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资深记者眼里的真实大寨

一位资深记者眼里的真实大寨从1968年到1975年，作为新华社记者的我，几乎每年都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昔阳县，在大寨村采访；1974年到1975年上半年，则在大寨蹲点采访了一年多时间。

改革开放后，我也曾几次去大寨进行过短时间的采访。

我的这一采访经历，使我在一生的新闻生涯里，与大寨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寨战天斗地、搬山造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拼搏、驱穷致富的精神，是我国农村不论在哪个历史阶段，都应该坚持褒扬的一面永远鲜艳的旗帜；大寨村干部的那种无私无畏，不屈不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与村民一起摸爬滚打，不计报酬，清廉肯干的品格，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应该是广大农村干部和拿薪水的各级党政干部学习的榜样。

我在心里敬佩大寨，并为宣传报道过大寨而自豪。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寨这个山村，大寨村的村民和村干部，大寨村的带头人陈永贵和郭凤莲，却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对待，诋毁之声不绝于耳，讨伐之语随处皆见。

于是，大寨人开始抬不起头来，见人都好像矮了三分。

村子里听不到过去那种爽朗的笑声，山上山下沉寂一片；就连那从前用结茧之手垒起来的窑洞，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显得灰暗陈旧，无精打采。

大寨怎么了？咋一下子背时了呢？作为与大寨及大寨人相识相知的我，也一下子迷茫了！大寨精神没有过时大寨是干出来的，而不是“吹”出来的。

大寨是实实在在的大寨，而不是虚无缥缈由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大寨。

1964年12月，毛泽东主席之所以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是因为大寨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靠着陈永贵带领全村老少几百人的流血流汗，而拼出了一条光明之路。

当年的奋斗史，真可谓是“撼天地，泣鬼神”。

而这种精神，正是当时的中国所需要的，毛泽东主席听之动容，中央领导同志听了也无不为之感动。

于是，就有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大寨位于太行山脉中一座叫虎头山的山岭之下。

当时全村只有83户人家、360多口人，所种的土地都镶嵌在七条沟、八道渠和一面山坡上。

全村总共800亩土地，零零星星有4700多块，宽不盈丈，长短参差，土层贫瘠，又全是无水浇灌的旱地。

解放初期，全村平均亩产粮食不足80市斤，村民生活极为贫困。

面对极为恶劣的自然条件，当时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不畏不惧，知难而上，带领村民，又是在山上修建蓄水池，变旱地为水地；又是起早贪黑地搬山填土造平原。

就这样，经过长年累月，毫不懈怠地对贫瘠的山川进行大规模的彻底改造，终于使虎头山上小块地日渐减少，竟奇迹般出现了许多10亩以上、甚至数十亩以上的平展展的土地。

与此同时，他们实行科学种田，采用秸秆还田等办法，把所有易涝易旱的耕地变成了旱涝保丰收的“海绵地”；与时俱进，在一个难以使用机械耕作的小山村很快实现了机械化，等等。

于是，大寨的粮食产量每年都大幅度地增长，创造了山区高产稳产的奇迹。

大寨村农、林、牧、副全面发展，村民开始走上了富裕之路。

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在总结大寨经验时，就特别肯定了大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

许多年过去了，回忆大寨所走过的风雨路程，令人感触良多。

大寨精神，其实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八个字。

人们学大寨，其实也就是这八个字。

而这八个字也正是大寨的真实写照。

大寨没有错，大寨精神也没有错。

因为大寨没有让人学自己，也没有能耐让全国各行各业都学自己；大寨精神也不是他们自诩的，而是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给总结的。

