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理论
翻译理论(1) (上课用)中国翻译史、严复、鲁迅及其翻译理论
“信”、“达”、“雅”提出的历史背景
•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 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 翻译的标准 — “信、达、雅”，对中国现 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
社会背景
当时民族危机和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加深。严复深感国势危
急，他思考西方列强富强、中国贫弱之原因，清醒地认识
翻译理论家；浙江上虞人 • 在理论建树方面，率先提出 “建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 理论”（1984）， 即由“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等基本 观念构建的理论整体。 • 主要译作如斯汤达《红与黑》（公认为世 界名著之重译佳作
严复和他的翻译思想
严复主要译著
1. 2. 3. 4. 5. 6. 7. 8. T.H.赫胥黎的《天演论》(1898) A.斯密的《原富》(1902) H.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03) J.S.密尔(又译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903) 甄克思的《社会通诠》(1904) C.de孟德斯鸠的《法意》(1904～1909) 《穆勒名学》(1905) W.S.耶方斯的《名学浅说》(1909)等
翻译目的
翻译外国学术名著，引进近代西方先进 科学思想，作为改造中国人世界观的理论 基础和思想启蒙的武器，为救国富国服务。 译文要更容易被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所接受， 实现思想启蒙的目的，从根本上彻底改造 中国。
译品类型
• 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严复的翻译著作主要有《天演论》、《原富》、 《群学肆言》、《社会通诠》、《穆勒名学》、 《名学浅说》、《法意》和《群己权界论》。这 些作品都是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为什么他选择翻 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呢？这与他的学习经历和当 时的社会背景有关。 1877 年到 1879 年，严复等被 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 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 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 论。因此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他就有强烈的兴 趣和丰富的理论基础。
中国翻译理论
一、佛经翻译时期安世高——小乘佛经的首译者安世高（东汉）：西域安息人，太子，博学多识，笃信佛教，弃王位而向佛，游化西域，后旅居中国，通晓汉语，注重修行，译经20多年，多是直译。
“义理明晰，辩而不华”，《明度五十校计经》，开后世禅学之源。
支谦——《法句经序》支谦（三国）：月支人，博览经籍，莫不谙究。
世间伎艺，多所综习。
遍学异书，通六国语。
孙权时（二二二―二五二）拜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
谦以经多梵文，集众本译为汉文行于世。
约三十年间，译经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
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
反对译文尚质，主张“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首创“会译”，译文加注也始于他，《法句经序》是中国首篇重要译论。
鸠摩罗什——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六朝），印度人，我国著名佛教学者、佛经翻译家。
出家后，通晓大乘经论，后到了中国长安，前后所译的经论，有380多卷。
鸠摩罗什倾向于意译，“其文约而诣（畅达），其旨婉而彰”，提出了表现原作文体风格问题，促进了六朝佛学繁荣和隋唐佛教诸宗形成。
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释道安（晋代）：著名佛教学者，讲授《般若经》。
他不懂梵文，通过同本异译比较研究翻译。
他貌丑心慧，“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后，对佛经进行注释，凡二十二卷。
利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为后世佛经注释作出范例。
还总结出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学说，具有翻译本体论意义。
(一)胡语里边，倒装句很多，翻译时必须要改过来，使之顺从汉语语法，适应中文的结构；(二)胡语的经典文字质朴，而中国人喜好文字华美，翻译时为了适合中国人好文的习惯，在文字上不得不加以润饰，以便流通；(三)胡经原原本本，十分详细，尤其是颂文部分，同一意义往往要反复三、四次，翻译时，对这些重复的句子要加以删略；(四)胡经中在长行之后，另有重颂，复述长行的内容，翻译时往往也得删除，才能使译文洗练；(五)胡经中，每说完一事，再说另一件事时，往往还要把前边那件事重说一遍，因此翻译时，也不得不对这些重复的话一并删除。
中国翻译家的翻译理论
严复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
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
