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摘要：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探讨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在提升经济增长速度、改善产业结构、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同时，数字经济也面临着挑战，如隐私保护、信息安全等问题。
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推动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数字经济；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证分析；中国省际面板数据1. 引言数字经济作为当今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潮流。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市场之一，数字经济对其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不仅改变了传统产业的运作方式，还孕育出了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因此，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讨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文献综述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
许多研究都集中在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就业、产业结构、创新等方面的关系。
其中，一些研究强调了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速度的积极推动作用，另一些研究则关注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3. 研究方法及数据本文选取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为样本，构建了一个面板数据模型来研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
首先，通过分析数字经济相关指标的发展趋势和差异，考察了数字经济在不同省份的发展状况。
然后，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Hausman检验等方法，对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4. 实证结果及分析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首先，在经济增长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显著提升GDP增速，促进经济整体规模扩大。
《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范文
《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篇一一、引言在全球化及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背景下，金融产业集聚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
金融产业集聚不仅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其内在的逻辑和影响机制，以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
二、文献综述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众多学者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了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结论。
例如，XXX（2015）通过分析我国金融中心的集聚现象，发现金融集聚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而XXX（2018）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金融产业集聚不仅能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还能通过产业协同效应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三、金融产业集聚的内涵及度量金融产业集聚是指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相关金融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
本文采用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金融机构数量、金融市场交易额等指标来度量金融产业集聚程度。
这些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金融产业的集聚规模和活跃程度。
四、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1. 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金融产业集聚通过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吸引投资等方式，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具体而言，金融产业集聚能够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同时，通过信息共享和风险分担机制，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经营风险。
这些优势使得金融产业集聚地区成为资本、人才和技术等资源的聚集地，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
2. 区域经济增长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反作用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为金融产业集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市场需求。
随着区域经济的壮大，企业和居民的金融需求不断增加，推动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
同时，区域经济的增长也吸引了更多的资本和人才流入，进一步促进了金融产业的集聚。
五、实证研究本文选取了我国多个金融产业集聚区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相关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研究——基于西北经济圈的实证分析
28 个省级地区用状态空间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科技 投入对经济效率提高水平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 , 能有效的推动 经济增长的集约化水平，而外资技术溢出则不利于经济增长效 率的提升作用 [1]。傅元海利用我国省级地区十三年间的数据， 运用系统广义矩阵法（GMM），实证检验了购买外国技术和 进口、外商直接投资三种技术进步途径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 作用，发现第一种技术进步途径对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而后两者技术进步途径则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效率 提升作用 [2]。涂正革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对于中国省级 层面做了技术进步方向指数，来衡量不同偏向性技术进步对于 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 , 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对经济 发展质量有正向作用，显著的贡献于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 效率 [3]。封永刚在对研发资本存量进行处理基础之上 , 重新估 计了中国 1990-2017 年全国及省级层面的科技进步贡献率。结 果发现科技进步对全国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达 48.97%, 成为中 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源泉 [4]。张雄辉从国际层面进行研究， 以中国、韩国为比较样本，运用 DEA 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分析技术进步与技术进步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比较深 入全面的阐述了技术层面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且实证检 验结果表明韩国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中国技术进 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5]。马大来研究低碳经济增长效率， 通过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 发现对外贸易、技术专利授权量 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显著地提高低碳经济增长效率 [6]。王振 华以中国辽宁省的县级行政区经济增长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 面板数据，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索洛余量作为技术进步 的衡量指标，发现技术进步对于辽宁省的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明 显的促进作用 [7]。
