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酒文化

2012年第9期山东社会科学No．9

总第205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205论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酒文化

葛金平

(湘潭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湘潭411100)

［摘要］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诗与酒形成不解之缘，并演化为中华文化的一种传统。借助酒的催生、烘托与陪衬，中国古典诗词获得了广阔的创作空间，散发出深厚的文化意蕴与无

穷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古典诗词;酒文化;艺术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7．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2］09－0096－03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诗词与酒形影相伴，二者的结合好比才子配佳人，有一种天作之合的缘分。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言志”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又是一个酒的国度，酒文化历史悠久，饮酒活动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文人雅士饮酒品酒的偏好，注定了中国古典诗词与酒之间的不解之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饮酒题材可谓源远流长，酒文化一直对中国古典的诗词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贯穿着整个中国古典诗词的历史，与之有关的名篇佳作也就不计其数。

一、古典诗词蕴含着丰富的酒文化

古典诗词文化与酒文化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朦胧隐约，空灵飘逸，后者醇香浓郁，热情奔放。酒，是诗源文泉，是性情的载体。就文人雅士而言，酒是神品妙物，当美酒勾兑到诗歌之中，诗歌便让酒的形象临风若仙，美酒也使得诗歌芳香醉人。

早在三千多年前，《诗经》305篇中，酒融入诗的作品达到44篇。如《鹿鸣》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战国时期屈原笔下的《楚辞》也有多处描写酒的诗句：“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九歌·东皇太一》）；“操余弧兮反沦降，授北吉兮酌桂浆”（《九歌·东君》）。汉乐府民歌中有许多作品与酒有关，如《相逢行》中极力描写了富贵之家豪华的酒宴场面：“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在魏晋以前，酒与礼息息相关，“礼”与“醴”相通，备醴酒以行礼，藉以表达人道之醇厚真挚。礼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是等级秩序的标志，是为人处世、人际交往的道德行为规范，是一个具有国家管理功能的体系。而酒则被视为神圣的物质，酒的使用是庄严之事，非祀天地、祭宗庙、奉佳宾而不用。酒文化折射、演绎和传播着现实社会的道德风尚和文化规则，酒文化所传播的不是单纯的礼，而是通过礼来传播“德”———这是中国酒文化核心中的核心。中国酒文化既是“德”的完整体现，同时也对“德”起到强大的传播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酒其实已经成为中国人道德、思想、文化独一无二的综合载体。

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是古代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段大动荡、大混乱时期，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无秩序的混乱状态，统治者内部相互倾轧，争权夺利，外部征战连年，饿殍遍野。此时，酒作为秩序和仪礼的形象大大消退了，成为了人们作为逃避苦难现实、寻求自我人生超脱和表达社会理想追求的工具。借酒麻醉自我、躲避现实成为一种时尚，是否饮酒甚至成为判断一个人能否称得上“名士”的时代标准。《世说新语·任诞篇》有这样的记载：“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正始文学，和田园诗派大诗人陶渊明，他们虽然文

收稿日期：2012－04－18

作者简介：葛金平，湘潭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学主张不同，作品风格各异，但却都留下了与美酒有关的千古佳作。建安诗人通过饮酒，倾吐出慷慨悲凉的生命之歌，酒成为他们认识自我，并试图超越自我的手段和工具。如曹操的《短歌行》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诗歌气魄宏伟，感情充沛，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和进取精神。“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慨叹，至今读来，犹觉豪气逼人。

