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的兴起

黄著则是在第七章谈到山西商人在清代的兴盛 时， 首先对雍正《山西通志》和光绪《山西通志》两 志①人物篇中的商人作了统计， 其中经商本省者， 以 及虽去外省经商但未指明地点者除外， 去外省某地 和国外经商的， 明代有 １４ 人， 清代有 ４２ 人。作者将 以上明清两代的山西商人， 其经商地点和籍贯， 分别 列表进行了对比， 指出：“若从地理角度，把山西分为 南、中、北三大部， 就可看出山西各地商人的发展过 程 。 明 代 １４ 人 ， 南 部 （ 平 阳 府 和 泽 州 ） １１ 人 占 ７８．６％ ， 中 部（ 太 原 府 ） ２ 人 占 １４．３％ ， 北 部（ 大 同 府） １ 人占 ７．１％。清代 ４８ 人（ 此数字与表中的 ４２ 人 不相符， 大概是原先表中不包括的人又给统计进去 了。笔者按， 下同） ， 南部（ 蒲州、平阳府、绛州、潞安 和泽州府） ２４ 人（ 表中有 ２３ 人 ） 占 ５０％， 中 部（ 太
关键词： 生态环境； 晋商； 明清； 走西口
中图分类号： Ｘ１ ７１ ．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 ０００－ ２９８７（ ２００６） ０４－ ００３０－ ０５
关于晋商兴起与山西农业生态环境有否关系的 问题， 张正明所著的《晋商兴衰史》（ 山西古籍出版 社，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和黄鉴辉所著的《明清山西商人 研究》（ 山西经济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两书， 在分 析晋商崛起的原因时， 也都涉及到了。张著在第一章 第三节晋商兴起的原因中写到：“早在明代， 山西南 部由于地狭人稠， 人们为谋生计多外出经商， 而山西 北部土瘠民贫， 却‘拙于运营’， 外出经商人相对要 少。明初山西南部地狭人稠， 从洪武到永乐的 １８ 次 从晋省移民‘就宽乡’也说明了这一点”。黄著则是 在第一章第五节山西的移民逃民与山西商人的关系 中， 简要叙述了洪武、永乐年间山西移民的情况后 说：“人多田少的矛盾，靠几次移民， 并不能根本上解 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加之明代灾荒不断， 在移民之 外， 又出现了大量逃民。”
如果从环境和经济的状况来分析， 笔者以为， 明 代山西在朝廷为官者以晋南人居多， 与前述明代山 西商人的近 ８０％是南部商人， 这两个现象并非偶然 巧合， 而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 明代山西南部的平阳府， 包括了清时的平阳府、蒲州、绛州和解州， 涵盖了汾 河流经的临汾盆地和蒲州盆地。这两大盆地，耕地历 史悠久， 水利灌溉条件较好， 直至清初， 其灌溉效益 在省内还是首屈一指的， 因此该地区也显得比较富 足， 有道是：“当成弘时，闾阎殷实， ……男好蓄积， 女 好机杼。”［４］家境殷实， 既是读书的经济基础， 也是行 商的资本。明初最具有经济实力的“秦、晋的富户逐 渐垄断了报中特权， 形成为明代最早兴起的地方商 人”［５］。据张书搜集的资料介绍， 蒲州商人王文显、王 海峰、李仲节、范世逵、席铭、张四教， 以及猗氏人沈 江、安邑人王玺都是“以商起家”， 由此可见， 山西的 富户比较集中的地方就是山西的南部地区。
李心纯， 林和生：
山西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的兴起
山西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的兴起
李心纯 １ 林和生 ２ （ １．日本国立茨城工业高等专门学校， 茨城 常陆那珂
２．日本常磐大学， 茨城 水户 ３１０－ ８５８５）
３１２－ ８５０８；
摘 要： 晋商的兴起与明清山西生态环境的变化有关， 但是明代晋商和清代晋商并不一样。一般来说， 明初山西
