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纲要读书报告——叫魂
《叫魂》读书笔记
《叫魂》读书笔记《叫魂》这本书由孔飞力所著，以 1768 年发生在中国的“叫魂”妖术大恐慌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当时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态以及民众心理。
读完这本书，给我带来了许多思考和感悟。
书中描绘的叫魂事件始于江南地区，随后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
据说，一些术士通过剪人发辫或获取人的衣物，便能摄取人的灵魂，从而加害于人。
这种看似荒诞不经的谣言，却在短时间内引发了社会的巨大恐慌。
普通民众人人自危，害怕自己成为叫魂的受害者；而各级官员在处理这一事件时，也是手忙脚乱，有的为了政绩而刻意夸大，有的则试图掩盖真相。
从社会层面来看，叫魂事件反映出了当时社会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
普通民众生活在社会底层，面临着贫困、饥饿和各种不确定性，叫魂的谣言让他们的不安和恐惧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
他们将对生活的不满和对未知的恐惧，转化为对所谓“妖人”的愤怒和攻击。
而社会上层的官僚阶层，在面对这一事件时，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如何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忠诚和能力。
政治方面，叫魂事件成为了乾隆皇帝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官僚体系的一个契机。
乾隆皇帝利用这一事件，对地方官员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和审查，试图打破地方官员之间可能存在的朋党勾结和隐瞒不报的现象。
然而，这种高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官员的恐慌和应对失措，导致了更多的混乱和冤案。
在民众心理层面，叫魂事件揭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和迷信。
在那个科学知识匮乏的时代，人们对于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深信不疑，对于未知的事物充满了恐惧。
这种恐惧在群体中迅速传播，形成了一种集体的恐慌情绪。
同时，叫魂事件也反映出了人性中的丑恶一面，比如诬陷、告密、暴力等行为在事件中屡见不鲜。
作者通过对叫魂事件的详细描述和深入分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传统社会在面对危机时的种种表现。
这不仅让我们对清朝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让我们思考在现代社会中，如何避免类似的恐慌和混乱。
比如，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甄别真假信息，如何避免谣言的传播和扩散；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和理性，如何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来解决问题；民众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应该如何保持理智和冷静，如何避免被恐惧和偏见所左右。
《叫魂1768》读书报告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书笔记【关键词】：《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恐慌;游惰阶层;欺骗【摘要】：《叫魂》一书说的是238年前清代乾隆皇帝年间的事。
正当“乾隆盛世”似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整个大清帝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突然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之风搅得天昏地暗。
在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到了几乎半个中国，其影响所及，小民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各级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陛下为之寝食不宁。
