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中国口述史学漫谈
关于口述史的思考
关于口述史的思考摘要：20世纪40年代，具有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在美国产生，六七十年代在欧洲和其他许多国家得到广泛利用。
近年来，口述史越来越被中国大陆史学界所重视。
口述史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口述史学能否作为历史学一个分支学科尚待实践和研究。
口述史越来越被中国大陆史学界所重视。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实际上是通过有计划的访谈和录音技术，对某一特定问题获取第一手口述资料，然后经过筛选、比照、分析和辨伪，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及其成果。
口述史学对历史学的发展无疑意义重大。
本文是对口述史的初步思考和实践体验。
随着史学观念的转变及现代电讯技术的发展，“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日益受到大众媒介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良好态势。
口述历史的兴起，是当前中国学术发展的一大趋势。
它的出现，标志着史学研究的视野，已从单纯文献求证转向民间社会资料的发掘，这是新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趋向。
以西方理论及方法为指导，许多学者致力于中国口述历史研究，出现了一批冠以“口述史”的出版物。
口述历史在备受人们青睐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非议一、关于口述史的回望如果仅仅作为一种方法，口述史方法应当具备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史学家搜集史料的方法；其二，史学家利用口述史料撰写历史的方法。
在人类历史上，在撰写史书之前，就有人从事过运用访谈和调查进行史料搜集的工作。
在中国，3000多年前的周朝就设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内容的“书记”，所谓“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
这些书记主要记载君王的言行举止，而不是普通社会的历史。
但是到汉代，确实已运用访谈、口述的方法来搜集史料。
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依据大量实地考察得到的口述访谈资料与丰富的文献记载相互引证而撰写的。
在西方，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使用口述证据的。
在古希腊时期，“历史”一词的含义就是“根据事件目击者所做的证词去推究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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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 (2)
口述史
口述史是一种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用于还原古代
或历史时期的事件和事实。
口述史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记录
和收集来自现存或过去的人的口述资料，以补充和丰富正
史所留下的记录。
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包括访谈、录音、录像、书信和其他形
式的口述材料。
研究者会与当事人进行面对面的采访，或
者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来获取资料。
通过询问相关问题，研究者可以了解事件的细节和当事人的感受，以进一步还
原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
口述史对于研究不被正史所记录或被较少记录的群体和事
件非常重要。
比如，口述史对于探究妇女、儿童、少数民族、贫困者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经历和历史贡献具
有重要意义。
口述史还可以研究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使研
究者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事件的影响。
同时，口述史也存在一些限制和挑战。
口述材料可能存在记忆的偏差和主观性，因此研究者需要谨慎对待和解读这些资料。
此外，口述史的调查和采访工作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有时可能很难找到合适的当事人参与研究。
总之，口述史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可以用于还原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真实面貌。
通过获取当事人的口述资料，口述史可以弥补正史的不足，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口述史是一门新兴的历史研究方法，它通过对个体经验和记忆的采集和呈现，为历史学研究及历史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时代背景，更是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一、理论基础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可追溯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此时期，由于口述资料逐渐流失，学者们开始重视口述资料的收集和保存。
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们参与到各种形式的口述历史记录中，成为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手段。
《中国历史口述资料史料选编》等著作的出版，为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此外，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也受到西方口述历史学的影响。
西方口述历史学先驱罗森塔尔等人认为，口述历史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历史材料，并倡导进行口述史学研究。
而中国学者则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口述史研究。
二、实践案例中国口述史学的实践，囊括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和生动鲜活的历史人物。
例如，“文革”历史口述史研究的开展，为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在这个研究中，许多普通百姓讲述了自己所经历的惨痛经历和亲身感受，为我们重新解读“文革”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另外，中国口述史学还致力于对少数民族的历史进行研究。