“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
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鲁迅在中国翻译史上,鲁迅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的一些翻译观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翻译研究.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其译文也因为生涩难懂而遭到攻击.然而,鲁迅翻译思想中的"信"与"不顺"体现了近代中国翻译活动救亡图存的根本目的,代表了文化转型时期中国翻译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探索和研究的起点.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从实质上来讲,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
翻译涉及原语(source language)与译语(target language) 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时非常复杂。
所以,译者要想收到理想的翻译效果,常常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仅仅懂得一些基本技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必须在两种语言上下工夫,乃至独具匠心。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现代，翻译的重要性远迈前古。
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同翻译是分不开的。
第一个重视翻译并大力加以倡导的人是鲁迅。
中国翻译理论史
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脉络关于理论理论与应用的关系：传统观点，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无用的。
是理论就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
申报基础理论项目一定要回答“该项目有什么实际应用价值”的问题。
现代观点: 理论“虚用”说。
“理论实用”论使得许多有前途的基础理论研究搁浅。
翻译界同行拿不出与国外同行挑战的实力的理论来，就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论实用论禁锢，他们认为是理论就要解决实际问题，所以目前不解决实际问题的重大理论总是出不来。
中的翻译理论从总体上看是注重“实用”的，是解决翻译具体问题的，与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相比，在体系上相对较弱。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而理论当然应该受到鼓励，但对理论的要求不应该以是否有实用价值为前提。
在科学史上，有些重大理论在一开始并不表现出实用性，后来才引起大规模的应用。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最初问世时人们看不到它的实用价值，在部分理论得到应用后，甚至在新的理论出现后（霍金），其余部分的实用价值还未显现，但他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成熟的理论总是在等待着实用出现的契机，或者它引导出一种是用契机。
我们不能因等不到这种契机就指责这种理论无用。
许多翻译工作者不愿阅读翻译理论文章，因为他们发现这些理论不能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只有当有外在要求时才勉强看一些理论，比如职称要求。
翻译工作者要有理论意识。
人们主动认识规律的倾向就是理论意识。
又有些理论可能永远找不到实用契机。
这种空头理论具有不显形的性质，但能使我们学会思考，是我们的素质得到根本的提高。
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理论也是理论。
对理论的首要要求应是该理论能不能逻辑的认识和解释对象。
能不能在别的方面派上用场，那不是它们的事。
“用”有“实用”也可有“虚用”。
翻译理论既鼓励“实用”也鼓励“虚用”，实用理论的威力自不待言，虚用理论可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可以放飞我们的心智，使其抵达极限之极限。
关于翻译理论翻译学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由一系列的相互联系的概念构成。
我们在第一讲关于翻译学的框架中可以看到，翻译理论是构成翻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翻译理论
中国古代杰出译者及其理论
一、翻译活动古已有之，而译学理论始于三国时佛经翻译的兴 翻译活动古已有之， 盛。
早期的佛典翻译，多用“文”和“质”两字作为译文的标准。所谓“文”指的是“辞 采”，即对译文加以修饰，使文章更为通达，是我们所说的意译；“质”指的是“朴 质”，即严格依照原文，不增不减，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直译。 支谦，三国时期佛经翻译大师，他的《法句经序》是中国第一篇谈论翻译的文字，约作 于224年。他指出“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译事之不易，对促 进翻译研究有先导作用。他还提出了“因寻本旨，不加文饰”的主张，主张译经不必讲 究“饰”和“严”，只要做到“易晓”和“勿失厥意”就行了，由此可见他是主张直译 的所以他的理论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直译理论。 道安（314-385），东晋时期的佛经翻译家，他继承和发扬了支谦的翻译思想，他认识 到了两种语言在语法、修辞、文体、行文习惯以及思维方式上的不同，认为“案本而传” 只是相对而言的，而失本则是绝对的，不失本便不成翻译，是主张直译但反对死译，对 当时佛经翻译出现的死译现象，他提出著名的“五失本”和“三不易”。“五失本”， 是指把佛经从梵文译成汉语时，在五种情况下允许译文与原文不一致，第一，梵文的句 子多是倒装，翻译时须根据汉语习惯译出；第二，梵文质朴，汉人喜好辞采，可对译文 做一些文辞的修饰；第三，佛经反复叙述，翻译时对反复内容应当加以删减；第四，佛 经正文后又有重颂加以复述，译时将重颂部分删去；第五，佛经里，往往在说完一件事 后说另外一件事时将前面说过的事又重复一遍，译时应当把重复的这部分删去。
