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城墙的起源与发展

论中国城墙的起源与发展沈承宁摘要:中国的城墙起源于“大溪文化”时期,它是由壕沟演变而来的防御工程,并逐渐代替壕沟成为城市防御的主要手段,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西周时代已普遍筑城,城和国已成为同意词。

而筑城技术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替，城墙逐渐走向成熟，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走向衰落。

关键词;城墙起源发展探寻中国古城墙的起源无外乎从古文献资料和现代考古发现着手,有关我国“城”的出现在我国古文献资料中有一些零散的记载。

如《轩辕本纪》云：“黄帝筑城邑，凿五城”；《礼记.祭法篇》正义引《世本》曰：“鲧作城郭”等。

当然，仅凭古文献的只言片语是很难搞清楚我国城的起源问题的，这需要我们把眼光和视角进一步移向以田野发掘为中心的考古学，以往人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大都局限于起源的时间问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非“城”之起源的全部内容。

要解决这一问题，还必须对有关的考古资料进行综合而全面的考察。

自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至今，考古工作者已在山东、河南、内蒙、湖北、湖南等地发现了20余处史前时期的城址。

同时，城垣出现以前的史前聚落在各地也多有发现和揭露，这些在古文献中无迹可寻的实物资料，自然就成为我们探索“城”之起源的真实而可靠的线索。

现有的考古资料已能令我们相信，古代的“城”起源于史前时期的环壕聚落，是环壕聚落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首先谈一下城的起源和构成要素，要探索中国古代“城”的起源，首先必需着眼于早期城址的构成要素及结构特征，我们才有可能把握住它起源与发生的线索和脉络。

城不单是指城墙，还包括其它诸多沟成要素。

考古发掘中的房址、墓葬、陶窑、水井等遗迹,都是构成要素的物质体现,都是不可忽视的内容之一。

目前发现的早期城址大都建造在平原或低矮的丘岗台地上。

面积大小有别，一般都不太大，多在数万平方米到30万平方米之间，个别达到120多万平方米，如湖北天门县石家河城址，若以城外环所围面积计算，则以达到180余万平方米。

城之平面形状多近长方形或近于方形,个别则略呈圆形,如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或呈扁椭圆形，如山东阳谷县景阳岗城址城垣结构多呈一重式，个别为东西二城并列而中间共用一墙者，如河南登封县王城岗城址。

这些城址内大都发现有房址、窑穴、墓葬、陶窑和水井等物。

它们都是早期城址的有机构成要素，体现着早期城的构成特点。

上述早期城址的这些构成要素及结构特征大都可在早于城内的环壕聚落中找到其源头或前身。

所谓环壕聚落，就是指在古代人类居住地，尤其是在居住区周围设有防御性壕沟的聚落遗存。

因这种壕沟多呈不规则圆形而环绕于居住地周围，故日本考古学界称其为“环壕”聚落。

我国一般称之为“围沟”或“围壕”等，名称不甚统一。

我们认为,这种聚落是人类文化进入农耕阶段以后常见的一种聚落形式,并进而发展为“城”,而城墙及其四周的护壕则更是环壕的延续和发展。

在我国，目前的考古发现已经把环壕聚落的时间上溯到公元前6000年前后，而此前的新石器文化尚在探寻之中，或许环壕聚落的时间发生的还要早一些。

迄今见诸报道的的史前期环壕聚落已有10处之多,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发现,其中时代最晚的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

在前后大约3000年的时间范围内,环壕聚落本身也存在着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聚落规模有由小到大的趋势。