例如，青海藏区口述史研究，成为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藏文口述材料的汇编整理，为研究中国西藏地区的历史、文化和族群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此外，中国口述史学还在聚焦现代中国历史及社会发展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对六七十年代农村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进行口述调查，进一步了解了当年在农村地区的生活和生产。
三、学术价值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提供了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新的视角，更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首先，中国口述史学突破了文献史学和传统历史学的局限，让历史更加真实。
口述资料中充满了个体生命和经验，往往可以绕开正史和传统文献中略过的细节，一些看似微小的个人经历和故事也可以展示出历史的巨大规模。
历史人类学：口述史
1 定宜庄前言：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2 纳日碧力戈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3 朝戈金民俗学视角下的口头传统4 孙庆忠口述历史的制作与口述传统的发掘5 胡鸿保、王红英口述史的田野作业和文献------从《最后的记忆》谈起6 刘小萌关于知青口述史附1 记忆里的真实------口述史与大萧条附2 口述历史有何特色（片段节译）这里是我应徐杰舜教授之托，邀请几位学者作的关于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与口述历史(oral history) 问题的笔谈。
其源起，是去年5月我与几名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就口述史问题进行的一场漫谈。
这场谈话后来以《口述与文字：谁能反映历史真相》为题发表在2002年7月18日的《光明日报》上,[1]在引起一些学者兴趣的同时也招致了某些批评，主要是说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谈论仅限于蜻蜓点水，没能谈深谈透。
徐教授于是提议，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的场地，口述既然是我们从事不同学科研究的人目前关注的共同话题，便有了如下的几篇文章。
这几篇文章的撰写者，有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也有史学家，大多是在各自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对口述的研究也都颇有心得。
但是，要想让不同学科的学者就同一个问题进行对话，并不象想象的那样简单，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主体和特定的研究手段，有自成一统的学术体系和严格的学术规范，仅就口述研究来说，不同学科的学者也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表达和实践。
如果一定要将这几个学科所作口述之间的区别讲清楚，或者要比较口述对于哪个学科更有价值，这不仅不可能，其实也没有多少意义。
但是，就象现在这样，只是把各自的想法以看似自说自话的方式阐述出来，也是很必要的，至少对我们从事史学研究的人来说，有很多可以得到启发和借鉴的东西。
近数十年来，史学研究尤其是社会史研究，一直在不断地从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那里汲取营养。
当今国内社会史学界热衷的很多选题，诸如家族与宗族、婚姻形态、亲属关系、人口流动与移民、民间信仰，乃至近年来非常热门的民间仪礼，无一不是人类学的传统选题。
关于口述史的四点思考
关于口述史的四点思考口述史是一种通过口头传承和记录历史的方式，可以追溯到古代。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口述史是人类最主要的历史记录方式，因为文字记录能力的限制和文化传承的方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字记录逐渐取代了口述史成为主要的历史记录方式。
但是口述史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能够传承文化，还能够补充和丰富正史的内容。
在今天，口述史的意义更加凸显出来，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更真实、更全面地理解历史。
下面我们将从四个方面来探讨口述史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更好地进行口述史的传承。
一、口述史的重要性口述史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录方式。
口述史能够传承文化。
许多传统的文化和历史事件都是通过口述传承下来的，这些口述传承包含了很多珍贵的文化信息，如果失去了口述史，这些文化信息就可能会永远失传。
口述史能够弥补正史的不足。
正史通常只会记录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而对于一些小众群体、边缘事件等往往会有所忽略。
口述史则能够补充这些内容，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历史。
口述史能够帮助人们更真实地了解历史。
口述史能够直接从当事人口中得知历史情况，这样的记录更加真实、生动。
二、口述史的传承方式口述史的传承方式主要包括口口相传、录音录像和口述史档案的建立等方式。
口口相传是口述史最传统的方式，它常常在家庭、部落或村落之间流传。
但是口口相传的方式容易出现信息的丢失和变形，所以在今天它并不是最好的口述史传承方式。
录音录像成为了现代最主要的口述史传承方式，它能够直接记录下当事人的讲述，即便时间过去了很久，也能够凭借这些记录重新学习历史。
建立口述史档案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它能够将口述史的内容永久保存下来，并且进行整理和分类，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些历史。
口述史的传承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是随着现代社会的进程，口述史传承的人口正在减少，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和偏远地区的口述史传承人。
其次是口述史传承的真实性问题，因为口述史往往受到当事人自身的主观认知和感情色彩的影响，所以在传承过程中需要注意核实和辨别。
我国口述史工作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口述史工作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2011级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研究生王盼盼J201102007 口述史在上世纪中叶兴起于美国，美国口述史联合会称：“口述史在1948年被确立为历史编纂的一种现代技术。
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内文斯开始记录在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录。