赞宁（919-1001），宋初高僧，精于佛学南山律，时人称“律虎”， 赞宁（919-1001），宋初高僧，精于佛学南山律，时人称“律虎”， 他归纳总结了前人有关佛典翻译的论述，并提出了佛经翻译中的“六 例”： 第一，“译字译音为一例”即“音译”与“意译”的问题，主张佛 典秘语，佛祖胸前的符号和佛经题头上的两个符号都应该依样书写， 其余的内容须意译，这样的规定将音译减少到了最低的限度。 第二，“胡语梵言为一例”，他详细叙述了“胡”与“梵的区别”， 他主张对自己所要翻译的文字有个清楚的了解，做到胸有成竹子。 第三，“重译直译为一例”，重译是转译已经被翻译成胡语的佛经， 直译则是直接翻译梵语的佛经。 第四，“粗言细语为一例”，赞宁提出应该注意佛经语言的风格， 是通俗、典雅还是半文半白，以便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 第五， 华言雅俗为一例” 这是从汉语的角度来谈语体的差异， 第五，“华言雅俗为一例”，这是从汉语的角度来谈语体的差异， 他要求译者必须熟悉本名族的语言使用习惯， 他要求译者必须熟悉本名族的语言使用习惯，该典雅的时候典雅该 通俗的时候通俗。 通俗的时候通俗。 第六， 直言密语为一例” 他认为翻译某些佛经句子， 第六，“直言密语为一例”，他认为翻译某些佛经句子，可有两种 情况， 涉俗为直，涉真为密” 直即直译，密即意译。 情况，即“涉俗为直，涉真为密”，直即直译，密即意译。 这六点提出了翻译佛经中解决各类矛盾的方法。 这六点提出了翻译佛经中解决各类矛盾的方法。
中国翻译理论简介
中国翻译理论简介中国翻译理论，从时间上看，可以分为传统、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期。
在中国，传同的翻译理论是指不以西方“现代语言学”为方法论的翻译理论研究，其具体又可以分为“发生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转型期”等。
这四个时期分别见证了中国的几大翻译高潮，即东汉至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及清末明初的西学翻译及“五四”新文学翻译。
一、发生期：所谓中国翻译理论的“发生期”是指传统译论从无到有的时期，它以支谦224年的《法句经序》为肇始，而以988年的《宋高僧传.译经篇》为结束。
发生期的翻译理论建立在佛经翻译的基础上，它对于哲学、综教、文学、音乐和舞蹈都有很大影响。
发生期重要的翻译理论有如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颜宗的“八备说”、鸠摩罗什的“意译”主张等。
二、发展期：发展期是指传统翻译理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
这一时间中，译论家开始思考翻译的社会功能，其分别以1604年徐光启对译书目的的论述，及1894年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为起止时间。
这一时期翻译的多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书籍，借以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
发展期的一大典型特征便是中外翻译家的合作，期间所涌现的外籍翻译家有庞迪我、高一志、罗雅各和艾儒略等。
三、成熟期：成熟期是指传统翻译理论的完善时期，具体表现在：翻译思想日蓁充实完善，表达方法日益精密得当。
成熟期所对应的乃是西学翻译与“五四”新文学翻译，以1898年严复的《天演论》为标志，其代表性的译论有如严复的“信达雅”、林纾的谈译书之难、金岳霖的“译意”与“译味”、郑振铎的“文学可译”、矛盾的“文学翻译创造论”、鲁迅的“信译”、傅雷的“神似”与钱钟书的“化境”等。
成熟期的翻译理论研究有几个特点：翻译理论倾向的文学性质、团体论争的精彩纷呈，如严复与梁启超等关于翻译的文体、语言的论争；胡适、刘办农等对于严复、林纾的批评等、大量大翻译家及文学家的出现，如严复、矛盾、鲁迅、朱生毫等。
中国翻译理论
，翻译“第一国手”, 信、达、雅——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信“Faithfulness”——忠实原文,达“Expressiveness”——语言通顺畅达,雅“Elegance”——文字古雅.信为本，雅为表，达是两者的纽带林纾翻译理论：1、“存旨”论：“神会、步境、怡神”; 2、“文心”论：要讲究“文之枢纽”文章的“纲领”文章的“开场、伏脉、接笋、结穴”; 3、“支点”论：在翻译某个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总是努力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寻找与之对应的作家; 4、“足音”论：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却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只足音。
