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器上动物雕塑的美学研究

2011．08LAN ZHOU XUE KAN■艺术与审美商周青铜器上动物雕塑的美学研究陈莉（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北京100024）［摘要］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以其厚重的造型、繁复的纹饰，传达着统治者的意志，形成了一种狞厉之美。

但是作为青铜器扳手、提梁或器盖装饰的动物形雕塑，却小巧可爱，充满着灵动活泼的生命气息，形成了青铜器审美的另一个侧面。

青铜器上的动物雕塑是史前明朗、活泼的审美文化精神在商周时期的延续，只是在鬼神和等级观念浓厚的商周社会，这种灵动之美只能退居器物的从属部位。

［关键词］商周时期；青铜器；动物；雕塑；美学分析［中图分类号］J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492（2011）08－0185－05［收稿日期］2011－03－16［作者简介］陈莉，女，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文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审美文化。

［基金项目］陕西省文化厅2008年度艺术学重点科研课题“周代贵族的生活艺术”。

（项目编号：011）商周青铜器以其庄重典雅的造型、繁缛富丽的纹饰形成了辉煌灿烂的青铜艺术。

有关商周青铜器的研究在我国有漫长的历史，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以往的研究者大多着眼于青铜器的断代、分类、造型、主体纹饰等问题的研究，而对青铜器附件上的动物形雕塑的关注还不够。

有些论著，如李松、贺西林《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朱和平《中国青铜器造型与装饰艺术》等都论及到了青铜器装饰中的动物形雕塑，但对其审美价值的分析还不够系统和深入。

文章拟通过一系列青铜器实物资料的分析，探讨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形雕塑的审美特征，并对其在审美文化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予以分析。

一、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形雕塑及其审美特征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广泛存在着动物形装饰。

这些动物形装饰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整个器物被铸造成动物的形象，如象尊、豕尊、羊尊、鱼尊、鸟尊等，都是将整个器物塑造成动物的形象；第二，以线条的形式在青铜器刻画动物形装饰图案，如象纹、虎纹、羊纹、牛纹、鸟纹等都是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装饰图案；第三，以高浮雕或圆雕的形式雕刻动物的形象作为青铜器上的装饰部件。

文章所讨论的就是以雕塑形式存在于青铜器上的动物形象。

商周时期，有很多青铜器都是以动物形圆雕来进行装饰的。

如现存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商代象尊，通体作象形，象鼻上卷为流，背上开口，有盖。

最具有灵动气息的是这一象尊盖上的小象形钮，活泼可爱，耐人寻味。

再如出土于湖南衡阳的商代牛尊，通体作牛形，有盖，盖上铸有一只小虎形盖钮，生动传神；出土于陕西宝鸡茹家庄的周代羊尊，背部铸一立虎形盖钮。

出土于陕西长安马王村的卫簋，其双耳被铸成卷鼻象头的样子。

诸如此类装饰风格的商周青铜器还有很多。

这些装饰在青铜器上的动物形雕塑有着鲜明而突出的审美特征，在青铜器整体繁复厚重的美学风格中形成了一股清新、灵动的审美之流。

总体来看，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形雕塑具有以下审美特征：第一，形体娇小，神态可爱，富有生命气息，是青铜器上动物形雕塑最为突出的审美特征。

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动物形雕塑大多形体小巧，神态可爱，如出土于江西新干的虎耳方鼎，在两只弧形的鼎耳上分别铸着一只小老虎。

这两只老虎似乎已经上到了一个至高点，但往后退有危险，往前进又是悬崖峭壁，正处在两难境地，颇为传神可爱。

而出土与湖南湘潭的豕尊，其背上的盖钮被塑造成小鸟的样子，小鸟身体浑实，精巧可爱，流荡着强烈的生命气息。

第二，动物形雕塑在青铜器审美中常处于从属581地位。

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动物形象大多位于青铜器的盖钮、提梁、扳手、口沿等部位，因而在整个青铜器中并不占有突出地位。

动物形雕塑在青铜器上总是位于不太显眼的位置，这决定了它们在青铜器审美中的从属地位。

此外，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繁缛的纹饰和造型一定程度上对动物雕塑具有遮蔽作用，这也是形成动物雕塑的从属地位的决定因素之一。

