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产权结构与效率关系理论评析(doc 15页)

银行产权结构与效率关系理论评析(doc 15页)银行产权结构与效率关系理论评析简介：银行产权结构分类的着重点在所有权结构，一般将银行分为国有银行、私营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

一种观点是依据传统产权论和资本市场监督这一环境压力的理论来论述银行产权结构对效率有显著影响。

另一种观点是银行产权结构对效率没有多大影响，一些学者认为，非私营商业银行也存在其他环境压力因而不会比私营商业银行低效；另一些学者则依据超产权论和哈佛学派的SCP范式来论证竞争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不管哪种环境压力，归根到底，其核心是处理好经营者和所有者的利益关系；至于所有权取向和竞争取向的关系，并不一定是替代也可能存在互补关系。

目前，对于一般企业的产权结构与效率关系的文献相当多，但是一般企业理论中产权结构分析都是从内部管理者和外部投资者拥有企业所有权的比例角度展开的，而银行产权结构分析侧重于所有权拥有者类型的不同。

按产权结构分，一般将银行分为国有银行、私营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

当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银行产权结构对效率有显著影响，依据传统产权论和资本市场监督这一环境压力的理论来论述私营商业银行相对国有银行和合作银行更有效率。

另一种观点是银行产权结构对效率没有多大影响：一些学者认为，非私营商业银行也存在债权人抽回资金、经理人市场竞争、经营者面临随时可能的来自于替代者的威胁等环境压力，因此，私营商业银行不会一般可分为三大类：由政府拥有全部所有权或控股的银行称之为国有银行（公共产权银行）、一般法人拥有所有权的银行称之为私营商业银行（私有产权商业银行）、由自然人和团体（一般有地区性限制）所组织的互助合作性质的金融机构被称为合作银行。

二、银行产权结构与效率的关系（一）一种观点认为，银行产权结构对银行效率有显著影响传统的产权论认为，私有企业的产权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因此有较强的激励动机去不断提高企业的效益。

而银行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其私有企业形式——私营商业银行相对国有银行、合作银行来说效率就会高些。

Nicols（1967）、O‘Hara（1981）等学者认为，私营商业银行相对国有银行、合作银行经营效率会高是因为资本市场的监督作用。

这种监督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股东直接参与公司治理，如果公司经营状况长期不佳，股东或者可以向经营者直接发出警告，并且在必要时可以撤换高级管理人员，这是“用手投票”的直接监控；或者将手中所持有的股份抛售，“用脚投票”。

二是资本市场的信息监控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资本市场可以看作是一个信息市场，因为有效市场的股票价格能及时、准确地反映公司经营的基本面信息，这样股东可从资本市场获取信息对银行经营者进行监督。

三是资本市场对企业所有权的争夺机制对提高企业效率起着积极的作用。

沙尔夫斯坦证明，由于资本市场的竞争，企业有被资本市场上的“袭击者”接管的可能，经理会比在没有“袭击者”的条件下工作要努力。

“因此，他们从理论上分析，公共产权和互助合作产权组织形式的银行没有受到资本市场的监督，环境压力相对私有产权形式更加轻松，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控制被削弱，以致经营者有更多的自由来追求个人利益，最终使得银行经营效率下降。

支持银行产权结构对银行效率有影响的实证比较多。

例如，前面提到的Nicols（1967）、0‘Hara（1981）都对当时的互助合作产权和私有产权的金融机构做了比较，结果表明，相对私有产权形式，互助合作产权形式的银行有更低效率、更高成本。

印度国有银行的资产净利润率、人均业务量和人均利润大大低于私营银行，而不良贷款率却大大高于私营银行（Sumon Kumar Bhaumik and Paramita Mukherjee，2001）。

我国学者丁志杰、王秀山、白钦先（2002）对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国家，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以及英国、德国、法国等欧元区国家的银行效率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拉美地区，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要低得多；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欧洲，国有银行与私有银行的效率差异不大。

赵旭（2000），魏煜、王丽（2000），秦宛顺、欧阳俊（2001），赵昕、薛俊波、殷克东（2002）都运用了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非参数方法对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行了研究，尽管他们在样本数量、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的选择上不同，但结论基本一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效率远远低于新型股份制商业银行。

黄宪、王方宏（2003）对我国三种所有权类型的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经营绩效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从资产收益率ROA（Returnon Assets）指标看，国有独资银行大大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从股本收益率ROE （Return on Equity）指标看，二者的差距更大；但是，国有独资银行的效率略高于城市商业银行。

（二）另一种观点认为，银行产权结构对效率没有影响1.非私营商业银行也存在多种环境压力，不会比私有产权银行低效Miles（1994）对私营商业银行的经营者能被他们公司股东有效控制和监督，而合作产权形式的银行经营者可有一些自由来追求他们的个人目标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Fama（1980）认为，对经营者的监督还存在其他形式。

