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语境与规约性语境

文学认知研究者一般探讨作品中的语言提示和其唤起的规约性认知草案或认知框架的作用,但我们从“语境决定的反讽”可以看到,在有的情况下,对主题意义的正确阐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文本提示对规约性认知框架和认知期待的激发,而是具体文本中的特定语境因素。

本文通过对肖邦“一小时的故事”中“语境决定的反讽”的分析,来说明这一观点。

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有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具体文本语境所呼唤的特定认知框架,这种认知框架与文本提示本身所激发的规约性认知框架形成对照,并起颠覆作用。

关键词:文学认知语境决定的反讽具体语境规约性语境对照与颠覆
文学认知研究者十分关注文本提示和这种提示所唤起的规约性认知草案或认知框架的作用,近来有的研究者也较为关注语境对认知的影响。

认知叙事学家戴维,赫尔曼在《故事逻辑》的第九章中,就以“语境化定位”(contextual-dnchoring)为题,探讨了第二人称叙述中“你”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作用。

赫尔曼系统区分了第二人称叙述中五种不同的“你”:一是具有普遍性的非人格化的“你”(如谚语、格言中的“你”);二是虚构指涉(指涉第二人称叙述者/主人公/叙述接受者——在第二人称叙述中,这三者往往同为一个“你”);三是“横向”虚构称呼(故事内人物之间的称呼);四是“纵向”现实称呼(称呼故事外的读者);五是双重指示性的“你”,同时指涉故事里的人物和故事外的读者(herman 340-45;toolan-28 29;gavins)。

在赫尔曼看来,“叙事理解过程是以文本提示和这些提示引起的推断为基础的(重新)建构故事世界的过程”(herman 6)。

赫尔曼所说的文本提示指的是具体语言特征,而他所说的语境也是文类规约性语境(如由谚语和格言所构成的修辞语境,或由第二人称叙述所构成的文类语境),这种语境有别于具体文本的特定语境。

后者在文学认知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将聚焦于这种特定语境。

本文将首先探讨一种由特定语境所决定的文学现象:“语境决定的反讽”。

然后通过分析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一小时的故事”(1894)中的这种反讽,来说明这种反讽涉及的具体语境中的认知框架与规约性认知框架的对照和冲突,揭示文本的深层意义如何呼唤前者对后者的颠覆。

语境决定的反讽
西方学者通常区分两种最基本的反讽:“文字反讽”和“情景反讽”,前者涉及文字和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的不协调,后者则涉及行动和其结果之间的不协调(cuddon 335—340;fowler 101-112;booth;muecke;colebrook)。

本文所说的“语境决定的反讽”与这两种反讽有本质区别:文字与其所表达的意义协调一致,行为本身也不产生反讽意义,但这些文字和行为在特定的语境中则具有反讽性(shen 115-30)。

也许有人会说,反讽都涉及语境,都是语境中的反讽。

但我们若仔细考察,则会发现通常的反讽即便跟语境相关,也并非由语境所决定。

就“文字反讽”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字的字面意义和说话者意在表达的意义之间的差异(如面对一篇写得很糟糕的文章,有人用“这篇文章真有水平!”来表达对其不满);就“情景反讽”而言,起决定作用的也是一个事件与其自身出乎意料或令人失望的结果之间的差异,譬如在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美好的言论和宏大的想法没有带来任何结果;又如在《李尔王》中,李尔王赶走了最爱自己的女儿,造成悲剧性的情景反讽(cuddon 337)。

让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两个属于情景反讽的例子:
(1)当约翰·欣克利试图暗杀里根总统时,他先射出的子弹都没有打中总统,但有一颗子弹射
到总统豪华轿车的防弹玻璃上后,反弹过来,击中了里根的肺部。

(2)爱尔兰模仿她最为憎恨的国家(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924)。

不难看出,在所谓“情景反讽”中,我们通常理解的“情景”或语境并不起什么作用。

在例(1)中,虽然存在时间状语分句“当……时”,反讽却在于子弹与防弹玻璃接触后反而导致了伤害,这种反讽在任何语境中都会存在。

同样,在例(2)中,反讽源于行为与爱憎的不协调,这种反讽也不受语境的影响。

上面涉及莎士比亚剧作的反讽,也是同样的情况,譬如,无论是什么语境,只要父亲赶走最爱自己的女儿,就会产生“情景反讽”。

由于“情景”(situa—tion)与“语境”(context)经常是可以互换的同义词,因此“情景反讽”很容易被误解为在特定环境中产生的反讽。

实际上,“情景反讽”中的“情景”一词并不涉及事件的背景,而是涉及事件本身的性质。

d.c.米克把这种反讽称为“事件反讽”,这与“文字反讽”形成了很好的对应(muecke 11)。

与这些批评界业已区分的反讽类型相对照,有一种真正由语境决定的反讽。

让我们看看凯特·肖邦“一小时的故事”中的下面这一段:“她能看到房前场地上洋溢着新春活力的轻轻摇曳着的树梢。

空气里充满了阵雨的芳香。

下面街上有个小贩在吆喝着他的货色。

远处传来了什么人的微弱歌声;屋檐下,数不清的麻雀在嘁嘁喳喳地叫”(1)。

这段文字如实描述了女主人公马拉德夫人对窗外景色的观察和感知,因此不存在文字上的反讽。

这种观察和感知本身也没有反讽性,在通常情况下不会产生任何反讽效果。

但是,在“一小时的故事”的特定语境中,这种观察和感知则产生了较强的反讽性,因为马夫人的丈夫刚刚在铁路事故中不幸遇难,这种语境使读者期待马夫人心情悲伤,感官迟钝,而她却出人意料地能感受到树梢的“活力”、阵雨的“芳香”和“远处”的“微弱”歌声。

不难看出,马夫人对美妙春色的敏锐感知与丈夫刚刚遇难的语境产生了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导致反讽效果的产生。

假如这段描写出现在马先生去世的几周之后,或哪怕几天之后,反讽性就会大大减弱,甚至完全消失,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中,读者的阅读期待也会相应变化。

尽管西方学者对反讽进行了各种分类,但忽略了这种真正由语境决定的反讽。

在颇具权威性的《反讽与反讽的》一书中,米克区分了十五种不同的反讽种类,包括修辞增强型反讽、模拟谦虚型反讽、类比型反讽、戏剧性反讽、无意中的反讽、双重反讽、非文字型反讽等等,但没有一种真正是由语境决定的。

区分“由语境决定的反讽”,不仅使我们能更全面地认识反讽这种修辞手段的运作机制——如何通过打破读者的阐释期待来产生,而且能使我们从一个特定角度看到具体文本语境在文学认知中的重要作用。

从“一小时的故事”中的反讽看具体语境中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