曹魏正始时期，社会政治黑暗，许多大夫文人采取了避世自全的生活态度，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山阳县的竹林之中，不问政治，借酒酣畅，用酒来显示自我狂傲不羁、超脱世俗的名士之风，世人号为竹林七贤。七贤中，以嵇康和阮籍的成就最高。嵇康是继曹操之后在四言诗创作方面取得成功的人，如《酒会诗》：“乐哉苑中游，周览无穷已。百卉吐芳华，崇台邈高跱。林木纷交错，玄池戏鲂鲤。轻丸毙翔禽，纤纶出鳣鲔。坐中发美赞，异气同音轨。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字里行间体现了诗人清峻、高邈的诗风及对遁世的企望。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对酒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他把酒与诗的关系直接联系起来，从此酒和文学发生了更密切的联系，饮酒所得的境界凭借诗歌表现出来。陶渊明饮酒，既和时代风气有密切的关系，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他生活的时代充满了篡乱，虽然不及阮籍、嵇康那样直接有生命之忧虑，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着性命危险。与竹林七贤逃世的生活态度不同的是，陶渊明在隐居中借酒来坚守节操、探索真理，无论进退得失、荣辱曲伸，都不忘却现实人生，不忘却自己肩负的道义与责任，这正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最让人感动的高尚品格。如《饮酒》（其九）：“清晨闻扣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全诗借“田父”劝之“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表面是要主人公改变自我的性情，出去做官，融入到“举世皆浊”的社会中，适应当时黑暗社会的需要，但是对其自身而言，诗人看不惯官场中那种尔虞我诈、惟利是图的种种丑恶现象，不愿意与那种钻营经济之道者为伍，流露出要坚守刚正坦率性格的决心。再如《饮酒》（十四）：“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这首诗反映了诗人归隐田园，“酒逢知己”的乐趣。诗人邀请故人饮酒，而友人却“挈壶”而至。他们之间没有虚伪的寒暄应酬，有的却是“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的宾主相得之情；没有喝酒可以凭借的几案，却有席地而坐的惬意；没有悠扬悦耳的丝竹之声，却有风吹松叶的自然之音。围坐的是故人，面对的是自然之景，此情此景怎么不会令人陶醉呢，酒不醉人人自醉。所以刚饮几杯“已复醉”，既醉之后更是随意欢笑，举觞相酬，欢然自得。身在这样一副悠然自适的醉酒图中，诗人也早已陶醉其中而“不觉知有我”，他已经完全把自己融入到了自然之中，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这里虽然表达的是一种玄理，然而与饮酒复醉的主观感受相合，所以并不显得突兀和生硬，而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这首诗通篇理趣盎然，余味隽永，充满自然之趣，诗人把自己融入到自然之中，对自然充满热爱之情，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无拘无束。陶渊明诗酒结合的生存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陶渊明以酒入诗的创作手段，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诗酒结缘的文化心态在中国文人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饮酒从解馋过瘾中脱胎为一项高雅的文化活动，并演化为文人骚客表现思想情感不可缺少的工具。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大动荡后，唐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模式逐渐向定型的方向发展，饮酒不再是文人骚客因对社会不满而自暴自弃的方式，而变成借酒来表达对社会人生独特的认识、思考与感悟。唐诗中有相当多的名篇，都与酒有关，其中人们耳熟能详的有李白的《将进酒》、《把酒问月》、《月下独酌》，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王维的《渭城曲》，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王翰的《凉州词》，白居易的《劝酒》等一系列咏酒诗，即便非以咏酒为表现题材的诗歌，有很多也是诗人趁酒兴而写出来的。山水诗人王维、孟浩然等人以田园山水诗表现出盛唐时代的和谐宁静，反映出诗人们喜山好水、淡泊宁静的思想状态，其中作品很多都描叙了诗人饮酒游赏、把豪放的诗情合着酒意融入自然，达到令人神往的境界。如孟浩然的《春中喜王九相寻》：“二月湖水清，家家春鸟鸣。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酒伴来相命，开尊共解酲。当杯已入手，歌妓莫停声。”豪侠诗人王翰、王昌龄、崔颢等更是以一种豪情壮志，用酒与诗抒发诗人心中的英雄豪气。豪侠诗酒充满着高昂坚定的信念、坦荡的胸襟、强劲的激情、浪漫的情怀，充分反映出盛唐时期士人开朗的心情和豪健的气魄。如王翰的《凉州词二首》（其一）：“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等人高扬着为国出征的雄壮激情，深含着诗酒抒发的豪迈情怀，以酒入诗来歌咏心中之志，成为盛唐文学中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如高适《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皮裘蒙茸猎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