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非政府组织)案例分析

NGO（非政府组织）案例分析

2009 年7月27日，东莞市第19 次党政领导班子联席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东莞市社会工作试点实施方案》。《方案》指出，东莞市开展社会工作试点要以大力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为主线，以建立政府购买为主的财政支持体系为保障，以科学设置社会工作岗位、合理配备社会工作人才、扎实开展专业服务为主要内容，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分类指导，稳步实施”，“结合实际，务求实效”、“政府主导，民间运作”的原则，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努力形成“民生导向、政府推动、民间运作、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社会工作发展格局。《方案》的通过，为NGO 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横沥镇隔坑社区服务中心就

是社区NGO 的一个典型代表。东莞市横沥镇隔坑社区服务中心是由香港优秀社工、2009 中国十大社工人物徐祥龄夫妇于2004 年创办的首家非营利性机构，拥有补习空间、电脑室、健身房、图书室、乒乓球室、历奇训练场等多项社区服务设施，每天可容纳服务人数为150 人。2009 年10 月至今，中心承接了政府购买岗位服务的试点机构工作，承接来自五大领域( 妇联、文教、民政、残联、计生) 共44 个岗位服务，开展: 幸福家庭服务，学校社工服务，长者、低保困难家庭服务，残疾人服务，计划生育服务。

横沥镇隔坑社区服务中心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历时6年，从建立之初的有限作用，到成为与政府合作治理社区的伙伴角色，说明社区中的NGO 存在发展的潜力。通过对隔坑社区服务中心一例的分析，可以为我们找到NGO 在社区发展的光明之路。

分析：

现代文明催生了公民社会的成长，而人类各文明形态中形成的人文精神、市民精神则是公民社会成长发展的精神养料。黑格尔描述说“社会正在从国家中分离出来”，这里的社会指的就是公民社会。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计划经济解体和政治权力下放，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界限逐渐明晰。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只依赖政府或求助精英，也不再将自己的行动只局限于对自身利益的诉求上，而是通过一系列的集体行动和自我组织在乡村教育、环境保护、社会健康

乃至农民权益等各领域展开丰富的志愿活动。民间正在被组织起来，与政府和企业一起，通过互助合作，谋求公共利益的实现。很多大城市已经日渐涌出了不同行业、不同种类的NGO，他们在参与城市建设方面业已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从东莞市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政府与NGO 合作治理的前景，横沥镇隔坑社区服务中心承接了政府购买岗位服务的试点机构工作，不仅可以减轻政府负担，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为小区居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如此，便可以得到政府和居民的双重认可，这对于NGO 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来看，社区NGO 的存在和发展对于解决当代中国NGO 的两大困境都是大有助益的。

然而NGO 在中国的举步维艰不仅与这两个主要问题相关，还有许多现实的制度和资源阻碍其发展，对于这些，社区NGO 是否有能力克服，这是接下来要分析的问题。社区NGO 所遇到的麻烦和困难，并不是它特有的，而是NGO 在现今中国政治体制背景下普遍遇到的难题。除了两大主要问题外，还有以下几点阻碍NGO 的进一步发展。首先，与政府关系尚未定性。政府与NGO 作为社区治理的两大主题，它们在社区治理中应当建立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然而，相当一部分NGO 本身是从政府职能部门中分离出来的，或是由政府直接建立的，过分依赖政府，甚至成为次级政府。像是社区中的居民委员会本应该是居民的自组织，但其内部运行机制和对外管理机制却更像政府机构。这使中国NGO 发展失衡，不利于公民参与精神的培养，也让人们对NGO 的认识有失偏颇。其次，制度性资源缺失。我国NGO登记管理体制的基本特点是: 门槛高，限制多，监管不力。有关NGO 的双重管理体制、分级管理原则、非竞争性原则和限制分支原则，使得大多数NGO 陷入“合法化困境”。我国目前尚没有一套系统的、可行的对NGO 的税收政策，使得有关公益事业的减免税待遇得不到较好落实，缺乏对NGO 培育的有效激励。而且，NGO 一旦登记成立，除了统一的“年检”之外，几乎没有必要的评估和社会监督机制制约，使得第三部门内部良莠不齐，实际上损害了NGO 的发展。最后，NGO 自身能力普遍不足。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人才不足和经费不足。从专家调查情况看，我国NGO 的专职人员较少，志愿者更为缺乏。NGO 中缺乏创新性人才，发展动力不足。经费不足是目前我国NGO 发展的瓶颈。相当一部分NGO处在严重资金不足的状况下，无法开展正常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