究竟“叫魂’’之术的意义真的那么大吗?一、作者简介孔飞力（Philip A. Kuhn）193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当费正清1977年从哈佛大学荣休后，孔飞力由已任教十年的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其空缺，任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
他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
曾获得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是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
《叫魂》（1990）一书为他最主要的代表作，获“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此外他所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2002）和《海外中国人》（2009）等，均有重要深远的影响二、写作背景谁想得到乾隆盛世也会出大乱子？1768年以剪辫为其主要形式的妖术，搅得社会不宁、人心不稳。
在十二个大省份的广袤地域里、姓名荣登奏折的百十口子人、曲折离奇的真假故事……妖术引发的动乱使上至君主下到百姓的全社会为之颤动。
美国哈佛大学孔飞力先生把这一事件研究得精深剔透，1990年他把这一研究成果以《叫魂》一书公诸于世。
他以生动的笔触，描述出历史的真实；以科学的分析，剖析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渊源、背景、性质及影响。
孔先生的《叫魂》一书是文苑的精华之作。
该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特别是清史研究方面，打开了足够新颖的一个角落，挖掘到足够精湛的一个层面。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孔飞力教授选用“叫魂”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视角，通过“叫魂”这一历史事件来探究国家与社会关系之类的大问题，将政治放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历史分析，也就是用社会史的眼光来谈政治的意义。
一、整体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叫魂》一书可以说是整体史、自下而上的历史观的典范之作，此书属于政治史的范畴，所要揭示的是清朝中央政权与地方官僚的通讯运作机制，却选用了“叫魂”这一独特的视角来进行历史分析，用社会史的眼光来看政治，这是一种社会史视野中的政治史。
作者从全方位的场景、多维的视野来叙述“叫魂”事件，从横向看，它涉及到十八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背景、政治体制、社会状况、法律制度以及民众的心理意识等各个方面；从纵向看，它既有对清初征服年代的回顾，也有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比较。
这是一种以“叫魂”事件为中心和切入点的“大叙事”，一种整体史。
与其他政治史不同，它详细分析了在“叫魂”事件中恐慌的民众的所作所为，书中这样的叙述非常丰富，为我们了解18世纪中期中国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完整丰富的历史画卷。
二、三个角度看“叫魂”事件“叫魂”本是民间的一种巫术行为，不值得大惊小怪，没想到的是竟然席卷全国。
面对“叫魂”事件的发生，乾隆帝、官僚们和民众立即根据自身所处的不同战略位置和相距甚远的知识背景，在各自心目中构建了不同的故事版本以指导自己的行动。
孔飞力教授正是通过这三个方面为大家全面的呈现了社会各个阶层对“叫魂”事件的反应。
当叫魂妖术的谣言在地方上一蔓延，底层老百姓们脆弱的神经马上绷紧，唯恐自己变成妖术的受害者。
他们不能分辨真实与谣言，因为鬼神迷信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他们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变得更加神经过敏，唯一能够保护自身的法宝就是排斥外面未知的东西，这就让流民群体变成了打击的对象。
而这些遭受打击并进入国家司法机关送审的嫌疑人也因自己身体受刑情况而频频更改供词。
这关系到百姓们对于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慌及因此而发的骚动，以及骚动背后所隐含的底层民众难以掌握自身命运的危机感和对社会权利的渴望。
《叫魂》心得体会(一)
《叫魂》心得体会（一）《叫魂》这本书主要介绍了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