时代稍晚的环壕聚落并不亚于其后有些城址的规模。

如公元前5000年前后形成的西安半坡聚落，现存面积就达5万平方米左右,若包括为后世所损坏的部分,估计原有面积当不少于10万平方米。

从结构来看，环壕聚落多呈一重环壕结构，类似于早期城址。

环壕聚落一般可分为居住区﹑墓葬区和制陶区等部分,其构成要素除环壕外,还有房址﹑窑穴﹑墓葬﹑陶窑等遗迹。

居住周围有壕沟环境,内有房址﹑窑穴﹑儿童瓮棺葬等,有的也有成人葬,聚落中一般都有大型房屋存在,而且呈现出规模愈来愈大,规格愈来愈高的发展趋势。

而后来各城址内普遍存在的夯土高台建筑应是这种大型房屋建筑的发展演变形式，可能大都是上层或中心人物显示其权力与地位的一种标志。

通过上述分析比较我们不难看出,早期的城与环壕聚落在构成要素及结构特征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和连续发展性,可以认为早期城的构成要素均源于环壕聚落,而且较之环壕聚落有了明显的进步。

城墙是环壕的发展，目前发现的早期的城址除内蒙古的为石砌城垣外，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均系夯土城墙，但两者在建筑方式上仍有区别。

长江中游的城头山和石家河城墙都是直接在地面上平铺夯实而成，特别是石家河的墙体坡度仅25度左右。

但与通常所谓的板筑有异，调查者特谓之曰：堆筑。

城墙的筑建应也存在着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长江流域发现的可能是城墙的原初形态，而黄河流域的则可能代表较为进步的城墙建筑形式。

我们说城墙是环壕的发展形式,非是直接由壕沟演变为城墙。

所谓环壕也不仅指壕沟的存在，实际已经涉及到人们在建造壕沟时如何处理掘土的问题。

对于主要使用石质工具的史前人类来说，挖沟故然不易，而要移开大量的掘出之土亦非易事。

这样倒不如就近堆于壕沟附近，既省时又省力，又可加强一侧的高度，提高环壕的防御性能，而且当以堆于内侧最为合理。

这并非是我们的主观臆断，而是为考古发现所证实的事实。

半坡聚落大围沟内侧沟口的水平高度高出外侧一米左右。

最初可能还要高些。

发掘者推测一种可能就是挖河时将掘出之土堆于内侧口沿处以便防卫。

这不无道理，并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再次得到证实。

在人类历史上,环壕可能是出现最早而且较完善的防御性设施。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随着人类集团的不断扩大，史前战争的不断升级及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颇具防御性能的环壕聚落发展演变为更高形式的城堡，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

但任何事物本身都应有其发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城也不例外。

目前发现的早期城址都没有超出龙山时代的范畴。

虽说我们还不能断定半坡聚落发现的就是原初形态上的城墙,但如果城墙的建造确实存在着由地面堆筑到挖槽筑基的发展过程,则可以肯定龙山文化的城址并不代表最早的城,黄河流域还应存在有堆筑城墙于地面之上的原初形态的城。

从半坡聚落的发现及挖槽筑基建墙技术出现的时间分析，可以认为黄河流域城墙最早可能发生于仰韶文化中晚期。

城墙的发展时期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这就是发展阶段，为夏商周至隋唐时期，城熟阶段，为宋、元、明、清时期，衰退阶段，为清末时期以后至民国初。

城墙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早期城墙仅仅是为防御，城墙内没有物质交换“市”的内容，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是掠夺，商品交换所占的比例很小,所以用以交换的“市”只在城外进行。

西周时期我国已进入奴隶制度繁荣时期，周王朝初建时相继在沣河两岸建立丰镐两京。

国家稳定后，周武王又派周公在洛阳建立了洛邑城。

周王朝在规划营造方面已具备一定水平,筑城规模也系统化了,当时版筑技术已十分成熟,不仅能够分块夯筑,而且采用了纤木悬壁支撑的夯筑工艺,这种技术直到现代还在使用。

城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而演变的，春秋战国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这时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向上层领域渗透，并取得了诸多领域的控制权。

于是，列国竞相争霸，这时各国统治者对财富和武器需求量增大，平民、手工业者大量涌现，货币关系也飞速发展，逐渐占主导地位，比掠夺而来的财富更为丰富，而且安全可靠。

“城”与“市”结合的条件也日趋成熟了，统治者为了自身能获得更丰富的财富，不断扩大城市，把“市”移进城内，城市成为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地。

