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地狱变》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事

芥川龙之介《地狱变》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事作者：彭绍辉来源：《文学教育》2021年第02期内容摘要：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地狱变》选取故事中的人物“家仆”作为叙述者，以第一人称视角进行限知叙述，这种模式下的叙述者以“讲述”而非“展示”的方式叙述故事，带上了鲜明的个人倾向性。

这种叙述模式与故事内容和风格完美契合，成功地制造了故事悬念，深化了小说内在价值。

同时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存在着意图的矛盾分裂，叙述者根据其个人立场不断作出与隐含作者言行、价值判断不相符合的不可靠叙述，加大读者的理解难度，成功地延宕了读者发现真相的时间。

这为小说制造了令人极为惊骇的心理冲击效果，带给读者更强烈的心灵震撼和更深邃的审美体验。

关键词：《地狱变》叙述者第一人称限知叙述不可靠叙述隐含作者《地狱变》作为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不仅深刻地拷问了人性，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艺术至上的观念。

小说主要讲述鬼才画师良秀生性孤傲怪诞，痴迷绘画同时也深爱女儿，但女儿受到崛川大公觊觎，在为贵族崛川大公绘制《地狱变》图时被大公算计，亲眼看着女儿被烧死，但也目睹了他想看到的地狱般的景象，最终良秀在伦常与艺术之间的矛盾纠缠中最终自我毁灭。

在故事的讲述上，小说采取第一人称限知叙述的模式，借助大公家的仆人的有限视野及其不可靠叙述，与故事内容、风格良好契合，成功地展现了一个氛围诡谲而又引人深思的奇幻故事。

一.叙述者的选择在这样一部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的叙述方式，芥川龙之介显然有着他的特殊用意。

首先从小说整体而言，故事本身还是比较简单的，崛川大公因想占有良秀之女而不得，便利用绘制《地狱变》的机会迫害良秀父女，主线情节曲折之处不多，但给读者的感受却非常丰富，这不仅仅在于良秀在面对女儿被烧死时所表现出的既痛苦又喜悦的矛盾感受，也体现在故事的叙述使读者无法一眼就把作品看穿，促使读者细细咀嚼，由此加深了小说的内涵，使之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

小说安排了在崛川大公家工作了二十年的仆人作为故事的叙述者，他在故事中有自己的獨特身份。

作为叙述者，他为读者讲述这个故事，里面的叙述声音都出自他之口，没有他就不会有故事的呈现，“他是一个叙述行为的直接进行者，这个行为通过对一定叙述话语的操作与铺展最终创造了一个叙事文体”[1];同时，他又作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亲自参与到故事进程当中。

小说的主要角色有五个：大公、良秀、良秀之女、猴子、仆人。

仆人重要程度显然不如主角良秀，作为一个贵族宅邸中的下等人，其身份是无足轻重的，与大公家中的众多其他仆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但由于他同时担任了叙事者这一角色，因而在小说中变得不可或缺，都参与到了故事当中甚至对故事进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很多小说家在创作时都有自己偏好使用的叙事人称，迪福的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列夫·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代表作则全部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者对于小说内容几乎是全知的，当然第三人称并不必然就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也是采用第三人称，这个第三人称的视角所看到的事物却是极为有限的，基本上只等于主角的个人视角，这是全知叙事与限知叙事的区别。

过往的第三人称叙事多采用全知视角这种模式，但当进入19世纪后期之后，在19世纪前中期的现实主义小说中极为盛行的全知视角日渐式微，意识流、新小说等前卫的小说技术流派逐渐得到广泛流传，过去通常与全知视角相搭配的第三人称小说也更多地采用限知视角了。

芥川龙之介创作的小说中便有诸多使用第一人称的作品，如《弃儿》、《孤独地狱》、等，《竹林中》也可以看作是第一人称叙事的作品，这部短篇佳作的重点在于通过不同人物的口吻进行讲述，借助三个角色彼此不同的说辞，造成真相的混乱。