例如，经营者（经理）劳动力市场使经营者失去勇气追求自己个人的目标（因而将按照他们公司所有者的利益来有效经营）；还有，董事会中对经营者职业监督人的存在，也可以制约经营者行为。

Miles赞成Fama的这种观点，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对经营者的有效控制并不取决于公司的产权形式（不管是公共产权银行，私营商业银行还是合作银行，也不会因为市场没有划分产权类型而被削弱）。

然后，Miles也引用了Fama and Jensen（1983）的观点，合作产权形式的银行经营者对他们股东的责任比私有组织形式更大，因为合作产权形式的银行所有者一旦面临经营者无效经营时可以独立使用资金的收回权。

这种对经营无效的惩罚比二级市场的股票出售（撤回公司的资金）更有效。

不过这还有争议。

Fama和Jesen的观点也支持公共产权的所有者对其经营者有强大的惩罚措施，因为经营者（经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对公共产权形式的银行经营者有很大压力；他们并且假定公共产权的所有者如果想抽回资金也可以抽回。

至今有许多实证结果支持上述理论。

例如，Verbrugge and Goldstein （1981）、Vet- brugge and Jahera（1981）、Blair and Placone （1988）对美国互助合作（mutualowned）形式与股份制形式（stock-owned）的储蓄贷款业（the savings and loan industry）进行了比较，Fields （1988）对美国寿险业（the life insurance industry）也进行了类似的比较研究，他们在研究中都使用了一个二元变量来区分股份制与互助合作制，建立一个成本函数来考察产权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合作形式的机构相对股份制形式更有效。

此外，Carter and Stover（1990）、Peris-tiani and Wizman（1997）对美国储蓄业（the thrift industry）的互助合作形式与股份制形式也做了对比，得到与前面一样的结果。

近来，Mester （1989）、Mester（1993）、Cebenoyan et al（1993）采用了更有活力的研究方法，Mester、Cebenoy-an等学者都使用了随机成本边界的方法（stochastic cost frontier methodology）来评估这两种产权结构类型的银行效率。

Mester发现互助合作性质的储蓄贷款协会比股份制银行更有效，尽管Cebenoyan等人发现没有差异。

此外，美国银行的分支行（branch banks）的效率比多银行持股公司（multi-bank holdingcompa— nies）要高（Grabowskietal，1993）。

Berger，Hunter and Timme（1993）认为，在类似政府单位的公共产权金融机构中也需要进行更深入研究，因为这些机构在稍微有些竞争力的市场中也会提供可测量的产品。

当前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展开，而且主要以欧洲市场为研究对象。

Tulkens（1993）比较了英格兰公共产权银行（public bank）分支行与私有产权银行（private bank）分支行的效率。

他使用了FDH（free disposable hull）这种非参数技术方法，并与其他学者从DEA方法（也是非参数方法）中得到的结果做了比较，结果发现公共产权银行分支行比私有产权银行分支行相对更有效。

但是，Tulkens对于它们效率的差别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英国学者Yener Ahunbas，Lynne Evans and Philip Molyneux（2001）使用了参数方法随机边界法SFA（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和自由分布法DFA（distribution free approach）对德国三种产权结构类型的银行进行了比较研究，以德国1989—1996年间1195家私营商业银行、2858家公共储蓄银行和3486家互助合作银行为样本，区分不同规模的银行，对其X-效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在哪一种方法下，私营商业银行并没有比公共储蓄银行和互助合作银行更有效率，后者相对前者而言有稍微的资金成本优势。

2.赞成市场竞争的重要作用，否定银行产权结构对银行效率有显著影响英国经济学家Martin and Parker（1997）对其国内私有化后的各类企业的经营绩效进行比较发现：在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上，企业私有化后的平均效益有显著提高；在垄断市场上，企业私有化后的平均效益改善不明显。

Bishop，Kayand Mayer（1994）也持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企业效益与产权的归属变化没有必然关系，而与市场竞争程度有关系，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提高效率的努力程度就越高。

同时，澳大利亚经济学家Tittenbmn（1996）分析了85篇有关产权与效益的文献后也发现：企业效益主要与市场结构有关即与市场竞争程度有关。

这些研究表明，竞争才是企业治理机制和效益方面改善的根本保证条件，竞争会迫使企业改善机制，提高效益。

这就是超产权论（Beyond property right argument）的观点；并不认为利润激励与经营者努力投入有必然的正向关系；只有在市场竞争的前提条件下，利润激励才能发挥其刺激经营者增加努力与投入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传统产权论的观点即代表产权拥有度的剩余利润占有率是决定企业经营者努力程度的激励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