽烟。

如果工人离开了机器，其他工人会代为监管机器。

事实上，制造商们称工人们自发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轮班制。

印度工厂的院子里要有饭店、理发店、饮料店以及其他供工人们休息的设施。

据说，有些母亲甚至把孩子也带到工厂，而工人的亲戚会到工厂来送食物。

‘孟买的工厂极度缺乏监管。

’有一个管理人员甚至称，工人们通常‘在工厂里洗漱、洗澡、洗衣服、吸烟、刮胡子、睡觉、吃饭，而且通常与一堆人聚在一起’。

”⑨他还指出，中国工人的劳动力效率比印度工人还要低，他们的劳动态度和纪律性同样应该是很差的。

格里高利·克拉克在《应该读点经济史——一部世界经济简史》中，对于1800年之前的世界经济史有甚为独到和精辟的见解，对于马尔萨斯经济的分析观点清晰，环环紧扣，层层递进，不失为难得的佳作，但对“大分流”的分析则不能令人满意，思想暗淡，观点游移，浅尝辄止，匆匆收尾。

而他对中印工人劳动力效率的分析正是在其不能令人满意的篇章之中。

二、比较方法不科学这样的对比，有两个十分明显的不合理处：其一是静态比较而忽略了中国等落后国家的发展变化；其二是忽视了技术和设备的结构性差异所导致的劳动力效率差异。

1910年前后的英国和美国的棉纺织业，前者距工业革命的发生已150年之久，后者也应该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而中国第一家官督商办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设立才20来年，中国民营纺织企业的萌生更晚，只有10来年，中西纺织业劳动力效率有很大差异是很自然的。

英美纺织业的工厂制度也是从初创到发展，逐步完善起来的，在工厂制度产生的初期，失地农民进厂后对纪律的不习惯、技术的不成熟、工头制管理等也曾经流行过，那时的劳动力效率肯定大大低于1910年时的水平。

英美棉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是逐步提高的。

静态地比较，不能说明问题。

实际上，1910年以后，中国机器棉纺织工业的工人劳动效率有显著进步。

大约在欧战前，从清花、梳棉到出纱，每万锭需用工人600名，织布每百台机需用工人236名；20年代，分别减为550名和185名；30年代中期，再减为220名和165名(10)。

从表1中可见，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全国华商纱厂工人的劳动效率是提高很快的。

即使是在1911年以后不长的时间段内，中国纺织工人的劳动效率也有明显的提升。

据农商部统计，1914年全国有纱锭332816枚，纺织工人总数30120人，平均每个工人分担11.05枚纱锭；而1917年纱锭总数565868枚，纺织工人总数41475人，平均每个工人分担13.64枚(11)。

可见在短短的4年内，纺织工人的劳动效率就提升了23.4%。

拿在中国本国私人棉纺织业中的领军企业荣氏的申新三厂来说，据1935年1月的总结：“纱锭管理，每万枚由五百人进步到二百五十人；布机管理，由每人二台而进步到每人四台，新购的自动布机，还三四倍于此数”(12)。

每万锭500人，每人分担20锭，这已经比1917年的效率提升了很多，而每万锭250人，则每人分担40锭，效率又在20锭的基础上翻了一倍。

布机的管理效率也是一样。

其他申新纱厂的劳动效率也在提高。

表2所反映的是申新一厂和八厂的情况。

申新一、八厂工人的劳动效率在1931-1936年间提高了一倍。

这就是说，中国棉纺织工人的劳动效率虽然起点低，但它是不断进步的。

不能用静止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工人的劳动效率，并由此得出劳动态度和文化背景方面的结论。

技术和设备的结构性差异也会导致劳动力效率差异。

中国本国企业家所办的纺织厂，技术和设备相对比较落后，所产棉纱以低支纱(即10支、12支、16支)的粗纱为主，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棉纺织业则以生产高支纱(即20支及以上)的细纱为主。

即便是在中国投资设立的日本棉纺织厂，虽然在技术和设备方面赶不上其国内的纱厂，但也要优越于中国企业家所办的工厂(13)。

1929年度中国人所办的纱厂所生产的20支及以上的纱产量仅占其总产量的37.5%，其余大部分的产品都是低于20支的粗纱，而日本在华纱厂所生产的20支及以上的纱产量要占到其总产量的75.8%(14)。

而据专业人士的调查研究，“纺细支纱需要工人较少，纺粗支纱需要工人较多，因为纺粗支纱时，清棉、弹棉、梳棉、并条、粗纺等前纺部分所需机器比纺细支纱时为多，而换筒、换管、落纱等工作也比纺细支纱为繁”(15)。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棉纺织业纺细纱，中国人的纱厂纺粗纱，这种技术和设备的机构性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力效率。

而这一点在克拉克的书中完全没有提及。

三、中国棉纺织业劳动力效率提升的原因中国棉纺织业劳动力效率提升的原因大致有如下三点，即管理改革、教育和培训投入以及给企业员工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

1、管理改革在美国攻读农学、植棉、纺织和企业管理的穆藕初，回国后相继创办和经营德大、厚生、豫丰等棉纺织厂。

在他最初管理纱厂的时候，中国工人的劳动效率是远不及美国工人的。

当时一个美国女工可以管理1000枚纱锭，而一个中国女工只管200枚纱锭。

穆藕初就试验节减劳动力，让一个女工管理400枚纱锭。

他本人观察的结果是：这不仅可能，而且绰绰有余。

但女工们都说这样太累，做不下去。

找工头询问后，他才知道，女工们是怕效率提高后有人会失业，才故意说做不下去的(16)。

这与其说是一个文化现象，还不如说是管理制度的落后所造成的。

而管理制度的改革因为涉及既得利益集团，必定是艰难的。

一个工人的劳动效率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升100%，可是在当时的工头制度下，就是做不成。

穆藕初怀抱远大理想从事纱厂的管理改革，最后还是没能完全冲破这层坚壳。

荣氏的申新纱厂在工头制管理时期，劳动力的效率确实是低的，而用工程技术人员较科学的管理替代工头管理，成为工人效率提升的重要原因。

在工头制下，工作安排不合理，冗员充斥，工人出勤不出力，机器坏了不修，能做好的事情不做，劳动效率低下(17)。

工头对于工厂“生产惨落”、“浪费数字激增”所采取的措施，一是“降低车速”，二是“无限制地增加廉价劳动力”，同时“极力压低工资”，以为弥补(18)。

经过曲折与反复，荣氏用保留工头个人利益但逐渐削减其权力的方法革除了工头制，用工方面的种种陋习就在很大程度上改观了。

无锡申新三厂在管理改革方面领风气之先，上海各厂也纷纷效尤，由于管理方面的进步，申新系统各厂每万锭工人数由五百余名减至三百数十名(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