第一人称与第二、第三人称相比，其特点一个是由于第一人称叙述者大多都是同故事叙述者，会亲自参与到故事进程，透过第一视角带给读者一种更加真实的感觉，如同读者进到故事当中去亲身经历一般，与读者距离更近;另一个是可以有效地展示主要人物的内心活动，进行心理剖析。

当然也有像《弃儿》、《孤独地狱》这类特殊的作品，其第一人称叙述者也不是真正讲故事的人，他只是在听别人（松原勇之助、叔祖父）给他讲故事，自己再为读者转述，因此这种叙述者并没有参与故事，是异故事叙述者，所以通常也不会有利益相关，这类叙述者一般在叙述时虽然也不时发出个人的意见，不过通常仅限于客观的转述，然而《地狱变》的叙述者与此不同。

《地狱变》所采用的正是限知叙事的模式，小说选取崛川大公的家仆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可以很自然地与限知叙事结合起来，因为第一人称的叙事者所能知道的仅限于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对故事情节的讲述是相当受限的，并且仆人不像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中的说书人，要尽职尽责地讲清故事的来龙去脉，毕竟说书人靠给听众讲故事维生，需尽可能适应观众的需求，但是仆人既没有这个责任，也没这个能力，因为他“生性愚钝”[2]，对别人的事情知之甚少，这个叙述者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对一个或几个虚构的听众（或称为“叙述接受者”）讲述自己对过去事件的见闻，这种讲述具有明显且强烈的个人立场，导致他的叙述倾向性相当严重。

在一方面，叙述者对事件的了解很不够，无法透露更多的内情，而另一方面，有选择性地进行褒贬，对大公有意抬高，对良秀则刻意贬损，。

由于叙述者对事件的感知能力有限及其本人的严重倾向性，造成了事件真相模糊难辨的状况，因此作者特意选择仆人作为叙述者，借助叙述者本身的特性来为小说铺垫难言其妙的叙事基础，再配以各种虚实难辨的神怪流言，如大公吓退鬼魂、良秀梦见地狱等等，成功地给小说笼罩上了神秘莫测的氛围，驱使读者去进一步挖掘。

从这些方面来看，第一人称限知叙事是《地狱变》最合适的叙述模式。

当然，叙述者的倾向性在小说中不是一以贯之的，它表现出来一定程度的矛盾、分裂，这又涉及到了不可靠叙述的问题。

二.仆人的不可靠叙述上文已经明确了《地狱变》的叙述者使用的是限知视角，尽管仆人是站在事后的角度回忆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他并未把所有故事细节都一次性地抛给读者，而是有所保留，在叙述的过程中逐步向读者透露。

作者（或称之为“隐含作者”）在小说中建立了两个叙述层次，“（《地狱变》的）叙事由两种说明相辅相成，即分为明处与暗处两种。

”[3]“明的说明”即仆人站在自己立场所作的叙述，是文本的公开的明白的呈现，“暗的说明”则是潜在的叙述，即有别于叙述者的意图和价值判断的作者的真正想法，这表明叙述者的意图与作者的意图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一致，于是造成了不可靠的叙述。

不可靠叙述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这一叙事学概念由韦恩·布斯创立。

布斯认为，叙述者在叙述中所作出的言行和价值判断若与隐含作者不一致，那么这个叙述者就是不可靠叙述者，他作出的不与隐含作者意图一致的叙述就是不可靠叙述。

判断不可靠叙述者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传统的修辞性研究方法，即布斯所建立的对比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两者意图的方法，另一种是认知（建构）方法，从读者接受理论着手，聚焦于读者的阐释框架。

由于这两种方法互相之间具有排他性，因此一般只选用其中一种方法来对作品进行考察。

修辞性研究方法更为传统，它的衡量标准是作品的规范，即“作品中事件、人物、文体、语气、技巧等各种成分体现出来的作品的伦理、信念、情感、艺术等各方面的标准”，也就是隐含作者的规范。