商周青铜器不仅通体满饰花纹，而且常常采用三层重叠的组织结构，即以比较宽大凸起的纹饰作为主体纹样，在主体纹样之上饰以阴刻的纹饰，在主体纹饰之外的空地，又辅饰以浅而细密的云雷纹，形成通常所谓的“三重花”。

尤其是饕餮纹，以抽象、夸张的手法形成狰狞恐怖的视觉效果，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而青铜器上的扉棱，进一步增加了青铜器的繁复、厚重感。

这些繁杂的装饰成为青铜器上动物形雕塑存在的背景。

有了这样的背景，小型动物雕塑的地位大多受到遮蔽，自然不会引起人们过多的审美关注。

如出土于陕西临潼的利簋，其双耳上装饰着对称的小兽头，兽耳竖起，形象可爱，但在利簋位于醒目位置的是占突出地位的巨大的饕餮纹，以及满布于器身的云雷纹，作为耳部装饰的小兽形象虽然非常可爱，但并不显眼，自然也不能引起人们多的关注。

第三，动物形雕塑能够与青铜器的其他部分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首先是作为青铜器主体的动物形象常与附件上的动物形雕塑形成大与小、主与次、厚重与灵巧等方面呼应的关系。

如商代晚期的子母象尊，主体造型为一头造型肥硕丰满的母象，它长鼻高举，四足坚实，周身装饰瑰丽多姿的花纹，繁复优美。

母象背部又有小象一只，立于器盖上，造型与母象相同，只是形体略小。

母子象尊，生动逼真，拙朴美观，就像一个大象妈妈正背负着一个小象在嬉戏，大象和小象之间相互呼应，完美地体现了大与小、主与次、繁复厚重与小巧灵动之间相互协调、呼应的美学关系。

如果说青铜的厚重风格与大象的敦厚温顺相得益彰，那么，小象的点缀则使厚重之中又有了精巧灵动之感，从而形成了青铜艺术审美的多层面性。

其次，动物形雕塑与主体青铜造型也能形成一种有机联系。

商周时期的青铜盘和匜的边沿常塑造着攀爬到沿边准备饮水的夔龙的形象。

如出土于河南罗山高店的单匜，整体呈瓢形，龙形扳手，似乎是一条小龙刚刚努力地爬到匜沿，正准备探头喝水。

现存上海博物馆的齐侯匜，扳手也作龙形，龙俯首曲颈，口衔器沿，作探水状，充分体现了工艺与实用结合的工艺设计思想。

在青铜盘的边沿还常常塑造着小鸟或水鸭之类的动物。

如出土于北京平谷刘家河的商代青铜盘，盘沿上塑造着两只小鸟，它们好像刚刚飞落到湖边，造型别致，具有非常突出的装饰效果。

商代晚期的旅盘，其口沿上塑造有六只小鸭，它们向着同一方向，似乎正在调皮地列队在湖边游玩，而且因为在圆形的器物口沿上，因而它们的游动就给人以无始无终的感觉，非常有趣。

而出土于陕西扶风的西周四鸟扁足鼎，其四角塑造着四只可以转动的小鸟，它们又好像刚在鼎中饮了甘泉，每一个都正在仰头咽着甘泉，神态天真可爱。

这些塑造在附属部位的小动物与器物整体的造型和用途之间有着内在的关系，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相互呼应，颇具匠心。

此外，青铜器上所塑造的小型动物之间也有着相互呼应的内在关系，常常表现了耐人寻味的生活细节，或表现了生活中颇富张力的一个瞬间，能令观赏者展开丰富的联想，充满了艺术魅力。

如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枭尊，头微微昂起，小耳高冠，胸部前挺，双翅收起，两爪支地，宽宽的尾部下垂成为另一个支点，支撑着器身。

值得玩味的是，在枭尊小小的盖子上，前面塑造着一只立鸟，后面是一条小龙，龙正匍匐于地窥视着前面的鸟儿，准备随时扑过去抓住小鸟。

龙和小鸟的造型颇富情趣，淡化了青铜的厚重感，使这一器物隐含着灵动之气。

还有现存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商代晚期青铜羊首勺，勺柄的顶端雕刻着一个羊头，羊的大角弯曲，双目圆睁，作鸣叫状。

