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洛花鼓戏的文化意蕴

论商洛花鼓戏的文化意蕴作者：张文诺来源：《艺苑》2016年第05期【摘要】商洛花鼓戏是著名的地方小戏之一，在商洛乃至陕西具有广泛的影响。

地方小戏与下层民众的关系更为亲密，民间很多知识与思想都是通过地方小戏传承与传播的。

商洛花鼓戏作为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小戏，传达了浓厚的民间伦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

挖掘其中的民间伦理文化，可以窥探影响老百姓的思想意识，这不但对于商洛花鼓戏主题的提升，而且对于农村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商洛花鼓戏；民间伦理；文化意蕴[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商洛花鼓戏是著名的地方小戏之一，在商洛乃至陕西具有广泛的影响。

商洛花鼓戏由湖北移民传入商洛，光绪三年（1877年），湖北郧阳发生涝灾，很多灾民从湖北来到商洛，他们带来了花鼓戏，花鼓戏受到了商洛百姓的喜爱，并接受了商洛语音和小调的影响，形成了商洛花鼓戏。

“据民间艺人口耳心传，商洛花鼓艺术于清代中叶随下湖人迁陕而传入商洛。

多以自乐形式，于逢年过节、迎神报赛、红白喜事搭班演唱。

其登场人物不多，行当以小生、小旦、小丑为主；化妆简单，随意性很强；道具较少，一般多就地演出。

”[1]81地方小戏多为农民业余的自娱自乐之作，都是农民自己的创作，内容短小，人物不多，一般二三人，情节较为简单，没有复杂的矛盾冲突。

在一般人看来，地方小戏肯定不如大戏，“…小‟ 可能意味着不完备，表现力不够，简单、粗糙等等。

”[2]57地方小戏在唱腔的优美、舞美的豪华、造型的逼真、情节的复杂曲折等方面与大戏确实有相当的距离，然而，就地方小戏与下层民众的亲密度来说，地方小戏却有相当的优势。

大戏从小戏发展而来，然而，小戏并没有失去自己的特征，小戏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价值、娱乐价值、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在历史和现实中具有很大的作用。

小戏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演出非常频繁，比大戏有更多的受众，对于农民的知识传播与思想塑造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鲁迅说：“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

”[3]352其实，戏文的作用更大，潘光旦在《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中说：“一样教学生知道一件故事，读不如讲，讲不如一二人表演，一二人表演不如多数人自演。

读来的故事最隔膜，自己搬演的故事最亲切。

……一般民众所有的一些历史智识，以及此种智识所维持着的一些民族的意识，是全部从说书先生、从大鼓师、从游方的戏剧班子得来的，而戏班子的贡献尤其来得大，因为一样叙述一件故事，终究是…读不如讲，讲不如演‟”[4]10而地方小戏与下层民众的关系更为亲密，很多知识与思想都是通过地方小戏传承与传播的。

小戏具有如此大的作用与广泛的影响力，却没有受到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重视。

在诸种文艺形式中，戏曲处于边缘地位，而地方小戏在戏曲中又处于边缘地位。

地方小戏之所以受到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鄙夷、排斥与打压，原因是地方小戏中有很多“淫戏”，而“淫戏”在下层民众中间很受欢迎。

其实，“淫戏”只是地方小戏中的一小部分，更为关键的是，小戏传播了一种“离经叛道”的民间伦理。

地方小戏的创作者、表演者、观赏者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民众，地方小戏传达了农民的思想与情绪，在农民的思想体系中，有的与封建正统思想相当的一致，比如忠孝节义等，但也有一些思想并不合乎封建正统。

即使是正统思想，经过农民思想浸润后，其内涵也有较大的不同，是经过农民改造后的正统思想。

“不仅淫戏和黄戏充斥其间，而且还经常有离经叛道的思想冒出来。

”[5]34地方小戏具有很强的思想穿透力与艺术渗透力，又承载了这么多不合乎封建正统的思想，难怪遭到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鄙夷与打压。