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献综述姜颖
2012年12月内蒙古科技与经济December2012 第23期总第273期Inner M o ngo lia Science T echnolo gy&Economy N o.23T o tal N o.273F 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献综述姜 颖(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51) 摘 要:综述了F 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献,对内蒙古如何高效率引进F DI有一定参考意义。
关键词:对外开放;F DI;经济增长;GDP;模型;贡献率 中图分类号:F061.5(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21(2012)23—0005—02 从1979年～2010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外商投资(F DI)10483.81亿美元,F DI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经济环境较为封闭、资本匮乏、技术管理水平较低,在改革开放的指导方针下,我国积极引进FDI,一方面吸引外国大量资本流入,对我国的产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获得国外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外溢,为我国的产业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FDI在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 以地区为背景进行研究的情况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各地区都积极响应,部分地区制定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商投资。
因此,一些学者开始研究FDI对地区经济增长是否有贡献。
曾国平、祝伽伽(2008)对重庆市F DI和其经济增长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建立FDI与描述重庆市经济增长的指标GDP之间相互关系的数学模型进行分析,随后运用Jo hansen最大似然估计方法对二者之间的长期稳定性进行检验,最后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对F DI与重庆市GDP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得出的结论是:重庆市F 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F DI对重庆市GDP的贡献率为16.72%,而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对F DI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概要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财政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调控手段，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能够通过影响总需求、总产量和结构等关键因素，对经济波动进行逆周期调节，从而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
本文旨在对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归纳，以期能够更好地理解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
文章首先从理论层面探讨财政政策如何通过不同的机制和渠道影响经济增长。
我们将分析财政政策如何通过支出和税收两大手段来影响经济总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我们还将研究财政政策如何通过调节结构，如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等，来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将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综述和梳理，评估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
我们将使用各种计量经济学方法，如向量自回归（VAR）、面板数据模型等，来对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我们还将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财政政策措施进行比较分析，以揭示其异同点和适用性。
1. 财政政策的定义与重要性财政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宏观经济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有关收支、税收、债务和政府支出的政策。
它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不可或缺的政策工具，通过调整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来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从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实现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
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有效性对于经济稳定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财政政策的实施还具有收入分配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可以调整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通过政府支出政策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这些功能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为经济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它不仅可以调节总需求和总供给，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还可以优化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为经济增长创造有利条件。
知识溢出一个文献综述
知识溢出一个文献综述一、本文概述1、知识溢出的定义与重要性知识溢出，作为知识管理领域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的是知识在不同个体、组织或地域间非自愿、无意识的传播与应用。
这种溢出过程并非通过市场交易或产权交易实现，而是借助各种社会互动、网络关系或公共渠道，使得知识得以广泛传播和应用。
知识溢出的存在不仅加速了知识的扩散和积累，更为创新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从定义上来看，知识溢出具有三个关键特征：非自愿性、无意识性和非交易性。
非自愿性指的是知识溢出往往不是知识拥有者主动分享的结果，而是在社会互动中自然产生的；无意识性则表明知识溢出过程中，知识接收者往往并未明确意识到正在接收新知识；非交易性则强调了知识溢出与市场交易的区别，即它不需要通过明确的购买或销售行为来实现。
知识溢出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它是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的重要机制。
当新知识在不同主体间溢出时，它有可能激发新的想法和解决方案，从而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
知识溢出对于提升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具有积极作用。
通过溢出，知识得以在社会中广泛传播，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
知识溢出还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国际竞争力。
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系统中，知识溢出可以促进国内外企业间的知识交流和合作，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国际竞争力。
因此，对知识溢出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知识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传播和应用机制，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以制定更加有效的知识管理和创新政策。
2、研究背景与目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溢出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转移和知识创新机制，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
知识溢出不仅有助于知识的传播和应用，还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然而，关于知识溢出的定义、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