最有趣的是勺柄上一前一后雕塑着一只小羊和一只小老虎。

小羊似乎刚刚沿着窄窄的勺柄，小心谨慎地走到了勺子的边沿，正准备低头饮水。

在小羊的身后，悄悄走过来的老虎，长尾曳地上卷，作扑食状。

在羊和老虎之间即将展开一场生与死的较量，而羊却浑然不知。

这个瞬间充满了紧张感，它被雕塑定格成为青铜器上的永恒瞬间，充满了浓厚的艺术魅力。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动物雕塑，大多形态小巧、神态可爱，充满了生动活泼的气息；这些作为装饰的动物雕塑常常位于青铜器上不大显眼的部位；这些作为装饰部件的动物雕塑与青铜器整体之间，以及动物雕塑之间都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有着浓厚的艺术趣味。

这是青铜器上动物雕塑的主要审美特征。

正是这些装饰性小动681物雕塑的存在，使青铜器超越了纯实用目的，而具有了审美特质。

二、商周青铜器上动物形雕塑的美学意义这些被塑造在青铜器上的小型装饰动物，显示出了高超的青铜制作水平，体现了青铜时代人们的审美情趣，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首先，动物雕塑体现了商周时期的审美观念。

商周时期的动物形雕塑大多位于器物的顶盖、口端、扳手、提梁、柱足等附属部位，既有实用的功能，又是器物上的装饰品，体现了融审美与实用功能于一体的设计理念。

1967年陕西扶风贺家村出土的牛尊，是西周初期之器。

该尊通体为牛形，牛体浑圆，四蹄粗壮，翘首伸颈，双目圆睁，好似在鸣叫。

在牛尊的背上铸着一只立虎形钮，虎四足向前，身体后缩，作扑食状。

牛尊上小巧的虎形盖钮，既有实用性，又是厚重青铜器上的灵巧点缀。

1976年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五号墓的兽面纹卣，提梁的两端被塑造成兽首形，盖钮装饰以小鸟的形象，也表现出融审美与实用为一体的设计思想。

这种寓实用与装饰于一体，寓厚实与灵巧于一体的造型设计风格，形成了商周青铜器的一种装饰模式。

一般来讲，动物形雕塑与主体器物的搭配关系如下：在动物形尊的背部常以虎、象、鸟等动物形象作为盖钮；在卣的提梁的两端以羊首、鹿首、牛首等作为装饰；在簋、爵、匜、觥等的扳手，常以龙、鸟和小兽的形象作为装饰；鼎、鬲的柱足常以象腿、象鼻，或鸟的形象来装饰。

这些动物形雕塑都能融审美与实用于一体，既是器物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富有观赏价值。

商周青铜器上还有一些动物形雕塑几乎完全摆脱了实用的目的，具有纯粹装饰性意味。

如现存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商代旅盘，口沿上均匀地装饰着六只神态可爱的小鸭子，这六只小鸭子就与实用目的关系不大，具有纯审美的意味。

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三羊首瓿，其肩部装饰着三个大卷角的高浮雕羊头。

河南新乡出土的兽面纹方尊，其肩四隅各饰一个双角翘出的神鸟。

这些器物上的动物雕塑就具有纯粹的审美价值。

这类装饰性极强的动物形雕塑与主体器物之间也有一定的搭配规律，如在鼎的盖子上常以两三只小巧的鸭子、小鸟，或小兽的形象来装饰；在鼎耳上常以虎或龙的形象来装饰；在斝柱上常装饰着身体浑圆的小鸟形象；在盘的口沿上，常以鸟或鸭子的形象作为装饰；在瓿、尊的肩部常饰以兽首。

如果说作为器物提梁、盖钮等青铜附件出现的小动物雕塑融实用于艺术于一体，既具有实用性，又具有一定的观赏性，那么，这些装饰在青铜器上，基本没有实用价值的小型动物雕塑，一定程度上成为超越于实用功能之上的艺术品，表达了更为强烈的审美意识。

其次，青铜器附件上的动物形雕塑，以其轻松、活泼的形象特征，形成了青铜器审美文化的另一个层面，并对青铜器的厚重氛围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