商洛花鼓戏作为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小戏，传达了浓厚的民间伦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

一、被矮化的上等人地方小戏的题材较为广泛：描写农民日常生活的生活戏，反映忠孝节义的伦理剧，反映为民做主的清官戏，反映精忠报国的忠良戏，唱男女情感的爱情戏，还有淫秽下流的黄色戏等。

地方小戏虽为小戏，里面却出现了皇帝、官员、僧尼、知识分子、商人等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物形象，这是一个上等人形象群体，这些地位较高的人物形象都是经过农民思想浸润过的人物形象，其面目、性格、气质、格调与封建正统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大为不同。

在封建正统文学中，他们形象较好，高高在上，是智慧与道义的化身。

在地方小戏中，上等人却成为被讽刺嘲笑的对象，与此相对的下等人虽然社会地位较低，形象却是高大英俊、坚强刚健，且往往具有超群的智慧。

地方小戏出现的上等人形象与正统文学中的上等人形象大为不同，他们是被矮化的上等人形象。

《屠夫状元》是一部经典的商洛花鼓戏，其中的上等人形象如皇帝、丞相、太师、知识分子等，都是被矮化的上等人形象。

《屠夫状元》改编自安徽泗州地方戏《三踡寒桥》，原剧是一出清官戏，反映的是惩恶扬善、为民做主的主题。

《屠夫状元》把原来的次要人物屠夫卢文进作为主要人物，以他为中心人物设置情节，剔除了原来的因果报应、封建迷信等内容，增加了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内容。

《屠夫状元》包含了民间小戏的因子，传达了浓郁的民间伦理与文化。

地方小戏的创作者大都是来自底层社会的民间艺人，他们对与他们有着相同生活的下等人非常熟悉，对与他们距离较大的上等人的生活很隔膜，他们总是凭着自己的想象、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塑造上等人形象。

在现实生活中，上等人占据了社会的中心位置，享有较多的社会资源，下层民众对此非常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当他们创作时，他们就把现实生活中的现象颠倒了过来，反映在人物形象方面，就出现了“被矮化”的上等人形象。

《屠夫状元》中的上等人形象有皇帝、阁老、太师、状元等。

《屠夫状元》中的皇帝与我们在评书中看到的皇帝似曾相识，比如《杨家将》中的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呼家将》中的宋仁宗、《岳飞传》中的宋高宗等。

皇帝在本剧中出场不多，但面目清晰，他喜好女色，宠爱西宫娘娘，比较昏庸无能，被太师杨猎窃取了朝廷大权，面对危急形势，他别无它法。

他忠奸不分，他本来信任忠臣党秉忠，把宝珠交给他帮助太子登上大位，太师杨猎利用阴谋害死党秉忠，宝珠下落不明。

没有宝珠，太子没有信物，无法登上大位。

皇帝虽然看清杨太师的险恶用心，但杨太师羽翼已丰，势力太大，皇帝已经无力抗衡。

皇帝着了慌，到处张贴榜文，寻找宝珠。

在一般的民间文艺中，皇帝都有点昏庸无能，忠奸不分，这是经过民间意识过滤后的形象。

“忠良戏和清官戏（包括传说和故事）中的帝王，大都昏庸卑下、低能好色、耳根软、好听信西宫（小老婆）的谗言、重用老丈人（西宫之父一般是位极人臣的太师）、纵容小舅子为非作歹、迫害忠良、祸害老百姓，总而言之，凡农村社会的种种失德，皇帝几乎全占上。

”[6]13其实，这些缺点是一般人都常有的缺点，皇帝当然也有这些缺点。

农民把一般人身上的种种缺点移到皇帝身上，借以教育自己的子弟，要避免这些缺点。

除了皇帝，他周围的大臣也没有显示出出众的才干、过人的谋略与超群的能力。

阁老是朝廷的重臣，面对危机无计可施。

状元党金龙虽然才华出众，但思想格调非常低下，向往荣华富贵，没有为国为民的抱负，被太师杨猎轻松收买，助纣为虐。

杨猎身为太师，不是靠本事上位，而是靠自己的女儿上位，此人不但祸害百姓，而且陷害忠良，图谋不轨。

与这些社会上层人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屠夫胡山，此人是一介屠夫，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勤劳善良、济危扶困、嫉恶如仇、有强烈的正义感。