因此，本文旨在通过文献综述的方式，全面梳理和分析知识溢出的相关研究，以期深化对知识溢出的理解，并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一、本文概述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网络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支撑，其建设与发展对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凸显。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出了“宽带中国”等一系列政策，旨在加快网络升级提速，促进信息消费，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本文旨在探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进行实证研究。
文章回顾了网络基础设施与数字经济发展之间的理论基础，包括信息通信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网络基础设施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等。
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背景、目标及实施情况，并探讨了该政策对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文章运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对“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
通过对比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异，文章评估了政策的实施效果，并深入探讨了政策影响的作用路径和机制。
文章总结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研究认为，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而政府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因此，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网络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强政策支持，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还应注重区域协调发展，缩小数字鸿沟，实现数字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的均衡发展。
二、文献综述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高速公路”，其建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凸显。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网络基础设施与数字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国外学者较早地关注到了网络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如，RolfFare等（1994）通过构建生产函数模型，实证分析了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综述
刚开始 时作用 发生 缓慢 ，但 最终 会很 大 。 日本学 者
南 亮进 也研究 了基 础设施 问题 ，他认 为基础 设施 可
教 授通过 分析 英 国基 础设施 政府 管制研 究 ，具体 分
析 了 中国政府 对基 础设施 体制 的改革 和管 制 。金 凤
以称为 社会 间接 资 本 ，其 核 心 是交 通 运 输 和 通 信 ， 是经济 增长不 可缺 少 的初 始 条件 。
以上 。伊 斯 特 里和 雷 波 罗 （ ９ ３ 收集 ２ Ｉ９ ） ８个 发 达
国家 的历 史 时间序列 数据研 究 了基础设 施对 国内生
产 总值 的影 响 。研究 结果显示 ，在假设影 响经济增 长 的其他 因素不 变的 条件下 ，运 输和通讯 投资对经 济 增 长 具 有 明 显 作 用 。 美 国 学 者 坎 宁 和 费 伊
基础设施 的经 济学分析 开始 于 ２ ０世纪 ４ ０年代 中后 期 ，发 展经济 学家最先对基 础设施 给予 了广泛
的重视 。美 国著 名发 展经 济 学家 罗 森斯 坦 ・ 罗丹 认 为发展 中国家要实 现经济增 长 ，基 础设施 具有 重要 作 用 ，必 须实行 “ 平衡 增 长 ” 的 “ 推进 ”战 略 。 大 他 强调 ，工业化是 以快于 富裕 地 区的发展 速度提 高
已有 的研 究做 了详 细 的梳 理 与 总结 。 以期 在 此 基 础 上展 开 进 一 步 的讨 论 。
关 键 词 ：基础设施投资 ；经济增长 ；区域发展
作 者 简 介 ：岳伟，李根生， 山东财政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 邮政编码 ２０１） ５０４
中图分类 号 ：Ｐ ３ ．９ 文献标 识 码 ：Ａ 文 章编号 ：１ ７ —６５ （０ ０ １ Ｏ Ｏ Ｏ ８０ ５ ６ ２ ３９ ２ １ ０ 一Ｏ４ — ５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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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一个文献综述【摘要】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公共经济学的重要议题。
本文着重分析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实证文献，对相关研究文献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评述，为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关键词】基础设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一、引言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来，rosenstein-rodan（1943）、rostow （1960）就认识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前提条件。
aschauer（1989）通过对美国1949—198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发现：核心基础设施存量（如高速公路，公共交通，机场，电力设施等）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最为显著，其产出弹性为0.24。
而且他还发现l97l—l985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主要是由于公共资本增速降低引起的。
aschauer的这一结论立刻引起了学者的高度关注，此后众多国内外学者就基础设施的增长效应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基础设施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本文的目的旨在对现有研究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众多实证文献进行综述，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存在的各种争论进行梳理和评析。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鉴于绝大多数实证研究文献都采用了计量经济学方法，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上述文献本身的发展脉络，第二部分将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梳理文献；第三部分对国内外实证研究所取得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评述；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研究方法的进展（一）增加制度层面的解释变量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对一国经济发展有极其重要作用，研究基础设施的有效提供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直接现实意义。
目前有不少学者逐渐从政治制度角度考察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开始关注基础设施的供给问题。
最早从制度层面研究基础设施供给问题的代表人物是hayek。
他认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贴近当地民众，更具信息优势，因而在提供公共品方面也更具优势，所以分权能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沿着上述理论，我国学者利用各种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政府治理状况，并将这些指标加入计量模型中，使原有的计量模型增加了制度层面的解释变量，从而更加全面考察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张军等（2007）用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公职人员平均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每万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案件立案数来度量中国式财政分权和政府治理状况。
其研究说明：地方政府之间在“招商引资“上的标尺竞争和政府治理的转型是解释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决定的重要因素。
傅勇（2010）构造了三个不同的财政分权指标，用财政负担率和反腐败力度来度量政府治理指标，发现分权体制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巨大推动力，但非经济公共物品领域并不是分权体制的受益者。
