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分子”张中晓

提起“张中晓”这个名字，除了少数学术研究者，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感到陌生。

六十多年前，他才华横溢，在文艺界崭露头角，被誉为中国的“杜勃罗留波夫”。

注1但其后他被卷入中国文坛著名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在当时的宣传和批判下，真正做到了“闻名于全国”；然而，在当时众多所谓的“胡风分子”中，他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逝世后仅留下一张与他人的合照，亦没有留下太多文字。

上世纪90年代，他的笔记合集《无梦楼随笔》出版注2，进入2006年，他与胡风的部分书信也得以面世。

阅读这些书信，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这个“著名”小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浮沉经历，更可以通过他的见闻和思考，去佐证那段某些部分被淡化的历史。

一、一个绍兴青年的来信张中晓，浙江绍兴人，1930年夏天出生在绍兴附近的一个乡村里，父亲是一个忠厚的邮局职员，家里有十多亩水田，在绍兴也算是小康之家。

抗战期间因绍兴沦陷，家道中落，为补贴家用，不得不辍学做小生意，其间自修国文、算术等功课。

1943年考入绍兴初级中学，因为贫穷，他的中学生活仅仅维持了一年，就再次失学回家。

抗战胜利后，张中晓在一位担任国民党中层官员的叔父帮助下，先是考入了重庆相辉学院，次年转入重庆大学。

在求学期间，他阅读了很多胡风创办的《希望》和《七月》杂志，从中感到胡风等人所理解的人生是“真诚和亲切”的。

1948年，正读大学的张中晓突然大量吐血，医生诊断为严重的肺结核症，不得不再次辍学回家，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多。

1949年夏天，在绍兴福康医院接受胸廓整形手术，截除左腋上部五根肋骨，病情才稍有好转。

养病期间，他读了很多书，包括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逆流的日子》，也写一些杂文和诗歌，可惜均不曾留下。

在病床上，他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注3此时，张中晓的“偶像”胡风，因为其“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开始受到来自文艺界的批评。

养病中的张中晓，在极少的生活费中省出钱订阅了半年的《文艺报》，自然也看到了上面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

他读过《安魂曲》，被主人公善良的灵魂所感动，由于对《文艺报》的批评不满，他写信到报社责问，甚至在信中“凭了一时的冲动破口大骂”，着实有“青年人的性情”。

注4不久，幸运降临在了张中晓的身上。

因为投稿的关系，在上海编辑《文汇报?文艺界》的梅林发现了这个非常钦佩胡风的绍兴青年，于是就把他引荐给了胡风的夫人梅志。

梅志发现这个年青人对胡风的理论尤其是对鲁迅的著作有着很独特的见解，就让他直接与胡风通信了。

1950年4月，往返于京沪两地的胡风，收到了一封发自绍兴的来信，署名张中晓。

就像今天粉丝见到自己仰慕的明星一样，激动的张中晓信中有点语无伦次，除了希望胡风谈谈《文艺报》上那些批评文章的想法外，就一个劲地表达自己对胡风及其作品的喜爱，并希望得到胡风的指导。

注5从这天起，青年张中晓终于可以与自己的“偶像”通信并交流思想，也开始卷入了将要到来的一场历史漩涡中。

二、志同道合的“忘年交”没多久，胡风就回信了。

这让张中晓非常欣喜，也给病中的他极大的支撑。

他反感报纸上对胡风、阿垅等人作品的批评，相反，从被批评的《安魂曲》中，他感受到了胡风“内在的战斗要求”，其中“真挚底、至清底心地”使他“本能地接近了”胡风的人生态度。