这一妖术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愚夫愚妇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
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
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於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後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搜捕。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割辫之传说——重点在叙述1768年春在江南发生的几起控告石匠、乞丐、游方僧割辫叫魂的案件。
从平民老百姓的心理状态、地方官如何审理的经过，以及分析案件发生的原因可以看出当时的平民老百姓及容易误信谣言、容易被别人煽动是其情绪扩大化，第一章说介绍的几起叫魂事件，都是被民众的盲目相信传言、不冷静感性、极端处理事件方式，出现的叫魂的冤假错案，形成了对他人的伤害。
地方官员处理的问题上，在第一章中案件往往在县级地区官员的审理中官员为了照顾地方民众的心理、以及基层执法者马虎的工作导致对案件不正确的处理以及对被控诉者不公正不合理的裁决。
使案件往往呈递到上级政府才能还其清白。
从这几起案件看出当初被认为处于太平盛世的中国，平民百姓的当时精神状态，在没落的封建社会中，君主专制下的社会动荡，矛盾尖锐。
第二章升平盛世介绍了外强中干、徒有空架子的乾隆盛世中期进行讨论，包括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结构、劳动力摆脱人身束缚、人口膨胀、物价浮动以及人员流动、出家人与流浪者遭受迫害和歧视等问题。
所谓的盛世之下，物流飞涨、人多地少、地区发展不平衡导致人员的地区间流动，当中很多人办成和尚与乞丐方便讨饭，因为“叫魂”流言当时的盛行使得让人们对这种人十分敌视。
导致这两种人常常被冤枉成“叫魂”者，反映出乾隆盛世下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
《叫魂》读书报告
《叫魂》读书报告点灯的傻瓜(人生是一场直觉。
)2012-11-18 20:24 51/52有用.叫魂读书报告一、孔飞力（Philip A.Kuhn，1933—）个人简介1933年出生于伦敦。
但在美国度过了其中学、大学生涯。
除了青年时期短暂的三年从军岁月，他的一生几乎都在学校，尤其是哈佛大学度过的。
他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正是他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求学的恩师——费正清的秘书。
他有两本专著，影响最大。
一本是写于七十年代的《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第二本，就是本书《叫魂》。
这本书写于他从芝加哥大学转回哈佛接手费正清之职务却因久无作品问世而为人议论之时。
孔飞力在其求学生涯中，初期受到两位学者的影响，一位是克拉克洪，一位是马克斯•韦伯。
但对其学术影响最大的是他在哈佛的两位恩师：费正清和史华慈。
他在本书中所体现的史学取向：对“冲击—反应”模式的回应，主张从社会内部寻找动因。
二、《叫魂》主要内容全书围绕“1768年席卷中国的妖术大恐慌”或称之为“叫魂案”展开论述。
一）、何为“叫魂案”（主要由本书第一章论述，其他散见于各章）本书所征引的案例，主要以事件发生的先后为线索。
时间维度横跨不同地域的案子，通过“时间”这条主线贯穿在一起：1月德清石匠吴东明案。
4月萧山巨成和尚案、白铁匠案5月苏州张乞丐剪辫案胥口镇净庄和尚案6月书生韩沛显剪发案。
7月乞丐蔡庭章剪辫案。
8月乞婆剪侍女衣角案10月初觉性和尚案。
可以看出，一直到当年的10月份，仍有嫌犯被抓捕归案。
空间维度首发在浙江、江苏，然后从江南地区迅速蔓延到山东、湖广、北京、安徽、河南、陕西及福建。
总体呈现一个由南到北，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的趋势。
1768年的叫魂案从时空上来势凶猛，蔓延全国，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大恐慌。
初秋，清廷对于妖术的清剿也随之展开。
在持续长达几个月的清剿行动中，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终于因为破绽百出而被叫停。
二）、叫魂案的总体图示1、它所涉及的社会背景（主要由本书第二章论述）作者在第二章中用“镀金时代”来形容弘历统治下的帝制中国。
叫魂孔飞力读书报告
叫魂孔飞力读书报告一、简介《叫魂》是中国著名作家鲁迅的一篇小说，讲述了一个普通民众在面对非正义的社会现实时所面对的挣扎。
而本次阅读的是由美国汉学家普赖斯·等译著的《叫魂》英文版，译者为孔飞力（Jonathan D. Spence）。
