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现代性和现代国家制度特征

现代性、现代国家制度与自由主义

一、自由主义的内涵

自由主义是一种包含了经济、政治等诸多内容、有着诸多流派的思想体系。自由主义独立于民主主义，且先于民主主义出现，与民主政治没有必然联系。十九世纪以来盛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是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联姻的产物。自由主义民主，主张个人自由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创立了代议制与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制度。在古希腊，斯巴达是一个建立在奴隶劳动之上的城邦国家，少数贵族享有不劳动的自由。雅典则是一个特例，自由劳动公民承担了主要的物质生产活动，实行的是与斯巴达等城邦不同的民主政治。不同的政体，体现着不同的社会秩序。雅典自由、有活力而又显得混乱，斯巴达则充斥着权威、服从与纪律。洛克是近代自由主义的开创者。洛克学说中的政治社会，是有财产的人民缔结契约组成的。自由主义的最大历史贡献，是主张消除等级制度和等级特权，这是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

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自由主义强调维护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强调维护个性发展。自由主义最早出现在1812年的西班牙，当时西班牙自由党用这个词来标榜他们促进立宪政府的决心。虽然“自由主义”一词直到19 世纪初才出现，到19 世纪将近中叶才被广泛接纳，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人类思想和理论，则有更长的历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最早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于国教权威的对抗。不过，一般到了启蒙时代这些运动才开始被认定为真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自17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中逐步获得了四方面的内涵。第一方面的内涵是政治自由主义。第二方面的内涵是经济自由主义。第三方面的内涵是社会自由主义。第四方面的内涵是哲学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发展从它最初出现时起，就没有将自己的视角局限于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而试图发展出一套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念有人文主义、个人主义、世俗化、自由和理性等。这些价值观都被自由主义所采纳和吸收，从而在政治思想领域形成一个独特的思想流派。

从上述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自由主义是复杂的概念，它是现代性的产物，与现代国家制度又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简单的说，其意思大概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这

在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中，现代（modern）一词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其拉丁词形式是“modernus”。德国解释学家姚斯在《美学标准及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一书中对“现代”一词的来历进行了权威性的考证，他认为它于十世纪末期首次被使用，它用于指称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的时期，目的在于把古代与现代区别。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种面具》中，追究现代性观念起源于基督教的末世教义的世界观。历史学家汤因比在1947年出版的《历史研究》一书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黑暗时代（675－1075），中世纪（1075－1475），现代时代（1475－1875），后现代时期（1875－至今）。他划分的“现代时期”是指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而他所认为的后现代时期，即是指1875年以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崩溃为特征的“动乱年代”。按照“现代性”最权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一词为了将其自身看作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也随着内容的更迭变化而反复再三地表达了一种与古代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哈贝马斯指出：“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

很显然，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正如汪晖所概括的那样：“现代”概念是在与中世纪、古代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的，“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这种进化的、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

在汤因比视为“现代时期”的后期，以及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崩溃的1875年以来的后现代“动乱年代”，正是现代性重新规划社会组织制度、新的法制体系，世俗化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认知方式的时期。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性，也正是在

以上诸多方面展开的一项强大而长期的社会变革和精神变革。要准确标明现代性起源的年代是困难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分析模式大相径庭，分歧颇大，但大体上倾向于认为，现代性的缘起与资本主义起源密切相关。

当然，这又面临一个问题，资本主义起源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论述中并不是十分清晰。马克思对这一时间标记也显得比较犹豫，马克思从商品与市场的两极分化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得以产生的根源。马克思把这个日期定在16世纪，因为当时正值大西洋的远洋航线开通的时候，这使商品、劳动力和更大范围的市场交换和流通成为可能。法国历史学家费．布罗代尔则把“漫长的16世纪”（即1450年起至16世纪）看成资本主义起源的时期，但他甚至把萌芽上溯至12、13世纪，他认为那时就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布罗代尔赋予工业革命决定性的作用，并把世界的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8世纪前和18世纪后，18世纪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真正诞生的标志。由于资本主义起源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就不能把现代性起源与之简单等同起来。现代性的起源应该是一个更广泛更深远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历史变迁过程。以此看来，把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兴起看成现代性缘起的时期比较合理。

由此看来，现代性应该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其二，思想文化方面，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开始建立，教育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持续产生，这些思想文化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

现代性之论争复杂且混乱，我以为要点是：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组织机制与效率问题；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这是在政治经济领域和思想对“现代性”的界定。

三、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制度

自由、宪政和权利是自由主义的精髓。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的真正精髓是19 世纪人们汲取雅各宾民主的教训之后才被欧洲大陆发现并接受下来的一整套宪政体制的思想,这是真正被确认的一种传统,以至于人们怀疑的是怀疑主义者

也许打算在未来找到更好的辩护策略。

一般说来,自由主义就是通过宪政国家而对个人自由尤其是个人政治自由予以法律保护的理论与实践。自由主义承认,对于要求自由的基本愿望,许多文明和多数传统社会既不明言也不压抑这种基本要求。但在自由所有的内涵中,政治自由不同于心理、思想、道德、社会、经济或法律意义上的自由,它是这些自由的前提,并促进这些自由,只是它和它们不是一回事。政治自由最基本的内涵是摆脱外物的(消极的) 自由,而非行动的积极的能力、机会、权力的自由。自由尤其是指所谓“独立”和“隐私权”。它是一种防卫性自由,意在防止任意和无限制的(绝对) 权力,但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成为一种保护性的积极的自由。尤其在公民与国家关系上,它提供给相对于国家无论如何必须被视为弱者的个人一种受保护的地位,它使被统治者可以有效地反对统治者滥用权力。

更重要的,自由主义是从法律上解决政治自由的一种特殊的途径,即所谓宪政。德沃金认为一种宪法性道德是自由主义成为一种理论的基石。因为寻求政治自由始终涉及到寻求约束权力的法律,但“法律下的自由”却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表述和运用。古希腊就采取了立法者统治,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规具有最高权威,但缺乏代议制的城邦大会召开次数不能保证稳定,而且更严重的是,“民意”、“众意”往往受少数煽动性的集团的操纵而成为一种任意妄为的意志,这样制订出来的成文法就很容易过时失去权威性,也不能限制城邦大会任意胡来,做出决议剥夺少数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由于每个人都可能为“少数人”,这种制度就成了非理性的“众人”暴政,注定要灭亡。罗马式的法治和英国的判例法制是第二种办法。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强调、对民主的追求，这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的一个主要特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自由主义是伴随着现代社会而产生的，是现代国家在制度建设方面的一个追求，由此，自由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国家最基本的制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