张中晓对文艺的许多见解与胡风不谋而合，且充满理性与才气，胡风欣喜地发现了一个了不起的文艺理论人才，注6两人成为了未曾见面的“忘年交”。

从1950年4月到1951年8月，张中晓持续保持着与胡风的通信，从最初的一月一封，逐渐变成几日一封，甚至是一日两封。

遗憾的是，现在只保存下了其中的一部分。

随着双方逐渐熟悉，张中晓向这位老师兼朋友完全敞开了心扉，他曾给胡风写过一篇近5000字的长信叙述困苦波折的经历，谈了两年来肺病对自己的打击，他激动地倾诉道：两年来，我所受的苦难比从前的那些日子多！我懂得了什么叫做贫穷！什么叫做病，什么叫做挣扎！……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注7梅志在日后回忆，张中晓面目清秀，显得腼腆，但可能是患肺病的缘故，“很容易激动”，“用词有时也过分夸张”。

注8五年后，这段话其中的一句被单独摘录下来，成了揭露“反革命分子狰狞面目”的材料。

与“偶像”交流思想所带来的精神愉悦，使张中晓的病情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但绝对称不上是健康。

由于被截除了五根肋骨，加之长年的肺病折磨， 1950年7月间，他的身体状况仅仅是“能走走”而已，而且“还不能多走”，注9一场感冒就能让他“发了四天热”的极度虚弱之中。

他仍想提笔写些文章，但“写了一千多字，热度就高了起来”。

注10 胡风很关心这位刚结识的青年朋友，不仅写信去开导他悲观的世界观和阴暗的心情，还细心地为这位疾病缠身而又才华横溢的年青人设计成长路径，铺设成长通道。

胡风认为张中晓的身体状况已不适应在工作岗位上做事，否则“非拖垮身体不可”，建议他写点两至四千字的短文去“换点稿费”，“当作糊口的手段”，并且愿意将他的文章推荐给在上海《文汇报》、北京《光明日报》、汉口《大刚报》等处工作的朋友。

注11胡风还曾提议，可以介绍张中晓去浙江省文联工作，但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仍无法支撑8小时的工作强度，而无奈作罢。

注12三、质疑现状的直率青年从书信中可以看到，张中晓对胡风有着极深的崇敬之情，亦把胡风当作精神寄托，愿意向他坦露心声。

尽管两人在年龄、学识、社会地位上相差悬殊，但胡风从未以尊者自居，同样是以诚相对。

这其中，两人相同的文艺信念起到了纽带作用。

胡风的文艺思想中，“主观战斗精神”是其一大标志性特点，在创作思想上强调作者的主体性，强调以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和体验创作，反对特加的政治概念和创作上的公式化。

注13胡风在政治上拥护党的领导，也赞同党的意识形态中政治与艺术相结合的要求，但他反对将文艺降作政治的附庸，认为文艺与政治结合的准则，是文艺应当在“革命的思想照明下面反映出历史现实底内容和发展趋向，由这来为政治开路，推动政治前进”。

注14 1954年国庆节张中晓（左）与诗人芳甸在北京北海公园张中晓在求学时期对胡风尊重作者主体性的文艺观点十分欣赏，在与胡风两年多的通信中，他多次表达对这种“主观战斗精神”的赞赏与向往，并大胆质疑了当时文艺界的状况，甚至是提出了一些直率的批评。

他对当时自己眼中缺乏战斗精神的文艺界感到反感，讽刺其“像一湖死水，互相点头，雍容揖让，天下太平”，形容当时的文艺批评是“一团和气的，作家仍是不关痛痒，读者仍是莫名其妙”，堪称“苍白”。

注15一位河南朋友指责“胡风是小资产阶级，《七月》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张中晓很是气愤，一连去了三四封信质问这位朋友。

注16对于如何处理文艺作品中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张中晓和胡风一样，也认可文艺作品中要有“政治性”，但强调要把艺术性放在文艺作品的首位，通过艺术去表达政治效果。

在通信中他谈到，“直接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效果’，社会科学论文比艺术作品更有‘说服力’”，注17文艺作品的效果，只是要让“读者底心里似乎有些扰动，精神上似乎有些影响”，那就够了。