孔飞力是现代中文文化评论领域的重要人物，也是著名的汉学家和中国文化专家，主要研究中国现代史和文化史。
他的翻译作品《猫城记》、《文化革命时期的中国》等畅销书堪称中国文化研究经典。
二、阅读体验在阅读孔飞力翻译的《叫魂》时，我发现他对于鲁迅的用词和句式都进行了较为恰当的转换。
他的翻译语言流畅简单，平淡而不失深度，通过优秀的翻译技巧将原著的意境和内涵传达给了所有英语读者。
孔飞力还对这部小说进行了适当的解释和注释，这对于了解中国现代史和社会文化的读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阅读过程中，我感受到了鲁迅这位伟大作家的思想深度，其强烈反思和探究社会现实的精神让人感到振奋。
三、思考读完这篇小说后，我深深感觉到了鲁迅对于中国社会的热爱和对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厌恶。
他通过对于社会现实的揭示和对于人性的思考来刻画出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这些形象不是简单的黑与白的两极分化，而是富有深度和历史烙印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处境和行为都反映了当时的国情和社会现实。
通过阅读孔飞力翻译的《叫魂》，我感受到了鲁迅思想和文化精神的力量。
从小说中，我看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重重困境，也看到了每个人在面对困境时，都需要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对于正义的追求。
四、总结《叫魂》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通过孔飞力的翻译，这种经典的价值被传递到了全世界每一个英语读者的手中。
我深信，鲁迅的思想和文化价值在全球范围内都将拥有更多的影响力。
通过阅读不同语言的同一部作品，我们也能更加深入地了解本土文化和世界文化。
这种跨文化的对话和理解有助于我们消除文化隔阂，增强全球文化多样性的认知和尊重。
《叫魂》读后感：帝国的他者与他者的帝国
《叫魂》读后感：帝国的他者与他者的帝国1768年，孔飞力先生所言之“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或许孔飞力先生所言真实，但是我从这一年发生的事情之中看到更多的，是秩序与正统的崩坏，产生了他者与帝国之间奇怪的“二元”划分——帝国的他者与他者的帝国。
让我们先来还原历史长河中发生的故事1768年，当妖术大恐慌弥散在大清帝国的上上下下——上至皇帝，下至庶民。
让我们把视线回到原初，这一切开始于萧山事件，四个和尚因为许多偶然的事件被当作了施展妖术的妖僧。
接下来又陆续出现了苏州乞丐案、胥口镇奇事等案件，最终事件进一步发酵，传到了乾隆的耳中。
经过审理，这些事件的矛头都指向了江南之地，尽管这些所谓的“事实”或许都是屈打成招。
江南之地，自明末清初以来便是对清朝统治者反抗最为强烈的地区——没有之一。
现如今，剪辫的妖术大恐慌纷纷指向江南之地，这无疑能让人进行合理的想象——这是要造反!自入关以来，清朝统治者便开始推行“剃发令”;尽管儒家传统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不得轻易毁损，但是也正是因此，清朝统治者将“剪辫”这种1/ 12行为视为对清朝的彻底臣服的象征——与一百多年之后席卷苏联的大清洗中表忠心的方式极为类似。
因为上述的原因，上层阶级被震怒，于是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搜查等活动。
在搜查中，君主与官僚系统之间展开了博弈，但同时，底层人民却也同时对这些被官方定义为他者甚至是异端的人，也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斗争——就像是苏联大清洗中的阶级斗争。
最终，在军机大臣的提醒下，乾隆停止了这一场“大清洗”运动，帝国对“异端”的战争告一段落。
帝国的他者开宗明义，定义先行。
何为帝国的他者?这里的“帝国”指的是大清王朝，而这里的“他者”则是指在1768年被定义为“异端”者，即乞丐、游方僧等人。
也就是说，帝国的他者指的是在1768年妖术大恐慌之中被大清王朝的政治体系与整个社会定义为妖术始作俑者的那一部分人。
为什么说他们是“他者”?他们是被这个大帝国抛弃的人，他们被大清帝国定义为是社会的异类，他们被大清帝国的子民排斥在正常社会之外。
《叫魂》读书报告
叫魂读书报告叫魂亦称“喊惊”、“喊魂”等。
旧时汉族信仰民俗。
流行于全国大多数地区。
古代认为，人有疾病将死，魂魄离散，须招魂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因而有“招魂”之俗。