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安全,在筑城时把城分为内外两重,王室居住在内城,外城则居住着平民和“百工”(手工业者)“市”保证王室的供给和收益,也能使城内百姓受用,真正意义的城市形成了。

城市也随之成为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当时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秦国的咸阳，楚国的纪南都颇具规模。

城墙此时期的发展已延伸到各国界上筑城墙，以防止游牧民族掠夺和其他国的侵扰，从而保证国内的安全,这就是燕、赵、中山、魏、秦、楚等国的长城，秦统一后，为了防御北方游牧部落的侵入，把燕、赵、中山、秦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了绵延万里的城墙，成为著名的万里长城。

从筑城工艺上讲,筑城技术也出现了飞跃发展,这时期城墙的顶部出现了女墙和雉堞。

城墙从秦汉到隋唐向着成熟迈进，在这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是我国封建社会走向空前繁荣强大的时期。

财富大量集中于城市，贵族占据着绝大部分，反映在城市华丽建筑上和城墙内，突出展示着城市文明，这时的城墙已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和富庶豪华。

城墙的成熟时期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历时近千年。

中国在这一时期，封建社会经历了由盛及衰，再中兴，再衰亡的历史时期，城市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受到商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的影响，开放式的城市得到了确立。

城墙的建造技术在此时也更加成熟了，其形制和城墙上的附属物已经有了完备的工艺和成套的技术，攻守城技巧和手段也更加丰富。

宋以后由于火药在战争中广泛使用，抵御火药的砖石城墙逐渐增多,当时扬州、广州、成都这样的州府城市都修筑了砖城，在城墙迅速发展的时候也出现过低潮时期，这就是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在马上征战的蒙古人常遇到城墙的阻挡，因而对城墙极为反感，加之元朝非常强大，很少受到其他民族的侵扰，所以很少有大规模筑城的记载，到元末时，许多城市的城墙已破败不堪了，这就给明朝以后重筑完备的城墙创造了条件。

明朝建立以后,蒙古人逃到大漠北,并未被消灭,为了防止他们卷土重来,很有必要大规模地筑城,加上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多年的征战中,深知筑城的重要性,于是在建国初期派诸子和亲信大将,在全国掀起修筑城墙的高潮,这时的城墙,因长期防御经验和文化的积淀,不论从形制变化,还是建造技巧都迎来了最为成熟完备的辉煌时期。

明朝不仅在全国各郡、府、县所在地建造城池，而且在南北边境建造南北“边墙”，这就是著名的南方的南长城和北方的明万里长城。

明、清时期，由于科技的进步，各种攻城器械、火炮、攻城技术不断更新，城墙为了防御这些攻城手段的攻击，不断地加宽加高，大多用夯土筑城外加砖石包砌技术，各地建城因地制宜，并不一味模仿旧制；北京的形制为品子形，西安则是比较方的形制，南京城因长江地势而造成不规则。

城墙上女墙、垛口、敌台、敌楼、角台、角楼十分完备，城门则一改前面各朝代防火性差的土木结构过梁式，而采用砖拱式门道，增加其实用性。

许多城门都有瓮城，较大的城墙则有几重防御体系，如南京城有多重城门密集的藏兵洞和瓮城、敌台、护城河；西安城墙四重城门的整体防御堡垒。

城门上也出现了二至三层的城楼，较大城市的城门则有城楼、箭楼之分，城门前有吊桥与闸楼。

明清时期的都城和地方的城墙也遵循尊卑有序的原则，都城、王城与府城、县城规格大小都有严格的规定。

比如从明、清的城墙中可以看出，北京与南京作为都城的城墙规模、宽度及城墙设施，比起西安这样的王城要宏伟很多，而荆州这样的府城比西安城墙城上设施要小,而平遥这样的县城就更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