近代西学翻译思想（1）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代表人物：徐光启，李之藻翻译特点：翻译方式为外国人主译，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2）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A. 洋务时期的翻译贡献：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B.维新时期的翻译贡献：①译名的统一;②东学西渐代表人物：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马建忠：杰出的语言学家，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有《马氏文通》贡献：“善译”说梁启超：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名史学家，被中国学术界奉为“鸿儒”，他的翻译思想：A “翻译强国”思想译书三义：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才;B “翻译文体革命思想”：提倡“通俗语体”; C翻译小说理论的影响D 翻译文学与佛典的关系,科学地提出了佛经翻译的三个时期瞿秋白：佛经的翻译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最简单的言语去翻译印度日耳曼族之中最复杂的一种言语——梵文。
事实上开创了白话的运用。
胡适：开创一种文学新体；解放了最缺乏想象力的中国古文学；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受其影响；佛经往往带着小说或戏曲的形成。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1)The Confucianism(儒学) is obvious(2) It puts emphasis on practice skills(3)It closely relates with classical Chinese esthetics.鲁迅的“易解，丰姿”双标准论，即“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则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和“翻译与创作并重”的思想。
中国翻译理论浅说-翻译八大家
中国翻译理论浅说-翻译八大家中国翻译理论浅说―近代中国八大翻译家1.严复的“信达雅”2.鲁迅的直译3.林语堂的美学4.郭沫若的创作论5.朱光潜的艺术论 6.傅雷的神似 7.钱钟书的化境 8.许渊冲的竞赛论 1 严复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elegance） 2 鲁迅宁信而不顺（Rather be faithful than smooth.）? Lu has translated & introduced 200 works by 100 authors from 14 countries, half of which are in Russian. ? The first period:（1903---1919）? While he was in Japan.in 1903年凡尔纳的著名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雨果的《随见录》中的《哀尘》以及编译的《斯巴达之魂》。
? In 1907,《红星佚史》cooperated with Zhouzuoren. ? In 1909,《域外小说集》? “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与“以信为主，以顺为辅”的思想 ? 鲁迅先生主张翻译“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与“以信为主，以顺为辅”。
反对顺而不信。
鲁迅所主张的“宁信而不顺”中的“不顺”，就是在翻译时，“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而“其中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
”? 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异化的翻译理论,? 其实，韦努蒂早在1986年在其发表于Criticism28(Spring)的一篇名为“TheTranslator’Invisibil时”的论文中已经明确提出了“异化翻译”的概念(参见Robinson，1997：97)．但这个概念真正产生国际影响是在其名作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于1995年出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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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经翻译时期安世高——小乘佛经的首译者安世高（东汉）：西域安息人，太子，博学多识，笃信佛教，弃王位而向佛，游化西域，后旅居中国，通晓汉语，注重修行，译经20多年，多是直译。
“义理明晰，辩而不华”，《明度五十校计经》，开后世禅学之源。
支谦——《法句经序》支谦（三国）：月支人，博览经籍，莫不谙究。
世间伎艺，多所综习。
遍学异书，通六国语。
孙权时（二二二―二五二）拜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
谦以经多梵文，集众本译为汉文行于世。
约三十年间，译经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
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
反对译文尚质，主张“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首创“会译”，译文加注也始于他，《法句经序》是中国首篇重要译论。
鸠摩罗什——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六朝），印度人，我国著名佛教学者、佛经翻译家。
出家后，通晓大乘经论，后到了中国长安，前后所译的经论，有380多卷。
鸠摩罗什倾向于意译，“其文约而诣（畅达），其旨婉而彰”，提出了表现原作文体风格问题，促进了六朝佛学繁荣和隋唐佛教诸宗形成。
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释道安（晋代）：著名佛教学者，讲授《般若经》。
他不懂梵文，通过同本异译比较研究翻译。
他貌丑心慧，“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后，对佛经进行注释，凡二十二卷。
