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与中国_曹晓青

莎士比亚与中国3

□曹晓青

摘　要:自从莎士比亚走进中国到现在,已引起了中国戏剧界、翻译界、出版界、评论界等诸多领域对他长达百年的关注。中国也开始了对莎士比亚从文本、文化到历史、宗教等多视角研究的百年曲折历程。经历了“起步与发展”、“初步繁荣”、

“复兴与爆发”和“深入拓展”四个发展阶段。不同的时期,中国都赋予了自己的莎学研究独特的风格。中国莎学走出了一条由浅入深、由单一到多元的漫长研究之路。本文从史实入手就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做一个系统的且不同于以往的研究,从而真实而客观地探究出完整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之路。

关键词:莎士比亚　中国莎学　传播　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10)01-145-05

莎士比亚的名字在中国首次出现迄今已逾百年。这是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期,使得各个阶段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都打上了时代变迁的烙印。根据中国莎学的自身发展与各时期社会变化的交互影响,我认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大致可分为起步与发展、初步繁荣、复兴与爆发和深入拓展四个阶段。下面笔者从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百年历程入手,对中国莎学研究做一次不同于以往的历时性分析,梳理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清晰脉络,发掘其研究特点,从而明确中国莎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以期更好地开拓中国莎学繁荣的未来。

一、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起步与发展(19世纪中前期———1949年之前)

(一)莎士比亚走进中国与莎氏作品的译介、出版和上演

1839年,在林则徐组织编纂的《四洲志》中提到“莎士比阿”,此应为莎士比亚名字在中国最早的译法,也是中国莎学的起点。此后的十余年间,莎士比亚的名字只在几个外国传教人士的文献(如英国传教士慕威廉的《大英国治》)中被零星提及。直到1896年,上海著易堂书局翻印《西学启蒙十六种》,才对莎士比亚生平作了简要介绍,这已是当时有关莎氏最多的记述了。

中国最早的莎剧译本,是收录在上海达文书社出版的《澥外奇谭》中的十个戏剧故事。这些故事依据英国散文家兰姆姊弟改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再用文言文改编而成。1904年林纾与魏易用文言文合译的《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因其成为文明戏时期上演莎剧的蓝本,开启了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译介的新篇章。1916年,林纾、陈家麟合译了五个莎士比亚的剧本,称为《莎氏乐府本事》,标志着有规模的莎剧译介在中国的开始。从1921年起,田汉用白话文译出《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拉开了用白话文翻译莎翁作品的帷幕。此后,曹未风、朱生豪、梁实秋、曹禺、卞之琳等人都有译作问世。至1949年中国出现了莎士比亚剧本近30种。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数曹未风、朱生豪和梁实秋三位先生。其中曹未风译成21部,朱生豪译出27种。尤为难得的是,朱先生凭借深厚的中国古典诗词修养,用古雅的语言诠释了莎士比亚戏剧,是莎剧翻译“中国化”的典范。梁实秋从30年代始,陆续译出了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成为独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第一人。这一时期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也开始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1944年梁宗岱发表了《莎士比亚的商籁》,译诗30首。

随着莎剧的译介,莎士比亚的剧本也开始搬上中国戏剧舞台。1889年,上海学生就开始搬演莎剧故事和英语的《威尼斯商人》,拉开了莎剧在我国演出的帷幕。1911年天笑将《威尼斯商人》改编为《女律师》上演,这是中国最早的莎剧改

3基金项目:省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戏剧与西方戏剧思潮》(07Y BB270)。

作者简介:曹晓青,上海金融学院人文艺术系教授,上海,201209。

编本。

“五四”运动后,伴随着全面而深入的学习西方文学的潮流,一批莎剧故事被改编为文明戏———即早期话剧———在中国上演。此后这类改编蔚然成风。这些改编紧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追求民主的思想主题,因而难免与莎剧原旨出现重大偏离,其特点与缺陷都在于此。直到1930年,上海戏剧协社在中央大会堂上演原本《威尼斯商人》,才标志着原貌莎剧正式登上中国戏剧舞台。

抗战时期,莎剧演出出现了一个高潮,少数职业剧团、业余剧团以及南京成立的戏剧学校都先后演出过莎剧。40年代后,中国各地方剧种也开始试演莎士比亚的剧作。这一时期莎剧演出上的成功,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的传入有密切的关系,它有效地提高了我国话剧的表演水平,促进了莎剧的“中国化”。