二、山西农业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兴起的关系 明代 开 国 皇 帝 朱 元 璋 重 本 抑 末 ， 实 行“ 在 外 兵 马尽是屯兵， 官俸兵粮， 皆出于是”之制。其时九边 所包括的长城沿线及其以南地区， 许多集中驻屯的 城堡附近均被大规模开垦。这大规模开垦的荒地， 即 便不是草原， 当也生长有植被， 一旦被破坏， 即就地 起沙， 风起沙扬。如果从晋陕甘宁长城沿线再向纵深 伸展， 则屯田又多属黄土高原之上的丘陵坡地。黄土 高原多沟壑， 坡度一般变化也比较大， 而且又有暴雨 相对集中的自然因素， 加之其地域多沙黄土， 可蚀性 很高， 因之很容易受到侵蚀而发生土壤演替。 明中叶以后， 山西西北部大同府属的左云、右 玉、平鲁一带， 屯田“地本接壤， 粮有定额， 而水冲沙 压 、 咸 薄 不 堪 者 多 有 之 ”［８］。 隆 庆 年 间 （ 公 元 １５６７￣１５７２ 年） 总理屯盐都御使庞尚鹏的上疏中已 有毛乌素沙漠南进， 正在吞没与晋西隔黄河相对的 九边榆林地区的事实：“其镇城一望黄沙， 弥漫无 际， 寸草不生， 猝遇大雨， 即有一、二可耕之地， 曾不 终朝， 尽为沙碛， 疆界茫然。至于河水横流， 东西冲陷 者往往有之， ……照得该镇地方， 高仰者岗阜相连， 卑下者沙石相半， 其间称为腴田， 岁堪耕牧者十之 二、三耳。且天时难必， 水利不兴。雨或致愆期，则束 手无从效力。”［８］到乾隆年间（ 公元 １７３６￣１７９６ 年） 陕西的延安、榆林二府， 已是“地处沿边， 土多沙漠， 各邑农民全赖耕种口外地亩以资生计， 春出秋归， 岁 以为常”［９］。从有关晋西北及陕西榆林等处土地的描 述中， 不但可以看出从明末到清初的二百年间， 九边 一带的土地多已出现退化性演替， 农业生态环境发 生了很大变化， 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农民是迫于无 奈才去口外耕种的， 究其实是与生态环境的变化有 着密切的关联。 明代九边屯田的滥垦， 再加上对森林的滥砍、滥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６－ ０１ － ０５ 作者简介： 李心纯（ １ ９４８－ ） ， 女， 北京人， 历史学博士， 原为山西中医学院副教授， 现为日本国立茨城工业高等专门学校非常勤讲
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地理。 林和生（ １ ９４８－ ） ， 男， 上海人， 教育学硕士， 原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现为日本常磐大学副教 授 ， 研 究 方 向 为 中 国近代史。 ①黄著所言“《山西通志》的雍正和光绪两个版本”有误， 应当是两志。
上述两个现象， 其中山西官员在明朝廷任职的 兴盛时期， 以晋南人为最多； 而明代的商人也以晋南
人为最多， 二者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其必然性？ 如上所述， 明代山西人在中央政权中做过高官
的近百人中 ， 绝大部分 是 科 举 入 仕 ， ８６％为 进 士 出 身。这一现象首先说明了明代中期以前， 山西的读书 人多， 而晋南地区的读书人更多。山西读书人多， 想 读书比较容易， 应该是明初以来山西经济状况比较 好的证明。正因为如此，洪武二十六年山西的每亩平 均米麦征粮额（ ６．６９ 升） ， 与南直隶扬州府的每亩平 均米麦征粮额（ ６．９６ 升） 竟然所差无几［２］。笔者曾作 过统计， 山西在明代弘治 （ 公元 １４８８￣１５０５ 年） 以 前， 户、口数一直是增加的，全省平 均 人 口 密 度 已 达 到 每 平 方 公 里 ３３．６ 人［３］。 与《 明 史·食 货 志 》所 说 ： “洪、永、熙、宣之际， 百姓充实，府藏衍溢。……上下 交足， 军民胥裕”参照来看， 不但说明当时山西的经 济状况良好， 而且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 还能从一 定程度上说明山西的土地承载力， 也足见明前期， 甚 至可以肯定明中期以前， 山西并不是一个穷省。
明末各省都有逃民， 为什么偏偏晋商独成气候？ 农业生态环境与逃民之间有什么关联？ 与晋商的崛 起究竟有没有关系？ 这便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张著在第七章第二节山西商人家族与徽州商人
家族的比较中， 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 山西“商人家 族分布全省五府十六州百余县， 而明代大商人家族又 多集中在山西南部地区， 如前述蒲州张氏、王氏， 都是 官商结合的大商人家族。从清代始， 山西南部的大商 人家族衰败， 代之而起的是山西中部的大商人家族， 大多在晋中的祁县、太谷、平遥、介休、榆次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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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纯， 林和生：