隐含作者的意图是较难把握的，当他的意图模棱两可或者难以察觉时，分析者的判断就可能出现问题，如同为芥川作品的《竹林中》，这部小说被认为是表现了作者的怀疑主义，多襄丸、真砂、武弘三人的说辞都能自圆其说但又互相矛盾，“在小说内部，并不存在另一个属于事实真相的‘故事’，三个当事人的叙述分别构成了三个独立的故事”[4]。

许多读者都试图从小说的种种细节入手希望解开这个谜团，但到头来都会发现他们的解释存在难以解决的纰漏，失去了隐含作者的意图作为标准，尽管三个人物的叙述彼此相斥，也无法通过逻辑分析等方式得出确切的结果。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读者的标准多种多样，自然也无对错之分，较难形成统一的认识，因而传统的修辞性研究方法难以取代，本文依然主要凭借这一研究方法来考察《地狱变》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

叙述者作为叙述声音的发出者，他是叙述中的话语主体，文本的叙事话语无论与隐含作者的意图一不一致，都需要通过叙述者的叙述才能呈现出来。

它以大公府中的家仆为叙述者，所叙之事仅限于家仆所了解的，正符合小说保留悬念的要求。

选取這样一个处于故事内的人物视角展开叙事，叙述者可以名正言顺地体现他的个人立场，毕竟相较于其他模式的叙述者，他拥有具体的身份，可以随意发出符合自己身份定位的话语，而不像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被要求保持客观和中立，所以不可靠叙述在第一人称叙述中更常见。

但在事实上，叙述者即便与隐含作者存在一定的矛盾，他在根本上还是隐含作者的代言人，受隐含作者支配，不会与隐含作者完全割裂，也就是说，叙述者在隐含作者的“操控”下，既要作出与作者意图相符合的叙述，又要作出不相符合的叙述。

具体到小说内容，从仆人叙述中可知，他“侍奉大公已经二十年了”，或许是出于对大公优待的感恩戴德，或者是出于对权贵的崇拜，对大公充满了崇敬之情，是个相当“护主”的老奴仆。

他在故事开头便把大公描写得如若神明——不仅出生前有“大威德的神灵曾经在他的母亲的枕边显灵”，而且具有“普天同乐的气度”，连鬼魂也不敢近身相欺，更兼因“德高望重”受到京城百姓的敬奉，“京城的男女老少每每提及大公，无不肃然起敬，仿佛遇到神灵似的”，如此种种，似乎无懈可击地给大公树立了一个神明一般的贵族形象。

反观画师良秀，仆人给予他的描述则截然相反，“从外表看，他是个身材矮小、瘦骨嶙峋、性格乖戾的老者。

初来大公府的时候，他经常是一身丁香色的狩猎装打扮，头戴一顶软乌帽，一副谦卑的模样。

然而不知怎的，他的嘴唇却一片血红，实在不像老头儿该有的颜色，仿佛野人般难看”;不光外表怪诞不堪，性格也让人难以接受，“他的怪癖就是小气、冷酷、无耻、懒惰、贪婪。

其中最要命的是专横、狂妄，总以本朝第一画师自居”，叙述者似乎是把自己能想到的贬义词汇都用在良秀身上了。

通过这种近乎诋毁的描述，一个丑陋的怪人形象在读者脑海中基本得以定格。

当然，通观全文后读者可以得知，仆人对这两个人物作出的价值判断，是与隐含作者的价值判断有所出入甚至相对立的，隐含作者原本的意图是揭露大公的恶行并表现良秀对绘画艺术的痴狂的，因而家仆也就成了不可靠叙述者，他对大公和良秀的描述，存在着众多与事实相悖之处。

这种“相悖”在《地狱变》中主要以两种方式出现：仆人自己对大公的评价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小说后半段，最为典型的是仆人对火烧槟榔毛车时大公的离奇神态的描写;除了用仆人自己的话对大公和良秀进行描述外，小说还添加了许多出自他人之口的“流言”、“闲言碎语”作为辅助，仆人在叙述时屡屡提起这些流言，彷佛听众不断在向他提问，导致他不得不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