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的沉浮历史

大寨的今与昔摘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使大寨散发了无限光辉。

大寨模式是当时我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而大寨精神也鼓舞和激发了当时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在他经过特殊年代的洗礼，大寨已经成功的完成了由“政治品牌”向“经济品牌”的转变，形成了新的大寨精神。

关键词：大寨昔与今转变大寨地处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城东南部，全村有160多户人家，510口人，总面积1.88平方公里，海拔为1162.6米。

这里属太行山土石山区，由于长期风蚀水切，地域形成了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形貌。

村座落在虎头山下，层层土地在山坡上挂着，旧社会人们常常形容为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亩平，年年灾情多。

正是这穷苦的环境，造就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

《颂大寨》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狼窝成良田，凶岁夺大熟，红皮毛泽东，红逼天一角。

1965年，郭沫若率中国科学院来参观大寨，大寨的巨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以诗的形式，回避写下了他的感受，也表达了他对大寨的真挚情感。

一、昔日的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农业学大寨”在全国蓬勃兴起1、大寨精神的形成以及在山西范围内的广泛宣传说到大寨就不得不提到陈永贵，陈永贵出身贫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所在村原书记贾进才出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因此成为全国的榜样。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

后来在北京逝世。

大寨在1945年解放，在1946年由贾进才组织了互助组，他和贾承福等人领导当地的贫苦人民搞土改，抓生产，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1947年建立了党组织，1949年随着祖国的胜利解放，昔阳县的生产建设也渐渐步入正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1949年，大寨村粮食平均亩产达175斤，人均占有粮食568斤，村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

[1]1953年在昔阳县委的支持下，成立了陈永贵为首的大寨初级农业合作社，合作化时期，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以及贾进才、贾承让、梁便良、宋立英等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获得了初步成效，到1955年，成立大寨初级生产合作社，在1955年全国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的背景下，大寨成立了“新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贾来恒任支部书记，陈永贵任合作社主任。

在陈永贵等的领导下组织广大群众，走集体化的道路，首先向群山恶水展开宣战。

铺开了农田基本建设的战场，制定出十年造地规划。

那时大寨的地形是由一道道深浅宽窄不同的山沟和沟与沟之间的一道道高低长短不一的坡粱组成，大寨人种的地，不是挂在那些山梁上，就是挤在沟边上。

号称观亩土地，东一巴掌，西一簸箕，七零八落分成4多块散布在一面坝上，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七沟八粱一面坡”。

黄土高原，荒山秃岭，十年九旱。

平时，人们吃水困难，到了雨季，山洪暴发，沟壑惊呼，立时成灾。

[2]他们就凭着一双手、两个肩膀、一把镢头、两个箩筐不分昼夜的苦干，河沟造良田，山坡造梯田，花去了十年的工夫，改造了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修成了亩产千斤的高产、稳产海绵田。

不仅解决了大寨人的温饱问题，而且每年上交国家20多万斤余粮。

1963年，大寨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洪涝灾害，山流、地冲、房倒、窑塌，139亩梯田全部被冲光，41亩好端端的庄稼苗淹没在泥水里。

全村140眼窑洞倒塌了113眼，125间房子倒塌了77间，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十年心血付之东流。

灾后上级领导慰问大寨人，并送来了钱、粮、物资，大寨人没有收下，给国家退回去了，并说："遭灾地方很多，如果都依靠国家救济，国家的钱财从哪来呢？"党支部当即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不要国家钱、粮、物资，交售国家粮食不能少、群众分红不能少、社员口粮不能少"。

在陈永贵同志的带领下开展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的热潮。

就在这样一个大灾之年，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粮食总产达到42万斤，亩产达到742斤，仅比去年减少4％，卖给国家的粮食达到34万斤，社员的口粮达到400斤，都没少于去年，而全村的综合收人比去年还略有增加，实现了“三不要”和“三不少”的目标。

