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兴衰

新自由主义的兴衰——大卫·科兹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作者：蔡万焕来源：《红旗文稿》2015年第14期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蔓延导致的后果在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要流派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简称SSA），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刻反思。

近期，SSA的代表人物大卫·科兹出版了新著《新自由主义的兴衰》,对新自由主义的内涵、兴起、付诸实践后造成的后果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分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新自由主义与结构性危机理论界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由理论转变为国家政策的历史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

为何凯恩斯主义被新自由主义取代？滞胀危机在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基于SSA理论体系，科兹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与其他学者不同的见解。

1、新自由主义是什么佩里·安德森将新自由主义视为崇拜市场万能的、迄今最为成功的意识形态，福山则将其视为“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

还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更多学者将其定义为一种特定经济理论范式或政策框架，如强调经济政策稳定性的货币主义及其相关理论，或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政策。

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科兹将其拓展为资本主义特定的制度模式，包含与之相联系的主导思想，其中最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发生在全球经济、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劳资关系及公司部门等四个方面。

科兹认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无法解释这一时期经济、政治的重大变化，只是为这些变化提供辩护。

如无视市场失灵而一味主张市场化、宣扬市场万能等等，因此其理论难免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科兹对新自由主义辩护性本质的认识与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类似，它们都将某一特定制度视作永恒的、不变的，而非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辩证认识。

2、新自由主义为何兴起：调节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理论界关于新自由主义兴起原因主要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解释。

该理论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仅限制了个人自由，还影响了经济绩效。

因此，当民众意识到数十年来国家主义造成的危害，自由市场思想和制度就重新出现。

第二种“金融主导理论”的解释，这种理论认为，作为调节资本主义期间大企业的附属部门，金融部门于20世纪70年代危机后占据主导，导致调节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

第三种解释是“技术决定论”，这种理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理论基础上尝试从技术变革角度给出解释，认为新技术特别是信息与通讯技术，瓦解了集中化生产和决策制定的基础，同时降低了由市场关系协调的分散化生产体系的成本，从而使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旨的新自由主义兴起。

科兹认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解释歪曲了二战后资本主义增长的黄金时期正是在国家主义下取得的成绩这样一个事实；“金融主导理论”忽视了新自由主义是得到了非金融资本家的支持才得以发展的事实；而新技术通过收集大量信息降低中央决策的成本，有可能形成一个更加集中的经济，更富效率且对未预见的事件反应更灵活。

根据SSA理论，调节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积累结构，并提出用结构性危机这样一个系统性概念来解释不同社会积累结构之间的转换。

结构性危机，就是除非进行重大制度性重构否则就无法解决的危机。

科兹认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每个连贯的制度结构，即每个SSA，均以推动利润获取和稳定的资本积累过程为核心。

经过十年或数十年，每个SSA都会从推动利润获取和资本积累的结构转变为其障碍，并进入结构性危机时期。

危机时期将持续直至新的SSA构建完成。

因此，作为不同社会积累结构间转换的过渡阶段，结构性危机持续时间或久或短，最终必然会产生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

从历史上看，凯恩斯主义从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中兴起，但逐渐演变为经济稳定、利润获取和经济增长的障碍，最终在滞胀危机即其自身导致的结构性危机中衰落。

解决滞胀危机的制度变化主要发生在劳资关系调整、放松对资本在全球流动的限制、市场原则渗透到社会经济各方面等，而这些制度调整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套新的制度体系、另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即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

二、自相矛盾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承袭理性经济人假设，标榜个人自由，认为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是最有效的，政府动用公权力将侵犯个人权利、导致经济无效率。

然而，这种完全不受管制的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自相矛盾的。

1.宣扬没有经济基础的个人自由。

新自由主义错误地将不受政府管制的市场称为自由市场，并将自由市场等同于经济自由。

科兹对此进行了深入批判。

首先，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经济自由，是对资本而言的，对雇佣工人而言则意味着对资本的隶属。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资本有投资项目、地点、规模、雇佣工人的选择自由，而工人只能获得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甚至面临被解聘的风险。

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下，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工人却受国籍限制无法流动。

其次，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矛盾，即使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新自由主义认为贫富差距反映了经济贡献的不同，因此是合理的；其支持者们提出所谓“涓滴效应”，认为富人更富后会增加投资，从而带动生产率提高、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因此穷人也从中受益。

然而事实是，工人工资长期停滞，增长率远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富人收入份额的快速增长并未如其许诺的那样向下滴流，反而都投向投机性的金融部门中。