注181951年的5月28日，署名“罗石”的张中晓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他非常重要的一篇论文《略论我们的文艺批评》，文中不仅大胆批评了当时文艺批评的现状，也将自己注重“艺术性”的文艺观点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一般的来说，文艺批评工作是做得非常不够，还远不能达到文艺批评应该达到的程度。

就目前所表现出来的成绩来说，大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不该有的“偏向”……更暴露出本质上的空虚和脆弱。

……（艺术作品）对广大读者发生的影响，主要的是由于作品的艺术力，包含了思想力的艺术力；作品的活生生的形象和血肉充沛的生命。

艺术必须是艺术（别林斯基语）……“作品中的‘政治性’必须完全渗透于、溶解于艺术”，“‘政治概念’本身不是艺术”，“‘政治概念’只能作为最佳对待生活以至把握生活的引线，而不能用来‘演绎’作品的”。

注19 这篇论文在中国文艺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有赞许，也招来了不少非议。

文中所透露出的观点，当时已属比较直接和大胆，甚至可以称得上有点“尖锐”，张中晓也预感到如果此文刊出必将招致反感、批评，但出于一种纯真的性格，他并不介意，甚至希望在别人的批评、攻击中“磨练一下”。

注20除了在信中与胡风讨论文艺问题，出于青年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养病的张中晓也关注着身边发生的政治运动。

他以诚挚的热情、理性的思维客观地观察、思考着这些运动，在赞扬讴歌的同时，也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深思与远忧。

他称赞土改运动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具有民主作风，但也颇具远见地指出，民主建设还没有相关机制上的保障，这会产生民主走样、打击报复的现象；注21他支持对反革命的镇压，但也敏锐地看到“斗争必然地深化了”；注22他参与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但认为将《武训传》和“改良主义”联系在一起是牵强的，并戏言此举“好像武训是拜杜威做了老师一样”。

注23久居乡间的张中晓，几乎无任何政治经验，自然在当时很难看出这场运动背后的政治意图，更无法判断历史洪流的前进方向。

他恐怕不会知道，自己正逐渐被卷入历史洪流所卷起的漩涡中。

四、人生渐入佳境，不料祸从天降可能是精神充实、心情愉悦带来的积极影响，张中晓的身体状况在1951年逐渐趋向于平稳，经过梅林的推荐，张中晓被筹建中的新文艺出版社负责人刘雪苇、王元化看中，离开家乡绍兴到上海担任该出版社的编辑。

由于患过重病，他的身体还是比较羸弱，坐久了便要靠到沙发上去看稿，话多讲两句就发喘，但他审读稿件却一点也不马虎，面对文艺界前辈巴人注24近50万字的《文学论稿》，在看了不到三分之一的内容后就提出不下50条的审读意见。

身为一个“新人”，他用工作证明了自己的才华和成熟，注25审稿意见常得到同事们的赏识。

在新文艺出版社就职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工作和生活都很顺利，工资不算低，身体也健康多了，有时还能寄点钱和衣物给家里。

注25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

然而，历史洪流的激荡，不久就要到来。

1954年3月，胡风和路翎、谢韬等人在北京一起撰写全面反映文艺问题的材料，即日后“大名鼎鼎”的《三十万言书》。

7月26日，胡风将写好的《三十万言书》交给了中央文教委员会领导，请他将报告转呈给中共中央。

半年后，胡风意识到自己错了。

1955年1月，全国性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运动展开。

胡风知道张中晓容易激动的个性，在将近1个月内给张中晓写了三封信，每次都叮嘱他“要冷静”，由于害怕张中晓深陷其中受到伤害，还告诫张中晓“不要再写信写文章了”。

但随后事态的严重性大大超过胡风的预计，“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升级为了“反革命集团”、“反党集团”。

5月16日，胡风被逮捕，随即许多信件从家中被抄走。

注27《人民日报》分别在1955年5月13日、5月24日、6月10日刊发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第二批材料》和《第三批材料》，张中晓写给胡风的书信被列入《第三批材料》中，大致收录从胡风家中搜出的张中晓书信8封，篇数着实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