[3]花了五年时间，成就了一个崭新的大寨。

在1.8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植树造林1000多亩，整修良田800多亩，修筑盘山公路12华里，建蓄水池6个，容水10000多立方，盘山水渠28华里，铺设地下水管道30000多米，旱地灌溉面积达400亩，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水利化。

1963年3月，山西省召开全省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会议再次号召向大寨和陈永贵学习，要求把大寨“当作全省农业战线上一面红旗”。

《红旗》杂志在1963年第13、14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的社论。

7月1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又红又专》的社论。

社论指出，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都走在最前线，成为最积极的分子，成为政治上的旗手，再进一步，还要成为生产能手，成为劳动模范”。

1963年11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大寨的先进经验，并将大寨精神概括为：“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自立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品格”山西省、地，县各级组织提出：学大寨，赶大寨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农村，而要扩大到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

他们认为：大寨精神“不仅是农业战线上的旗帜，也是我们文化、教育、卫生工作者学习的榜样，”“无论在政治理论学习和检查各单位的工作上，都已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作为内容之一。

”“使我们全体职工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大大提高一步，进一步适应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4]至此，大寨精神已经在山西得到了广泛的宣传。

2、毛泽东“农业学大寨”的口号的提出以及大寨精神在全国的推广1963年5月，毛泽东亲自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加了批语，把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意义，评价为“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

1964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插话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

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同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讲话中又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1964年12月，经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同意，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农业学大寨”学什么的问题作了精辟的概括，提出要学习大寨大队“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第三个五年计划问题的汇报时又说：“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

农业要靠大寨精神。

你给他钱，他搞的不好；你不给他钱，反而搞得好一些。

农业靠大寨，工业靠大庆”。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又说：“农业还是靠大寨精神。

”1966年8月12日，经毛泽东同意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周恩来总理来大寨进行了三次视察。

并对大寨的根本经验，作了精辟的概括。

他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一九六五年的五月二十一日，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就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第一次视察了大寨。

紧接着，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越南贵宾，又一次视察了大寨。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以及林佳楣同志，陪同墨西哥贵宾第三次视察了大寨。

毛主席的号召和周总理的三次视察使中国山西的大寨村闻名全国乃至世界。

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大寨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国际国内客人在十五年内到大寨的人数达1000万人次。

大寨人把鼓励和鞭策变为动力，不断发展，不断前进。

工作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丰硕成果。

“农业学大寨”体现了当时国家领导人对于农业的初步设想，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尤其是在当时百废待兴的局面下，大寨自立更生精神的提出也鼓舞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3、文革开始后，大寨蒙上了一层政治运动的阴影这一时期，“学大寨”被走了样，它无限地成为了国家政治的“风向标”，被任意曲解、泛滥和放大，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拿来作为自己的政治台阶。

1967年9月和1968年1月，为推动全国农村的“斗、批、改”运动，农业部先后两次在大寨召开了全国学习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

经毛泽东同意，概括两次会议精神写成的《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纪要》于4月3日印发到全国，供各地参考执行。

《纪要》从“左”的路线出发，强调指出：“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特点的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方法问题”，“而是不让旧的剥削阶级复辟，不让新的剥削阶级产生，不让集体经济迷失方向，不让贫下中农变质，不让无产阶级江山变色的问题”。

提出要“彻底批判…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修正主义管理制度”，“把推行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群众运动引向高潮”。

此后，广大农村在批判“工分挂帅”的口号下，普遍推广这种被歪曲了的大寨劳动管理经验。

[5]当然虽然大寨在这一时期赋予了政治斗争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正确的看待农业学大寨这一事件。

在这一时期，农业学大寨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中共山西省委作出《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总结》在深刻剖析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同时，明确指出：在农业学大寨期间，全省“各级党委在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全省人民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有许多先进单位“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了生产，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对国家也作出较大的贡献”。

[6]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

中央在批语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

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

批语同时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