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创新政策演变的系统特性及其启示

2009年第8期 科技管理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 ogyM anage ment Research 2009No 18收稿日期:2008-11-29,修回日期:2009-02-23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70472060)文章编号:1000-7695(2009)08-0066-04日本创新政策演变的系统特性及其启示余　翔,周　莹(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摘要:日本从“赶超型”向“领跑型”的创新政策演变始终贯穿着系统论的整体思想观。

日本通过调整研发投入结构改变创新系统的功能,以产学官联动发挥创新系统整体效应,以优化制度环境保障创新系统良性发展,从而体现出一种系统的特性。

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的迅速增长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足的现实。

因此,根据系统的特性,关注创新系统各要素的协同与整合是完善我国创新体系的重点。

关键词:创新政策;系统论;国家创新体系中图分类号:F11212 文献标识码:A1　引言 2006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在2001年首次突破千亿元后,以年均20%以上的增长速度跨越到3000亿元人民币,比2005年上升了22%,占G DP 的114%,创历史新高,但却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足的现实。

资源不足已经不是制约我国自主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如何建立自主创新的合理机制已成为中国科技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日本所创造的卓越经济成就和创新政策的发展一直倍受各国政府的关注。

2006年3月28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第3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强调,尽快实现从追赶者到领跑者的角色转变,大力推进国家创新体系的改革。

因此,在关注日本创新政策变化的同时,日本创新政策演进的特点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重点。

国家创新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

国家创新系统重视创新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它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

正如许多学者认为,日本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通过大量的产业(技术)政策立法来鼓励企业技术创新与应用,组成强大的“国家队”参与国际竞争。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引进和改良的发展体系已经不能再适应时代的要求,日本经济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被称为“失去的10年”的萧条期。

为了适应创新的需求,日本开始对其科技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其科技政策定位从“知识的传播与扩散”向“知识的创新”演变,从“技术赶超型”向“技术领跑型”演变,而这种演变始终贯穿着系统论的整体思想观,体现出一种系统的特性。

2　日本创新政策的演变的系统特性211　以调整研发投入结构改变系统的功能系统论认为,结构是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的组织形式,功能是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的组织形式在运动状态下所发挥的作用。

系统的功能不仅取决于系统的构成要素,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要素的构成方式,不同的结构可以发生不同的功能。

日本在创新政策中通过调整科技投入结构改变创新系统的功能。

日本的总体研发强度(投入研发活动的G DP 比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持续增长,已经超过了几个主要西方国家,如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但日本研发支出的结构却与其他国家极为不同:首先,日本总体研发投入中的政府投入部分低于所有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它始终占国家研发支出的20%。

西方国家总体研发投入中的政府投入则占30%-50%。

尽管日本保持较高的总体研发强度,但政府研发支出却一直在G DP 的比例中下降,低于美国和其他欧洲发达国家,只是在最近几年超过了英国。

其次,由政府负担的企业研发支出低于所有西方国家发达。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只有1—2%的企业研发经费是由政府负担的。

相反在欧美发达国家,这部分所占比例高的多,大部分国家是在10—20%之间。

即使包括与研发相关的税务削减,日本政府对企业研发活动的资助仍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这说明,尽管日本总体的研发强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但政府对企业研发的资助强度还比较弱。

第三,政府对企业的研发投入结构失衡。

日本政府支持私人企业研发支出的结构显示,政府部门倾向于引导产业协会选择在产业中科技最强的企业,以此加强这些企业之间的知识扩散和他们整体竞争能力的提高。

政府研发津贴主要给了各产业大公司,而中小企业被排除在政府资助研发活动之外[1]。

因此,日本政府对企业的研发直接支持不但从总量上相对较少,而且主要以知识扩散为导向,倾向于对大型公司支持。

从1995年的日本科技基本法和1996年日本第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以及2002年出台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开始,日本为实现从“知识的传播与扩散”向“知识的创新”的转变,对研发投入的结构做出了重大的调整。

研究显示,政府在支持企业的研发活动方面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变。

日本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政府投入和资助开始转向中小企业,110亿日元被编入1999年财政年度预算,2004财政年度预算则增至280亿日元。

另外,2002年对新建公司的税务免除制度出台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小企业的支持[2]。

中小企业在日本政府直接支持的企业中的绝对数量和相对重要性在稳步提高,以支持大公司为主的日本科技政策的天平已经开始向中小企业倾斜。

日本对研发投入结构的调整改变了创新系统的组成形态和内部要素的关系形式。

引起了系统结构的改变,因而影响系统功能的变化。

正如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所说的,“科技投入本身也存在一个结构调整问题,自主创新需要建立起更余　翔等:日本创新政策演变的系统特性及其启示加合理的科技投入机制。

”212　以产学官联动发挥系统整体效应根据系统论的整体思想观,在设计系统结构时,要以全局的高度和价值判断,转变分散的、局部的方式,使各要素之间的合作、协调、同步与互补程度达到最佳,最大限度地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