可见，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经济自由，在工会力量削弱、税率降低、政府去监管条件下，对资本而言的确是自由化的过程，但对工人而言实际上缺失的恰恰是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要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制约，而其中最核心的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

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在资本追逐最大程度利润的本性驱动下，资本家不断压低工人工资，工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对资本的隶属程度在不断加深，毫无自由可言。

即使在标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当代西方社会，实现的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平等，生产关系上的鸿沟不仅无法跨越而且越拉越大。

2.主张政府公共职能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将市场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体现为社会治理的去监管化、政府公共职能的私有化、社会福利的大幅削减、政府征税对象的转移等。

首先，成本——收益分析被引入社会监管的实施过程中，然而社会监管的成本由受其影响的企业产生并往往被夸大，而社会监管的收益则难以测算，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法量化的。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认为，政府是内在低效的，而以利润为导向的私营企业是最有效率的。

在美国，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由私营企业承包，救济性住房、学校、监狱甚至军事职能均交给私人资本运营。

第三，新自由主义宣称社会福利妨碍了工人工作积极性的发挥，是在“养懒人”，转移了那些原本用于私人储蓄和投资的、能产生更高效率的资源，因此要求大幅削减社会福利。

最后，政府征税力度和对象的转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高收入家庭和公司利润的征税税率在不断降低，尤其是资本所得税税率大幅降低。

更为重要的变化则是征税对象由企业及富人转向了收入分配的中间人群。

新自由主义鼓吹建立“大社会、小政府”、“服务型政府”、“廉价政府”，主张在调节经济行为中，市场关系如市场力量的作用需加强，同时其他关系或机构如政府、企业管理部门、工会和专业协会等的调节作用需弱化。

在无限崇尚市场作用的同时，新自由主义在政府作用问题上的认识也是极其片面的。

政府本质上是阶级国家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才是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

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过于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无视政府的本质；但在实践中却坚决捍卫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社会治理去监管化、政府公共职能私有化、社会福利大幅削减、政府征税对象转移等具体做法，以及市场原则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无一不为剥削工人从而使资本获利提供条件，充分体现了西方政府作为资本家阶级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本质。

3.支持自由竞争与反垄断法案实施力度弱化。

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化、自由化，将市场竞争这个外部因素神话为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及经济结构升级的动力来源，反对包括自然垄断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垄断，试图构建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

但从现实来看，新自由主义旨在市场化、自由化的政策与其理论相矛盾，不仅为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辩护，也使得反垄断法案实施力度不断弱化，为大资本、垄断大企业提供政策保护。

首先，新自由主义强调缩小政府规模的重要性，但数据表明，新自由主义时期政府支出规模在GDP中所占比重与前一时期相比变化不大，政府甚至更为积极地调节经济，只不过调节的目标从使大多数人受益转向使大企业和富人受益。

第二，新自由主义认为国企是垄断的、因而是低效的，国企应从原来占据的领域中退出而由私人资本进入。

但在面对私人企业垄断时，保护大多数企业免受垄断企业垄断优势干扰的反托拉斯法案实施力度被不断弱化，其支持者更提出“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即使一个行业中只有一家企业，也可以是竞争性的，因为该企业还面临众多潜在进入者。

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为幌子，实则以此要求小资本、发展中国家放开对资本的限制，从而凭借自己的垄断优势行进一步垄断之实。

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所谓的自由，不仅对于工人个人是遥不可及的，对于小资本而言也是难以实现的。

三、新自由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根据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理论，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结构性危机。

作为不同社会积累结构间转换的过渡阶段，结构性危机最终必然会产生新的一种社会积累结构。

那么，本轮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模式是否将被扭转？取而代之的将是哪一种模式？科兹试图从历史演变的轨迹中寻找以上问题的答案。

1.四个积累的社会结构长波之间的转变。

SSA学派的创始人大卫·戈登根据不同的制度结构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划分为四个积累的社会结构长波，分别为19世纪60年代至1900年的“镀金时代”、1900年至1916年的“进步时代”、20世纪20年代“喧嚣的二十年代”和战后资本主义增长的黄金时期。

科兹认为，上述四个长波经历了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的交替，从以自由市场为特征的“镀金时代”和“喧嚣的二十年代”分别向“进步时代”及战后黄金时期的过渡，可总结出当前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可能方向。

首先看“镀金时代”向“进步时代”的转变。

由于自由竞争导致了高度的资本集中、银行控制工业资本而产生金融资本，银行资本为追求长期利润而利用金融手段调节经济行为，减少市场力量的作用，因此自由主义SSA推动了1990年后“进步时代”调节式SSA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