在几十年前，全国到处学大寨，一些政治人物趁机兜售其奸，这与大寨是毫不相干的！大寨只是个小山村，大寨只是在那个小山村里战天斗地，为自己美好的生活而奋斗，他们想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在全国那么出名，他们做梦也没梦到，自己之名会让人借去兴风作浪的呀！别人用其名去干什么，他们真是既想不到，也管不了的哪！可令人遗憾的是，在那么长时间里，大寨却代人受过，可能有的人受过极左之害，在批极左时却忘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批极左却用极左的方式，把矛头对着大寨，有的人则顺风扬沙，以伤人扬名，结果把个原是好端端的大寨批了个体无完肤，一无是处，大寨正确的一面、好的一面、应该坚持宏扬的一面没有了，大寨村变成了一个坏的典型，真是“一盆脏水头上泼，全身上下臭烘烘”！大寨辛辛苦苦的奋斗史，却成了泼脏抛臭的去处。

这是极不公正的。

我们国家要发展，中华民族要腾飞，离不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是哪一天真的富强了，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了，仍然需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过去讲，现在讲，将来还要讲，永远也不会过时。

现在，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要永立不败不衰之地，要把我们国家各项事业搞得好上加好，就更需要宏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寨当年所坚持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正是我们国家振兴求强之魂，我们每个人成功铸业之魄哪！令人难以忘怀的大寨村干部大寨村的许多村民我都认识,而大寨村的村干部则无一不熟悉。

许多年了，陈永贵、郭凤莲、贾承让、贾进财、梁便良、宋立英、贾来恒，这一个个大寨的领头人，这一个个在虎头山上抛洒了不知多少血汗的、令大寨村民永生敬重的人，老在我的脑海中翻现，他们那一张张被山风吹蚀的饱经风霜的脸庞，他们那一双双被山石磨损且长满厚茧的大手，他们那一个个穿着粗布衣衫而又补丁摞补丁的硬朗身躯，都像一座座雕塑，耸立在天地之间，让人敬仰、让人回味无穷。

这些大寨当年艰苦创业的领头人，如今安在？陈永贵已静静地躺在虎头山上，注视着大寨村和昔阳县的芸芸众生，注视着这片他用心血浇灌的土地，注视着这里每时每刻所发生的变化，注视着人间的悲欢离合，注视着人世间的人情世故……那是1986年3月26日晚8时35分，陈永贵，这位带领大寨艰苦创业，有着特别魅力，有着特别传奇，有着特别风采，当农民和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都一样地头裹白毛巾、身穿农民衣裳而不拿国家工资的人，在人生之路上只走了72载，带着其毕生奋斗孜孜探索的理想，带着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而又超越中国农民的传统思想，带着许多令他说不明道不清的人间悲情，带着常人难以尝受的酸甜苦辣，带着许许多多的遗憾，带着对未竟事业的追求，带着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无比热恋，带着对家乡父老乡亲的无比眷爱……戛然地离开了人间，同时也给世人留下了诸多的思考和痛心。

72岁的年纪，对陈永贵来说，是不应成为生命的终点的。

现在，我们应客观地平心静气地反思一下那一段历史，是否感到对他和大寨的批判与指责有点过头了？他作为一个农村干部，按照党的要求，带领着村民付出了异常艰辛的努力，在一个小山村创造出如此辉煌的业绩，这本身就很不简单。

陈永贵没有那么大的能耐阻止对他和大寨的宣传，没有那么大的能耐阻止对大寨经验的极端性地推广，没有那么大的能耐阻止在全国开展学大寨运动，更没有那么大的能耐阻止对大寨经验的歪曲性总结。

因此，我们应该在批判极左路线、批判一些野心家在学大寨运动中的图谋不轨时,严格区分大寨本身、陈永贵本人和大寨人、大寨村干部们与学大寨运动以及对大寨经验的极左式总结推广错误的界限，保护大寨、保护陈永贵同志和大寨村干部。

结果，我们没有采取严格区别的政策，以至搞得“城楼失火，殃及池鱼”了。

陈永贵被下放了，陈永贵成了被人指指点点的对象了，陈永贵痛心疾首，陈永贵心境难平，他处在煎熬之中，他处在异常痛苦之中，他的生命怎能不早早地结束呢！陈永贵走了，大寨的村干部随之而去世的接踵而至。