叫魂隶属于我们现今所指的封建迷信，随着科学进步，叫魂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但曾几何时，叫魂一度在全国“风靡”，甚至一度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强有力的统治工具。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是著名海外海外汉学家孔飞力的代表作，《叫魂》一书从一种更为宏观的角度，以“叫魂”案为中心，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官僚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其中涉及到了三种社会力量。
有人认为此书有影射历史之嫌，但我不这么认为。
“叫魂”是中国传统封建迷信的一部分。
古代中国人相信，人的灵魂可以与他们身体分离，巫师能够以使用某人的名字或剪辫子的办法盗取灵魂，但恰恰是这一点，触动了古代封建统治。
大清帝国的统治正处巅峰，值丰功盛德的乾隆朝盛世，为二十五岁承大统的弘历御宇第三十三年。
其治下帝国，正是经济生气勃勃，人口快速增长之时期，当时的江南地区正是人口稠密地区，江南地区发生多起叫魂事件，不少陌生人、僧侣和乞丐被指控犯了“叫魂罪”，而且被视为是以推翻清廷为目的的政治阴谋，于是乾隆亲自插手处理此事。
不少地方官很快觉察到许多案例或信手捏造，或道听途说，或屈打成招，其可信度很差。
但乾隆坚持把这一事件扩大化，因为叫魂事件提供了一个整肃官僚系统的绝好机会。
实际上，官僚们并不像乾隆那样关心政治阴谋，而乾隆则利用政治罪作为其随心所欲运用权力的一种藉口，惩制他不喜欢的官吏，加强对官僚系统的控制。
古代，我国推行的是封建君主专制，皇帝权利至高无上，辫子作为满清的代表，叫魂的剪辩触及了封建统治，准确的说是与当时政治体制相违背，剪了辫子相当于谋反，乾隆自然无法容忍该类事件发生，于是出现了叫魂罪，以谋反之罪名打压该类事件的发生，慢慢发展，“叫魂”被乾隆利用为整理官场的好机会，以该罪名整治了当朝官场，不喜欢的官员在此事件中莫名被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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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名便可以得知这是一本着眼于中国清朝“叫魂术”的奇书，由美国现任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孔飞力所著。
《叫魂》一书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获“李文森中国研究最佳作奖”。
本书主要讲述了在乾隆盛世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
在1768年从春天到秋天的几个月里，这股妖风冲击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为之寝食难安。
《叫魂》重在揭示一些历史问题，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
本书第一章中国窃贼传奇，由德清县的石匠、萧山事件、苏州的乞丐们、胥口镇奇事等几个民间故事引出了中国社会这一幽灵——名为“叫魂”妖术，即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整部作品顿时笼罩了一种神秘之感，也把读者的目光引向了石匠、和尚、乞丐这些特殊的群体。
第二章盛世详细介绍了“叫魂”发生的历史背景。
弘历治下的镀金时代经济发展、劳动力解放、人口流动，同时也伴随着通货膨胀和地区不平衡发展，黑色妖术的阴影正蔓延开来。
第三章或隐或现的威胁以中年弘历的一幅笑得并不由衷的画像展开来讲述，盛世下的明争暗斗使弘历面临更多的挑战，他通过镇压南方的妖党术士来去除江南文化的堕落腐败。
第四章罪的界定通过南方和山东的案例阐明了《大清律例》中有关妖术的条款，告诉读者国家的关注中心其实是在于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
第五章妖术恐慌的由来，顾名思义，本章对于“叫魂”的由来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对“妖术”的定义也更加明晰，即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操纵来强化个人的力量。
第六章各省的清缴从弘历的行省官僚讲述了一些执法过程中的发现，最终得出结论，清剿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妖术，而是谋反。
第七章妖首的踪迹主要讲述“叫魂”在中国的蔓延轨迹以及政府的围剿。
第八章终结揭开了“叫魂”神秘的面纱，它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一个幽灵，不过是奸刁之徒利用民间恐惧逞其私欲的又一个例子。
那么，包括妖术恐慌在内的种种地方性事件是如何变成推动整个政治制度运作的燃料的呢？第九章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为我们给出了答案。