山西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的兴起
则十室九空。”［６《］ 山西通志》也有记载：“土狭人满， 每携资走四方， 所至多流寓其间， 虽海噬山陬， 皆有 邑人。”［７］如果说山西人以地理之优势， 俟明初开中 法实施， 便捷足先登， 纷纷进入北方边镇经商， 靠的 是手中有资本的话， 那么到了明之后期， 其南部之人 却是迫不得已而为商为贾了。不过即便如此， 也是 “携资出走”的。因此可以说， 明代山西南部的商人 多， 与该地区的农业经济条件有很大关系。明末经济 条件恶化， 产生大商人的基础在弱化， 读书人也在减 少， 就不足为奇了。
在农业社会里，毕竟要以农业经济为基础。明人 张瀚在其所著《松窗梦语》中说：“ 河 以 北 为 山 西 ， ……所辖四郡， 以太原为省会， 而平阳为富饶。大同、 潞安， 独边寒薄， 地狭人稠， 俗尚勤俭， 然多玩好事 末， 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盛， 商贾争趋。”但是， 到明代 后期显然起了变化， 万历时曾任内阁大学士的蒲州 人张四维说：“吾蒲介在河曲， 土陋而民伙， 田不能 以一援， 缘而取给于商， 计其挟轻资牵车走四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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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学刊 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晋 文 化 研 究·
原、汾州府） １４ 人占 ２９．２％， 北部（ 忻州、代州、宁武 和大同府） １０ 人（ 表中有 ５ 人） 占 ２０．８％”。黄书以 此表说明山西南中北三部商人在全体商人中比重的 变化， 同时指出明代山西南部商人多， 以及南部商人 发展早于中北部商人的现象。“到了清代， 南部商人 比重减少， 中北部商人比重上升占到一半， 说明中北 部 商 人 主 要 是 在 清 代 发 展 起 来 的 。 ”因 为 上 述 表 中 的清代商人多是乾隆以前的人， 所以该书作者又查 阅了清政府保存的一些城市商人捐银的档案， 并将 有关山西商人中捐银者的籍贯、人数、城市摘录出来 列表， 说明“汾州、太原两府商人的兴盛和成为商人 的主体”的现象。
由上述内容来看， 张著和黄著的论断并没有相 矛盾之处， 难得的是黄书以详尽的量化资料，将山西 商人在明清两代地域分布上有变化的现象， 表述得 更清楚， 因而更令人信服。
高春平对明代中后期晋籍官员的地域分布概况 作了整理，“晋籍官员中身为宰辅者 ５ 人， 官至六部 尚书、侍郎、都御史、通政史、总督、巡抚、总兵 者 ８０ 人。”［１］８７－９１ 作者又根据《明史》、《明实录》、《明人传 记资料索引》有关资料列表总结说：“明代中后期山 西人在中央政权中做过高官的就有近百人， 地方官 员尚未计算在内。他们中绝大部分是科举入仕， ８６％ 为 进 士 出 身 。 ”从 地 域 分 布 上 看 ，“ 官 员 中 晋 南 人 最 多， 其次是晋东南， 晋北、晋中地区最少。”笔者据所 列之表， 又按时代进行了排比。如果将有明一代的 ２７６ 年 分 三 个 时 期 来 说 ， 那 么 ， 从 成 化 （ 公 元 １４６５￣１４８８ 年） 到嘉靖（ 公元 １５２２￣１５６７ 年） 的明中 期阶段， 是山西官员在朝廷的兴盛时期。按高氏表中 所列， 共有 ４１ 人考取进士， 并在朝廷做官， 占表中所 列官员的 ５４％。其中晋南人确实最多， 有 １９ 人， 占 ４１ 人中的 ４６．３％， 晋中地区 １０ 人， 占 ２４．４％， 晋北地 区 ５ 人， 占 １２．２％， 晋东南地区 ７ 人， 占 １７％。从兴盛 时期的情况来看， 晋中地区排在晋东南之前， 超过晋 东南地区至少 ７ 个百分点。而从隆庆 （ 公元 １５６７￣１６７３ 年） 到崇祯（ 公元 １６２８￣１６４４ 年） 的明代 后期阶段， 晋南地区降到了 ４ 人， 晋中地区有 ３ 人， 晋北地区有 ４ 人， 只有晋东南地区稍微多点儿， 也只 是 １１ 人而已。之所以将中期和后期分开来说， 是因 为可以显示出从中期到后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