民间艺人在创作时，往往把自己所属的这一群体神圣化，他们把一些美好、高贵品质附加于民间人物身上。

比如，我们在民间文艺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情节，在朝廷之上，番邦或者敌方送来的一封书信或者一张阵图，要求在三天之内做出破解，如果不能破解，就要撕毁盟约，再起战端，众朝臣却束手无策。

在这时，一个下层人物出场，解决了困难，番邦臣服于我，这个下层人物凭借这样的不世之功获得高官厚禄，其实，这是农民幻想自己建功立业的方式。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农民梦想的形象写照，他们长期处于社会下层，经常幻想一夜之间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然而，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从历史来看，一个农民，能有多少机会遇见皇帝呢，更没有出众的谋略帮助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想象成功。

农民们也想自己建功立业，夺取功名，但农民们上升的渠道非常有限，他们非常盼望能凭着自己的本事以独特的方式获取功名。

立非常之功，非得有非常之时，他们往往想象自己可以在皇帝群臣面临解决不了的巨大困难时登场，然后一举成名。

“民间小戏的创作表演基本都靠乡村的底层劳动者，所以讥讽调笑的对象都是掌握特权、特殊技能和较多社会资源的人群。

土地可以使最基本的…食‟得到相对稳固的保障；而且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候，官方都提倡重农，…农‟在社会流品中总是排名靠前，这使得农民们会产生一些自豪感。

而另一方面所谓“重农”，重视的都是农业而不是农民。

农民的地位、社会保障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落实。

而帝王、官员、读书人、商人甚至包括手艺人不耕不织却也可以自给，尤其有些人，至少从表面上看，还活得更加滋润光鲜。

习惯了将产品自产自销的农民，当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他人的利润，多少会产生不平衡、排斥的心理。

”[7]125在民间文艺中，农民眼中的皇帝很糊涂，但农民对皇帝的感情很复杂，他们对皇帝不太痛恨，他们痛恨贪官奸臣，他们认为，朝纲混乱不是皇帝的问题，而是贪官不认真执行皇帝命令的问题。

这既是他们从自己切身经验中得出的结论，也是农耕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种社会意识。

中国是农耕社会，农耕社会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当社会混乱到一定程度，农民们非常希望一位明君来收拾一下贪官污吏。

忍无可忍之时，农民起来惩处贪官酷吏，但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动乱，农民希望这种社会动乱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农民对皇帝的态度与农业生产方式不无关系，农业生产注重经验传授，这容易形成祖先崇拜与唯上是从的意识。

“在这两个系统中，有着共同的唯上是从、犯上就是作乱的群体意识。

……唯上是从的情感趋向，使个体在政治上表现为忠君思想。

皇帝即国家，忠君就是爱国，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普遍意识和心理状况。

”[8]99自西汉武帝以后，皇权至高无上的思想意识逐步渗透了普通人的意识与生活。

“秦代以官僚科层构筑国家金字塔的法制以及汉代儒者定礼仪，行封禅，以…天志‟比附…王权‟与…君命‟，已经把君主的威望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是…天‟的投影或…神‟的化身，…天子‟一词实际上把…天‟与…人‟之间合一的自然联系再一次割断。

……于是，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都集中于天子手中，他既是普天之下子民与臣下的君主，也是普天之下道德与人格的楷模，既是政治领袖，也是精神领袖，后来的…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可以由他一人居中代表。

”[9]268《屠夫状元》中，皇帝虽然比较无能，但无论是下层农民胡山还是受害家属朱氏，都对皇帝非常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