第十章主题和变奏提出尽管邪术让所有的人感到害怕与憎恶，但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于自己的世界观，这也就是为什么“叫魂”会同时发生在王宫贵族和农夫平民身上，而发生的条件是因人而异的。
读起译本来非但不觉得晦涩难懂，反而觉得生动有趣，仿佛每一桩“叫魂”案都发生在眼前。
通读全文，不难发现，在1768年3月至10月的这场妖术事件中存在着三个层次的恐惧和权力运作。
第一个层次是民间的普通百姓，他们在妖术事件中地位最低，人数最多，是基础力量。
正如《叫魂》一开头所说，“在1768年所谓的盛世，普通百姓生活在因人口暴增和高度市场化带来的紧张和焦虑之中。
”当时财富和权力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对于老百姓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尤其是僧人、乞丐这些最底层的人民。
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妖术是一种权利的幻觉，反映了人们普遍无权无势的状态。
第二个层次是官僚体系，这可以联系到当下热播的一部剧《人民的名义》，清朝的官僚体系庞大而臃肿，“妖术”只是官员用以向皇帝邀功、建立政绩的手段而已，上奏报告时自然会把因此带来的危险降到最低程度。
第三个层次便是君主专制，弘历无疑是这场妖术的幕后黑手，所谓的盛世，往往危机四伏，皇帝面临着自己的危险——腐败的官僚和密谋的叛乱，所以当感受到一丝丝威胁时，便歇斯底里了，目的只有一个——维护自己的统治。
除了历史课本以外，我从来没有完整阅读过一本历史类书籍，并且受到如此大的震撼。
《叫魂》以清朝妖术这一大事件为中心，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可谓是全国大学生的必读参考书。
三联书店1999 年出版的西方著名汉学家孔飞力教授所著《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一直被我国法律史学界奉为经典而倍受推崇。
笔者2004 年第一次见此书，当时仅做一则离奇旧案翻过。
数年后重读，方觉该书内涵之厚重，堪称一部融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为一体的佳作。
限于篇幅与水平，本文仅就该书的学术成就、写作特点、和其所揭示的历史意蕴与现实启迪予以探析。
一、非常之著1984 年美国学者孔飞力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故纸堆里，偶然发现了这段被“康乾盛世”辉煌所遮掩的史事，并据此写出《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
该书于一九九〇年出版的当年，便获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最高学术奖之一的“李文森奖”。
孔飞力教授用一种诱人且发人深省的细节描述方式，逐步揭开了隐藏于“盛世太平”表象之下的危机、恐慌以及歇斯底里。
正如孔飞力在其中文版序言中所言，此书是在借“乾隆盛世”的叫魂之灾讨论“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和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
”有人把此书定位于“是那种易于读，悦于读的史学文本”，亦有人认为“该书以其独特的历史选材和分析视角，为历史研究或者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
该书译者之一刘昶博士指出“按照作者的分析，叫魂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
”台湾林富士先生则认为“从书名来看似乎是一本宗教史或社会文化史的著作。
而从作者所使用的基本史料来看，由于大量的运用清代官方的刑事档案、官僚体系中的文书往来、法律条文和皇帝的硃批，因此，似乎也可以算是一本法制史的著作。
”不论从哪个观点来评价此书，有一点是无可非议的，那就是对其学术成就的一致认可和推崇。
在笔者看来，该书写作手法独特，史料丰富，以小事件见大历史，由研究一起案件进而展示出案发当时清帝国的各个方面：人口、经济、生态、与军事；市井生活、法律样态、与王权政治。
书中，孔飞力教授游刃有余地剖析出剪辫案中乾隆的复杂心态，即：对于江南“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的心理和意欲“建立对于江南踞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的决心，以及他“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对于任何挑战清帝国统治的杯弓蛇影的反应。
孔飞力以1768 年几个发生在江浙的剪辫案为端由为切入点，详细描述一股源自民间的恐惧是如何由下至上，由江南蔓延全国的。