利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为后世佛经注释作出范例。
还总结出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学说，具有翻译本体论意义。
(一)胡语里边，倒装句很多，翻译时必须要改过来，使之顺从汉语语法，适应中文的结构；(二)胡语的经典文字质朴，而中国人喜好文字华美，翻译时为了适合中国人好文的习惯，在文字上不得不加以润饰，以便流通；(三)胡经原原本本，十分详细，尤其是颂文部分，同一意义往往要反复三、四次，翻译时，对这些重复的句子要加以删略；(四)胡经中在长行之后，另有重颂，复述长行的内容，翻译时往往也得删除，才能使译文洗练；(五)胡经中，每说完一事，再说另一件事时，往往还要把前边那件事重说一遍，因此翻译时，也不得不对这些重复的话一并删除。
总之，翻译时，遇到达五种情况，译文在形式上绝不会与原本一致，道安允许这五种“失本”的情况，实际上是要求译文应该比较接近于汉文的规范。
至于道安法师的“三不易”则是指三种不易于翻译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佛经是佛因时而说的，古今时俗不同，要使古俗适应令时，不易做到。
第二种情况是要把佛经中圣智所说的微言大义传给凡愚的后人理解，时间相距很远，也不容易做到。
第三种情况是指佛经结集时，那些大智者还需要不时地相互审察、校写，如今由普普通通的人来传译，也是件很难的事。
道安提出这三点不外乎是要求译人注意到译经的艰辛，从而要求译人尽可能忠于译事。
彦琮——“八备说”彦琮：（隋朝）历事北齐、北周和隋三个朝代,被誉为“翻经大德”。
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博闻强记，过目不忘。
少年时才思敏捷，文笔清新，能洞察幽微。
十四岁受北齐重臣联名邀请为北齐的建立讲大智论。
隋炀帝召彦琮入宫谈论佛法，在洛阳上林苑设立翻经馆，让彦琮在那里主持翻译。
用汉文翻出的经书，有二千二百多卷。
勘定了书写佛经总集的标准，对后世经典具有很大影响。
当时，有一个印度僧人来谒见隋文帝，回国时，请求带回隋国《舍利瑞图经》和《国家详瑞录》，彦琮倾一人之力，独自将他们翻译为梵文，后在西域诸国流传很广。
彦琮还著有《天竺记》、《西域传》、《大隋西国传》等著作。
彦琮的著作和译文，繁荣了东西方佛教界，促进了东西方佛教界的交流，尤其是在西南诸国传播了中国的文明和文化，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谓“八备”，是指做好佛经翻译工作必须具备的八个最基本条件：(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
”即要求译经人诚心诚意接，受佛法观点，立志做有益于他人的事业，不怕花费长久的时间。
(二)“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
”要求译经人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别人讥笑厌恶。
(三)“签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
”要求译经人对佛教经典有渊博知识，通达大小乘经论的义旨，不存在含糊疑难的问题。
(四)“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
”要求译经人通晓中国经史，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文字表达准确，不疏拙。
(五)“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
”要求译人心脑宽和，虚心好学，不固执己见，不武断专横。
(六)“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其备六也。
”要求译经人刻苦钻研学问，不贪图名利，不奢望高贵职衔。
(七)“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地。
”要求译经人精通梵文，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但又不能拘泥于梵本格式。
(八)“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
”要求译经入对中国文字学具有一定的修养，熟悉文字的使用，保证译文通畅典雅，忠实准确。
玄奘—伟大的翻译家唐玄奘（唐朝）又名三藏，发现经文有大量的漏洞，想去印度取经，翻译完整的没有错误的佛经。
于是拿着钵盂就出发了，从甘肃沿着丝途之路往西走，经过重重边关，几生几死，穿过沙漠往东走。
玄奘法师在艰难困苦中跋涉一年,在公元629年到印度, 开始梵文的学习和佛法的研究，在印度学习13年，成为印度佛界大禅法师，开坛讲经。
取回的经卷707卷，中途遇险丢失50卷,经卷的丢失成了唐玄藏一生的遗憾。
回国后，唐玄藏在慈恩寺用19年的时间译出75部佛经,1300余卷，这些佛经为中国佛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玄奘、鸠摩罗什、真谛最被誉为我国三大佛经翻译家。
唐玄藏翻译佛经的时候的几个不译原则就包括“咒语不译”。
因为这些咒语原来可能都是向神佛祈祷的原句，大约他认为佛是听不懂汉语的，所以就没有意译，只用音译。
玄奘精晓梵语，深通佛理，汉文水平又高，能够运用文字融化原文义理，非常熟练地运用各种翻译技巧，达到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所以他的译文质量很高。
被誉为有史以来中国翻译家中的第一人。
唐玄藏翻译佛经的时候的几个不译原则就是包括“咒语不译”。
因为这些咒语原来可能都是向神佛祈祷的原句，大约他认为佛是听不懂汉语的，所以就没有意译，只用音译。
一、“秘密故不翻”意思是说，具有神秘色彩的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采用音译。
佛经中有大量的“秘密”，如“咒语”等。
“陀罗尼”在梵语中的意思就是“咒语”，汉译为“秘密语”、“真言”或“神妙章句简单的符号”，是佛、菩萨、诸天的秘语，总括佛、菩萨公德、誓愿及佛法精义的简单的语言符号。
这些秘密咒语具有神秘莫测的特点，通过念诵的声音形式来体现其神秘之处，因此宜采用音译方式。
“经中诸陀罗尼系佛之秘密语，微妙深隐，不可思议，故不以义译之”。