上述的文献因增加了制度层面的解释变量，丰富了关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拓宽了基础设施研究的视角。
（二）改进指标选取方法从现有文献来看，考察关于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而其他国家由于缺乏完整的资本存量数据，只能借助于基础设施实物存量或基础设施投资这方面数据来考察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
在选取基础设施指标时，学者根据基础设施不同性质分类，从统计口径里挑选代表性指标来反映这一类基础设施，而在这一过程中，学者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
王宇新、刘贵（2010）选择了运输线路长度（铁路营运里程、公路里程、民航航线里程、内河航道里程的几何平均数）、电力生产总量、邮路总长度作为经济基础设施的代表变量，而卫生机构数作为社会性基础设施的代表变量。
王若飞、王进杰（2007）直接选取公路里程、铁路运营里程、航空线路里程、电路交换机容量和电力装机容量作为基础设施代理变量。
另外，还有不少学者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众多基础设施代理变量综合成一个指标以避免将各个基础设施代理变量同时纳入计量模型所带来的多重共线性，如王玺（2010）采用pca方法将公路里程数、铁路里程数、内河行道里程数、电力消费量四个指标构建成一个基础设施综合评价指数来反映基础设施存量。
（三）改进生产函数阿罗和库兹（arrow and kurz，1970）把公共资本存量纳入总量生产函数，即把公共资本存量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加入生产函数中。
之后，许多学者使用生产函数考察基础设施资本对总产出增长和生产率的影响。
其中使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的研究最多。
而c—d生产函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替代弹性恒为1，但在不同的企业、部门之间，这种替代可能性是不同的，而c—d生产函数不能反映这种差异，常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es就是针对这一限制提出的。
范九利等（2004b）建立一个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利用我国1981—2001年间数据，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且测算出我国基础设施资本与非基础设施资本之间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分别为3.3和0.848。
目前得到广泛运用的c—d和ces生产函数，都假设技术进步是中性的。
但在实际的经济系统中，各种投入要素的技术进步是各不相同的，而超越对数函数可以较好解决这一问题。
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框架下，eberts（1988）利用38 个都市区制造业1958—1978 横截面数据，得出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为0.04；wylie（1996）通过对加拿大1946—1991年时间序列的研究发现全部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高达0.52。
目前国内关于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算基础设施产出弹性的研究还是空白。
（四）检验因果关系在实证分析的结论中，也存在一些认为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产出的正效应不能确定的观点。
持这类观点者主要是认为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增加可能是由宏观经济产量的提高引起的。
针对这一问题，王任飞、王俊杰（2007）分析了中国1952-2003年全国主要门类基础设施指标与总产出之间的协整及granger 因果关系，表明在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中，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居于主导地位。
王宇新、刘贵（2010）通过建立var模型分析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中，主要体现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三、文献研究结论（一）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学者对中国基础设施的增长效应进行的经验研究始于李泊溪、刘德顺（1995），他们利用全国30个省级数据，进行横截面分析，发现：基础设施与地区人均国民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
范九利等（2004a）利用1981—2001年的全国时间序列数据，表明基础设施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54。
范九利等（2004b）使用1996-2000年全国29个省市区的混合面板数据，发现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19。
通过范九利2004年发表的两篇文章，我们发现采用不同数据类型，得出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不一，却都能证明基础设施存量的增长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我国的财政分权是我国基础设施提供的政治激励张军等（2007）、李一花、骆永民（2009）的研究表明，我国政治体制上垂直集中的模式，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间的“标尺竞争”激了发地方政府提供基础设施的积极性。
我国的财政分权显著影响了基础设施的建设，财政分权是我国良好基础设施供给问题的解释变量。
（三）财政分权、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地区差异李一花（2010）通过使用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和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地区差异，集中表现为基础设施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最为明显，而西部地区影响较小，财政分权降低了西部地区的经济产出水平。
四、存在的问题目前的研究均表明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而且也有文献从制度层面经验分析我国基础设施的供给，为财政分权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
但是关于基础设施的研究依然有完善之处：（一）目前我国关于基础设施存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多是采用基础设施实物存量，而关于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研究较少虽然范九利（2004）、姜轶嵩（2004）使用的是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但他们均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而他们估算的时间跨度较短，无法克服时间趋势特征，因而不能很好反应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关系。
（二）缺乏基础设施对经济运行变量影响的研究早期的研究由于使用了较为简单和不完全适当的研究方法或数据，其结果相对于后期研究结果，就会出现一些错漏和不一致。
目前学者普遍意识到基础设施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关于研究基础设施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经济的文献较少，这是目前研究的薄弱之处，希望后面学者可以探清基础设施对经济的作用机制。
（三）关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必须要先区分基础设施对经济是产出效应还是增长效应目前有许多文献通过研究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来考察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影响，但是这一做法往往忽视了基础设施投资是gdp核算的一部分，到底基础设施投资是扩大了社会总产出还是拉动经济增长，这一问题必须严格区分，这样用基础设施投资来衡量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影响的研究才有可靠的说明性。
参考文献：[1]范九利，白暴力.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研究[j].人文地理.2004，第19卷2期.[2]范九利，白暴力.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级三要素ces 生产函数法估计[z].经济论坛，2004（11）.[3]王任飞，王进杰.基础设施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var方法的研究[j].世界经济，2007（3）.[4]王玺，蔡伟贤，姜朋.我国地方基础设施发展趋势及成因分析[j].财政研究，2010（10）.[5]张军，高远等.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j].经济研究，2007（3）.[6]李一花，骆永民.财政分权、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j].当代经济科学，2009（5）.[7]傅勇.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j].经济研究，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