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思维方式的比较

思维方式是历史的产物，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每一时代的思维方式反映该时代的社会和文化，体现该时代的社会生产力、科学发展程度、认识水平、实践方式和时代精神。从历史的眼光看，可以把人类的思维方式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后馈性、再现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不像西方思维方式那样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古代生产力低下，古人智力不发达，思维能力弱，思维空间狭窄，思维方式简单，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模糊的整体，把某种事物或现象看作是世界的始基，都有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朴素思想，往往从主观出发看待客观世界，把主观感受赋予思维对象，加以联想，产生主客互渗、“天人合一”的观念，具有朴素的整体性、直观性、辩证性、模糊性、意向性、单向性以及封闭性、神秘性和猜测性。

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是不能用古今差异或变相的古今差异来取消的，因为这与基本的历史事实不合。因而是不可能用古今之别来解释的。当然，如何描述、把握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还需要在前人所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付出持续的努力，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中西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确存在着实质性差异。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承认任何一种哲学的核心范畴或概念，无非就是对于蕴含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的反思性把握，那么，这种差异带来的中西思维方式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张力所造成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变异，就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和创新的一个可能空间。因此，人们必须承认并把握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

从思维方式层面看问题，一种文化对于外来观念的吸纳，实质上就是将一种思维方式中的思想“映射”或“移植”在另一种思维方式之中。在一般情况下，一种文化对于另一种异质性文化中观念的吸纳大多是偶然的、非系统的，这种吸纳通常不会改变既有的思维方式。但在社会处于大变革，对于新观念具有迫切需要，从而导致非偶然的、系统性地对于异质性文化中观念的吸纳之时，这种吸纳就再也不会不造成对既有思维方式的改变了。这是因为，任何思想观念都是一定思维方式的产物，从而也就只有在与之相匹配的思维方式中才能得到恰当的把握，所以，这种系统性的吸纳便不可避免地会牵引着思维方式的改变。而这种因吸纳新观念而导致的思维方式的改变，也就为作为思维方式之反思性把握的哲学的创新提供了前提。人们常说，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就正是这一精华的

源泉。一种哲学要想把握住时代精神，就必须通过对于这个时代观念变化的反思而深刻地把握住思维方式的变化。

但是哲学并不能通过直观的反映而把握住思维方式的变化，而是必须将之概念化，构成一种概念系统才可能把握住这种变化。而这就必须面对由于思维方式的变化所造成的现今中国文化中两种异质性思维方式之间的张力。这是因为，外来观念的系统吸纳所导致的思维方式的改变，并非是整全的，而是有限的、部分的。一方面，世世代代积淀起来的思维方式对于任何大幅度的改变都会有强烈的抵制作用；另一方面，社会的变革对于新观念的需求也是有限度的，因而对于外来观念的吸纳从而对于既有思维的改变也就总是有限度的。这也就是说，思维方式的全盘西化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这样一来，在部分改变了的思维方式与既有的传统思维之间便存在着一种张力，即原先外在的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现在成为了内在于思维方式内部的差异和张力。这种思维方式中内在差异和张力的存在必然会带来种种冲突和问题，因而需要予以整合，以消除或至少减弱差异与张力，形成一种具有和谐性的新的思维方式。而这就是基于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创新了。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形成，固然从根本上说要通过整个民族在实际生活中长期的整合努力，但哲学家自觉的系统性的概念化整合却也能够推动和加速这一过程，从而有着莫大的意义。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哲学的重大创造固然在一些情况下是在一个思维方式相同的民族内部完成的，但这种情况大多是在各民族独立发展的人类历史早期发生的现象。而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甚至碰撞，就成为一种常态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的创造就更多地是在不同文化特别是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张力的牵引下而进行的。例如，基督教思想就是形成于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的互相吸纳，中国的宋明新儒学则是以本土的儒学思想吸纳佛教思想而实现思想创新的范例。自近代以来，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种民族间的交往与冲突就更是不可避免，从而将文化冲撞中所包含的思维方式的差异，直接地摆在了每一个后发展民族面前。这既造成了既有文化的危机，但同时也给文化的发展，哲学的创造，提供了机遇。关键是看人们能否自觉地抓住这种机遇，将创造的可能变成现实。

所以我们应该正确认识中西思维方式，在理解的基础上做出理性的比较。不能一味的排斥，但也不能盲目的吸收。我们应该清楚的分辨出自己和对方的长短处，取彼之长，补己之短。这样才能保持我们中方思维的理性化，西方才能感到“新鲜”，才容易接受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