如果保留这些咒语的梵文音译，朗读时就会产生一种神秘感应，获得字面意义之外的效果，深刻领会佛意，保持佛语的神秘、庄重和典雅；但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翻译成汉语，则会失去这种神秘感，失去原有的佛意。
例如，“阿弥陀佛”意为“无量寿佛”或“无量光佛”；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意为“哦！莲花里的珠宝！”；《大悲咒》共84句，全部采用音译，第一句“南无喝罗怛那哆罗夜耶”意为“皈依三宝”；《般若婆罗蜜多心经》“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意为“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大家都度到彼岸，愿正觉的法成就”。
诸如此类的陀罗尼均采用音译，世代口耳相传，其所体现的神秘力量形成了强大的心理震慑力。
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来翻译，则意趣全无。
其实，不光佛教咒语对佛教徒具有特殊的魅力，其他宗教咒语对其信徒也同样具有神秘莫测的魅力。
此外，任何一种语言中都会有一些具有特殊魅力的词语，对本族人具有特殊影响力，这种特殊影响力对外族人来说往往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二、“多含故不翻”意思是说，具有多种含义的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采用音译。
佛教经典中有些词语含义非常丰富，而汉语中找不到与之完全对应的词语，如果使用其中一个含义的词语，则会造成信息与意义缺失。
例如，“薄伽梵”具有六种意义：“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
汉语里不存在同时包含这六种意义的对应词汇，如果采取意译，在一定的语境中只能译出其中的一个意义，而其余五种意义都会缺失，因此只能音译。
又比如，“阿罗汉”意思是“无生、应供、杀贼”；“比丘”意思是“乞士、破恶、怖魔”。
这些词语含有多种意思，如果只翻译其中的一种，就会丢失其他意思，不能完整表达原义；如果全部意思都翻译，又显得累赘，所以只能音译。
三、“此无故不翻”意思是说，目的语文化中没有的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采用音译。
例如，“阎浮树”又名“胜金树”，只产于印度等地，中国没有这种树，所以采用音译。
同样，“槟榔”是印尼语的音译，“葡萄”是大宛语的音译，“西瓜”是女真语的音译，“茉莉”和“昙花”是梵语音译，等等。
这种彼有我无或彼无我有的文化局限词，即只存在于一种文化当中，而另一种文化中没有的事物或概念，一般都采用音译的方式，保持原文化的形态和精神。
四、“顺古故不翻”意思是说，对以前已经存在并广泛使用的约定俗成的音译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遵循习惯沿袭其原有的音译。
例如，“阿耨菩提”，可以翻译为“无上”、“正等”、“正觉”。
但是，从东汉以来，历代佛经翻译家都用梵文音译，所以玄奘认为不需采用意译，而应保持其约定俗成的音译。
五、“生善故不翻”意思是说，有些词语用音译能令人生尊重之念，否则容易等闲视之，所以对这类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采用音译。
二、近现代时期严复,中国介绍近代思想的第一人，翻译“第一国手”信、达、雅——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信“Faithfulness”——忠实原文,达“Expressiveness”——语言通顺畅达,雅“Elegance”——文字古雅.信为本，雅为表，达是两者的纽带林纾翻译理论1、“存旨”论：“神会、步境、怡神”；2、“文心”论：要讲究“文之枢纽”文章的“纲领”文章的“开场、伏脉、接笋、结穴”；3、“支点”论：在翻译某个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总是努力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寻找与之对应的作家；4、“足音”论：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却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只足音。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代表人物：徐光启，李之藻翻译特点：翻译方式为外国人主译，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代表人物：马建忠杰出的语言学家，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有《马氏文通》天朝最早的语法书。
贡献：“善译”说。
“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翻译思想鲁迅的“易解，丰姿”双标准论，即“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则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和“翻译与创作并重”的思想。
梁实秋主张“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硬译”无异于“死译”其危害更甚于“曲译”——即顺派，与鲁迅的信派对立。
瞿秋白的“绝对正确，绝对白话”和“信顺统一”的思想。
40年代A、关于“形似神似理论”的研究代表人物：林语堂、朱生豪、梁宗岱林语堂,翻译思想：“三三一”——“三个条件，三个责任，一个要求”；翻译的三重标准——忠实标准，通顺标准，美的标准；“五美”——音美，意美，神美，气美，形美；朱生豪, 翻译理论：翻译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动笔翻译之前，首先要选译自己“笃嗜”的作品；其次，反复“研诵”原作，咀嚼原作“精神”，直至“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