他不仅从多学科的视角来诠释社会事件、法律制度、王权意识，还透过其历史渊源、思维逻辑、产生与发展等原因，来探究王权、国家、法制、与社会百姓之间关系的大问题，在发掘历史意蕴的同时昭示多舛未来。
读者通过跟随作者梳理该案错综复杂的表象和联系，领悟与之相关联的社会结构，从而全局性地把握剪辫案的真实面孔，并由此感悟诸多的启迪与警示。
二、非常之罪该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这里使用的‘蛊毒’和‘厌魅’两词直接来自大清律例，是官方在接获有关妖术行为的报告时极平常的公开反应。
为什么官方不干脆对象下的流氓恶棍来一个清扫，然后在公开对他们起诉定罪呢？其原因就在于担心会引起恐慌。
于是，谨慎小心在这里压倒了司法正义。
”不仅如此，在最初六个月中对涉案人员实行的秘密追捕与这一时期大量的朱批奏折等一系列反应都显示了乾隆超乎寻常的审慎。
其原因何在？另一方面，剪辫行径不见于《大清律例》任何条款——即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
虽然在民间，剪辫行径侵扰了传统的男性尊严，是一种十分严重恶劣的对于他人家族的侵害行为，但仍被归属于道德范畴，不为国家成文法所调整。
那么，缘何使得对这一案件的处理突破了道德的范畴被纳入严重的刑事犯罪？欲寻求答案，须从剪辫背后的种族意象入手审视本案。
剪辫案中的剪人发辫的行径，具有着双重意义及影响：一方面乃违律之旁门左道，泛滥将危及民众社会的安定；另一方面又触及大清削发令，潜在威胁到满清统治的合法与稳定。
此双重意义及影响的合力，不断刺激着乾隆脆弱的神经。
乾隆所投入之非常关注，所启用之非常程序，皆源于这是一桩非常之罪。
由于《大清律例》的律文之中并不存在能够直接适用的“叫魂罪”，故对于“妖术行径”的定罪量刑只能采用类比推理的原则。
孔氏将涉及妖术内容的律文归纳如下：“十恶之下——不道礼律之下——祭祀和仪制刑律之下——盗贼和谋反”虽然剪发行径未在成文法典之内，但其背后所隐匿的满人对于汉人的警惕与恐惧，使之在定罪量刑之时被升格为在刑律之下对于大清帝国的犯罪：“谋反”（刑律之下的对于“谋反”，是对名例律中十恶之下的“谋反”的延伸补充。
）虽然妖术行径的实施者与受害者都是普通百姓，但乾隆却视其为引发全社会歇斯底里进而危及满清帝国的犯罪。
可见，从案件伊始，身兼“首席原告”与首席审判者的乾隆就牵引着了公众的视线。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对“亡国”与“亡天下”进行了区分。
依顾氏之分类：本案中，“亡国”之罪是针对于国家的“谋反”；而“亡天下”之罪是挑战社会基本道义与基本禁忌的“不道”。
前者对应的是“种族意象”带来的政权危机，而后者则是需要安抚的公众恐慌。
“从事件开始时，他（乾隆）极力回避提及大清削发令的政治意义，而单纯的将矛头指向集中指向妖术问题”——作为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满清国君，乾隆更加敏感的是对其统治权的挑战。
所以，乾隆心底对剪发行径的定位，是妖人奸党的象征性反对满清王朝的行为，割人发辫不仅仅涉及妖术，更是谋反，他亲自挂帅举国清剿的原因和意义就在于此。
孔氏认为：“乾隆的身份是双重的：他既以中国的礼仪方式担当着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征服者的集团首领”。
而从乾隆仅仅将对妖术案件的抨击与指控，指向“亡天下”之罪，“不道”之举，斥之为“惑众”，却避而不谈“谋反”，可见其用心之良苦。
实际上，“剪辫”这“非常之罪”，既非亡国又非亡天下。
正如刘昶博士所言：“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後，案情真相终於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能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
”四、中华之魂这一场发生二百多年前的叫魂之灾，让人联想到的不仅仅是700 年前轰动朝野的政党之争“阿云之狱”，更是200 多年后发生的那场文化浩劫。
尽管相隔200 余年，二者所具有相似性却令人震惊，而后者涉及的人数更多，冤案更甚，持续更长。
孔氏指出，与剃发令相对应的中山装“明白无误地提醒人们：被征服者必须以遵从征服者的风格来表明自己的服从” 。
“奸刁之徒利用民间恐惧逞其私欲”，刘昶博士评述道：“造成这种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社会历史根源似乎仍旧深植於中国社会的土壤。
”那么，这个所谓的“深植於中国社会的土壤”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在《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一文中，鲁迅先生将国魂一分为二：一是“官魂”，一是“民魂”。
二者孰轻孰重？先生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道：“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