没多久，贾进财谢世了,贾承让谢世了,梁便良也跟着走了!记得那是1998年夏去秋至的一天,我去大寨采访。

听说梁便良已瘫痪在床好几年，话已说不清了，我便买了水果点心之类的东西去看他。

这是我和他时隔10多年后的又一次重逢，当年他不到70岁，已经有点认不出我了。

我见到他便自报家门，他一听我的名字，慢慢地从被窝里伸出手，我赶紧上前握住他的手，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但很快就愁云涌起。

他嗫嚅着说不出话来。

我劝他宽心养病，再难熬的日子也会过去。

说到大寨的创业史,他静静地听着，我说了一句“前几年，你们受委屈了”，话声未落，他眼里就泪花滚滚了。

看过梁便良，我又去探望宋立英。

宋立英是老英雄贾进财的老伴。

贾进财去世后，仍一人住在她原来的房子里。

房间还是过去那样简朴、干净。

她翻出过去的相册，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她诉说着陈永贵、贾进财、贾承让等村干部，心里涌起无限的思念；她夸赞着郭凤莲，话语中寄托了无限的敬佩和希望。

那天一上午，我在村里转了一圈，去山上转了一圈，还去瞻仰了陈永贵的墓地、墓碑和雕像。

站在虎头山上，俯视着大寨村，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不断地涌上心头。

坚强的郭凤莲风采依然郭凤莲是1964年担任大寨大队“铁姑娘”队队长的，那年她才17岁。

从16岁开始，郭凤莲即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大寨村。

她天资聪颖，为人爽直，能吃苦耐劳，身上没有一点儿娇气，一个心眼地扑在了为改变大寨村的面貌而努力奋斗上。

可以说，大寨所修建的每一块地，所填平的每一条沟壑，所垒起的每一间房屋，都有她抛洒的汗水。

她所受的苦、所受的累，是一般农村女孩子所难以想像的。

正是由于她在大寨改天换地斗争中的突出表现，她入了党，先担任大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后担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还先后在昔阳县委和山西省委担任过领导职务。

大寨村民经常说，他们可能忘了张三、忘了李四，但永远忘不了陈永贵和郭凤莲。

他们是令大寨村民永远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两个人。

但是，郭凤莲也受到了人世间许许多多的委屈、不平和痛苦。

她依靠着自己的坚强，勇敢不屈地战胜了人世间的一切磨难，并开创了她人生的另一辉煌。

那是1980年6月26日，郭凤莲正带领着村民在地里挖沟埋设喷灌管道，县里来了一辆小汽车，把她带到了县委办公室里，宣布她从即日起调离大寨，另行安排工作，并给她定了行政24级（即每月39元工资），工龄也从这天算起。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犹如一盆冷水，从郭凤莲的头上泼下，使她因干活还未消去大汗而通红的脸庞陡地变得煞白。

郭凤莲一言未发，这个向来活泼爱笑的人，从此品尝起人世间的冷暖炎凉来。

接着，地县联合工作组进驻大寨,这样的那样的工作组、调查组也纷至沓来,好端端的大寨又进入到一段风声鹤唳的岁月,实在让人痛心不已。

郭凤莲离开了她相依为命、朝夕相守的可爱的大寨，临时住到了她爱人所在的县人武部宿舍，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待分配赋闲生活。

试想，一个从少年时起就投身于大寨事业的人，特别是担任村干部后，没吃过一顿应时饭，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一心只扑在工作上的人，突然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撇在一边，加上令人难以忍受的世态炎凉、风言风语，这是多么的残酷和不公啊！到了1982年3月，一纸调令，又把郭凤莲调至距家200多公里外的晋中榆次果树研究所工作。

她孤身一人，远离丈夫和孩子，又踏上了一个未知的旅程。

到了果研所，工作人员把她引进了一间令她倒吸凉气的房子，这是一间长期闲置的、窗上无窗帘、地上堆放着大葱、到处是尘埃的破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