费里曼曾多次强调,国家创新系统的核心就是一国内创新机构之间的“联动”,即政府部门、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所能产生的联系和互动作用。

日本创新制度改革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推动研究机构、大学和商业部门之间的研发合作。

由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自身缺乏研发动力与能力,需要通过政府和大学的研发机构得以强化,以促进科技竞争力的提高。

因此,对技术革新模式的重新探讨、对以技术革新为主力的经济发展的期待使围绕“产”和“学”的环境变化的“产学官联合”成为日本企业、大学、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

由此,以1995年制定科学技术基本法为契机,以1998年技术转移促进法为主的一系列促进产学合作的政策得以实施。

2003年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显示,“产学官联合”却没有被充分的利用[3]。

日本生物科技风险企业的研究显示,创新型的小企业的商业环境仍有很大的问题,在大约一半的企业中,“获得资本”和“研究人员的招募”仍是主要的发展障碍,虽然最近有些改变,但大部分研发资源还是高度集中于日本的大型公司[4]。

为此,日本在中小企业创新扶持政策中开始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作用。

日本政府部门认为,鉴于中小企业存在内部的研究人材资源有限,对发现自身真正的需要比较困难等一些不利因素,“产学官联合”在面向中小企业时,需要将过去以满足“大企业”、“一部分经过挑选的企业”等条件的为中心范围扩展到“中小企业”、“并非很突出的企业”。

对此,相关部门从2006年开始进行了讨论并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面向中小企业时,需要有不同于面向大企业时的模式。

第二,面向中小企业时,学(大学等)与产(中小企业)的结合作用是关键。

联合机能需要高于面向大企业时。

第三,由支援机构和专业人材来承担结合作用。

针对接手企业的水平及企业业务内容,对企业详细地提供经营诊断、技术翻译、设计、生产技术等是很必要的。

第四,这些支援在市场经济中是比较难发挥的,需要发挥“官”的作用。

如,由中小企业基盘整备机构(S MRJ)派遣专家(注:中小企业基盘整备机构(简称S MRJ)于2004年7月1日成立,由中小企业综合事业团、地域振兴整备公团,产业基盘整备基金3家法人事业单位合并而成的。

属于独立行政法人,半官方性质)。

因此,不是“产学”,而是“产学官”的联合是很必要的[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过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大规模实证研究认为,“国家创新体系可以定义为公共和私人部门中的组织结构网络,这些部门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决定着一个国家扩散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并影响着国家的创新业绩[6]。

”日本在国家创新系统建设中的主要经验之一就是产学官协同机制和政府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

日本政府推出的“产业群”以及“知识密集区”建设计划,支持建立的知识产权本部、技术转移中心(T LO)以及政府部门对中小企业创新的管理和介入加强了大学及独立研究机构与产业界的合作,在加强部门之间沟通和协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推动企业增强创新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7]。

213　以优化制度环境保障系统良性发展系统论认为,一个复杂系统是由许多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要素所组成的,同时也受到系统外部环境的影响。

任何具体组织作为整体,都不是孤立自在的,它总是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并且同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环境的变化对系统具有很大的影响。

日本创新系统的良性发展还依赖于它的外部制度环境。

日本依据国内外情势的变动,曾多次修改专利法。

从总体上看,日本在其经济发展初期基本采取的是专利的弱保护策略:首先,限制专利的保护范围,将食品、饮料、药用物和化学物质等排除在专利保护之列;其次,在专利审查上也摈弃美国的“先发明”原则而采用“先申请”原则;再次,规定了出于公益考虑的强制许可或者对法定期间不施行专利的强制许可使用制度;规定了专利申请授权之前的信息披露制度,以便专利审查以及公众异议程序的提出[8]。

这些做法为日本企业吸收外国的技术,进行反向工程,实施“专利外围战略”等提供制度上的便利。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进行的从“技术追赶型”向“技术创新型”转变的政策调整和导向重构,也伴随着知识产权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的改革。

由于美国在80年代后期开始加速推进“重视专利政策”(p r o-patent policy),使其在90年代里产业竞争能力以及生产力效率得到了迅速的提高。

因此,日本对该政策的必要性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并于90年代后期开展了“重视专利政策”———通过鼓励开创性发明创造和对专利进行强有力的保护,强化了发明者的地位。

日本在立法、司法、行政方面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并付诸实行。

在立法中,日本在专利制度修改中取消了授权前的异议制度;简化专利无效诉讼程序,缩短无效诉讼的时间;对实质审查请求费引入部分退费机制并放宽减、缓费用的标准;调整有关费用和改变费用的比例,减轻申请人负担,激励发明创造。

目前,日本政府正在考虑进一步扩大专利费用削减的范围,即在校博士后、研究生、本科生和在职研究人员作为发明者参与研发项目或专利权由技术许可组织向大学转移的情况下,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享受专利费用的削减政策,并已于2007年向日本国会常会提交了相关法案[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