(二)中国莎士比亚评论的起步与发展

中国最早的莎剧点评者当数外交家郭嵩焘。他在1879年的一则日记中如此表述自己的莎剧观感:“专主装点情节,不尚炫耀。”1905年汪笑侬在《大陆》第三卷第一期上撰文,对1904年林纾翻译的二十个莎剧故事以七言绝句的形式逐一品评,成为中国品评莎氏作品的第一人。此后,清末思想家中的杰出代表严复、梁启超,以及其后的鲁迅等人都曾论及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这个中国通用至今的译名,就出自梁启超之译作。[1]1916年孙毓修在《欧美小说丛谈》中对莎士比亚生平和戏剧作品作了详尽介绍。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评论基本上仍是吉光片羽,不够系统。

从20世纪20、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中国莎评逐渐增多。“1921—1936年,这个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化派别的斗争也波及到莎学领域,致使这个时期中国莎学带有明显的文化斗争色彩。”[2]同时, 1933年张沅长率先提出“莎学”的概念,并把外国的“莎学”同中国“红学”相提并论。自此,中国开始用“莎学”一词来指称莎士比亚研究情况。此时的中国莎学研究与国外莎学思想关系密切,尤以苏联莎学为最。其代表性的研究是1934年茅盾发表的《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苏联莎学的借鉴。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莎评就此传入中国,并逐步成为当时莎学研究中国化的美学指导原则。因此,尽管一些留学生对西方各种流派的莎评也有引介,但不可否认,本阶段对马克思主义莎评的引介奠定了解放后中国莎评的基本方向和基本路径,必须重视。

二、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初步繁荣(1949年———1978年)

(一)日趋成熟的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出版和演出与对国外莎士比亚研究成果的译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莎学迅速发展,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它首先表现在莎剧的翻译和出版方面。新中国成立不久,不但曹禺、朱生豪和曹未风等人的旧译著得到再版,而且莎翁的诗歌等也大规模地翻译和出版。50年代出版了方平译的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印行6500册,屠岸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印行达56000册。[3]

另外,在莎剧的上演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受大的时代环境的影响,全国掀起了莎剧演出的高潮。形成了以戏剧学院为主的专业演队伍,而且莎剧演出在观念上已普遍接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影响,在排演上也得到苏联专家的直接指导,演出水平和舞台效果也有了质的飞跃。各地先后演出了《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等13部莎剧,并形成了北京、上海两个中心舞台。

据不完全统计,从建国初到1964年,我国大概翻译了各种莎评80篇左右,大大超过了建国前的翻译量。这其中大多是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理论性评论,即遍及各国的著名莎评,如德国的莱辛、歌德;法国的夏多布里昂、雨果、司汤达;英国的柯勒律治、莫尔根等等。但翻译的主体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评论。还需指出的是,苏联莎评研究成果的译介对我国这一时期莎评发展有直接启发意义。如1953年,莫洛佐夫的《莎士比亚在苏联》译成中文后,1954年曹未风就发表《莎士比亚在中国》,对我国的翻译出版情况作了全面的概述,具有珍贵史料价值。

(二)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初步繁荣的到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莎学掀起了一个高潮,涌现出像方平、卞之琳、李赋宁、孙大雨、王佐良等一大批莎学专家。由于继续接受苏联式马克思主义莎学影响,这一时期中国莎学研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指导地位。其中以1956年卞之琳发表的《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和《莎士比亚的悲剧〈奥瑟罗〉》为代表。在这两篇文章中作者连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来分析文本,贯彻了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指导莎学研究的意图。[4]以此为典范,此时的中国莎学研究,宏观上关注莎剧的历史背景,把握作品反映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微观上注重对莎剧中蕴涵的历史观、伦理观、人道主义等内涵的揭示,出现了赵澧、孟伟哉的《论莎士比亚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发展》(1961年)、陈嘉的《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所流露的政治见解》(1956年)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还应该看到,此时的莎学在突出悲剧研究的同时,也关注了历史剧。在深入研究戏剧的同时,也深入探讨了莎士比亚的诗歌。其中1956年李赋宁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的《论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就分析了《皆大欢喜》与牧歌文学、罗宾汉歌谣之间的关系。[5]1964年杨周翰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谈莎士比亚的诗》则代表了当时莎氏诗歌研究的成就。同年王佐良亦在《文学评论》发表《英国诗剧与莎士比

湖南社会科学　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