”它的出现，标志着史学研究的视野，已从单纯文献求证转向民间社会资料的发掘。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口述史已经取得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发挥出巨大作用，其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以致被认为是史学研究方法上的重大突破，是历史学发展的新趋向。
口述史对历史学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其一，口述史往往能够提供非常生动的描述，这是只使用文字史料作为常规历史研究手段无法做到的；其二，口述史能够纠正文字史料中的偏见，这显然比单一的文字史料要全面得多；其三，推进了史料的收集。
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强调口述历史有着档案文献不可替代的价值，将会引发新的史学革命。
纳日碧力戈对口述史的赞扬不遗余力，他认为：“口述史本身终究是人类学者的宝，它拥有文字史不拥有的价值”。
中国的口述史工作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而其真正开展是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至今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取得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学界对此多有论述。
如王艳勤女士在《中国口述史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一文中将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70年代)，即政治色彩浓厚的研究阶段；第二阶段(1978—80年代)，即由政治取向转向文化取向的过渡阶段；第三阶段(1990年代至今)，即由精英走向大众，由封闭走向开放的阶段。
王女士总结我国口述史学的发展说：“中国口述史学自1950年代至今一直处于发展之中，无论是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上，还是在研究机构的设置、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深度的加强方面都有喜人的进步”。
1王女士进而谈到我国口述史学存在的几个问题，包括理论问题、资金问题和法律问题、技术问题。
口述史名词解释
口述史名词解释
口述史，又称口头传统，是一种中国前代以口头形式传承的史料和历史文化储存的方式。
在古代中国，口头传统史料被用于记录有关如何生活，撒谎，尊重礼仪，尊敬祖先，遵守规则，和好的人际关系的故事。
这些口头传统史料被用来传授给下一代，也是一种文化输出的方式。
被口头传统向历史学家传承的故事，包括君主和贵族的本质，古代伦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其他影响日常生活的内容。
口头传统史料是中国文化保存和传承的重要来源。
它们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和信息。
然而，口头传统史料有一定的发展趋势，因为它们是一种口头传播形式，它们的质量受到了口头表达的客观条件的影响，对改变的容忍度很低，每一代的文献都会有微妙的差异。
此外，口头传统史料还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它们为人们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和行为示范，并帮助确立了中国的民族性格。
比如，礼教是中国口头传统史料中最受尊重的一种，其古老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力也不容忽视。
总之，口头传统史料对历史文化的记录和传承有着重要的作用。
它们提供了有助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信息，是今天保存历史文化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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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口述史学漫谈'\xa0\xa0一、口述史学义界人类原始期间，有一项重大的创举，那就是利用。
几万年以来，语言已成为人类文明重要的工具和标志。
中文的“古”字，正是十口相传之意，即古代事情是由人们口述流传而来的。
我们今天能够知道有盘古开天地，有所谓燧人氏、有巢氏、庖牺氏、神农氏等老祖宗的，也有宙斯众神和诺亚方舟等传说，正是多少代人口述流传下来的。
由口述流传到有文字，文字又再写到纸上，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
到今天虽已经进步到有多种专为信息用的工具，例如电脑，但一直还没有人愚蠢地提出要取消语言。
人们的嘴巴依然还是人类基本的信息传递工具之一。
口述传说（Oral tradition）各种知识，似乎象一种无形的口述制度，在从古到今的中国及世界许多国家中，一直有十分兴旺的活力。
我们很容易在各地民众的习俗技艺和生活方式中，发现大量口传方式和口述专用内容，真是世传不辍，蔚为奇观。
这既与各民族的基础有关，亦与口述传说实际上在执行和合法性灌输任务的特点有关。
中国古人曾经留下许多格言，这里抄录几条为鉴：“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诗经·小雅》“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诗经·大雅》“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
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
”《春秋谷梁传》“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
”《荀子·非相》这种传统的口述传说方式和效果，是很难用行政手段来制度化的。
只是越是不够发达的民族，文盲越多的国家，其口述传说越多。
这种情况对于研究者来说，反倒是机会，他们更容易使用科学手段，深入口述，以取得将可能永远消逝的史料。
不过，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口述传说，因为它更偏向了。
本文讨论的是口述史学（Oral history），是属于历史学范畴。
笔者作如下义界：口述史学又称作口碑史学或口头史学，是以口述史料和口述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从形态上与文字史学并列，在实质上与文字为主的史学一致。
口述史料是指通过口述所收集的史料，可以是录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形式，但文字形式一定要有录音为依据。
以口述史料为主编写成的历史为口述史。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即是口述史料，其可信度与文字史料相等，可以归入档案类别。
将原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
判断口述史书可以用两个标准：一是要有原始录音，以供核对；二是要符合史学的基本原则，排除幻想乱编的内容。
口述史有如下五个特点：（一）口述能够纠正文字的偏见，生动形象，特别适用于表述人类生活中各种基本。
口述的效果是远胜于呆板的文字的；文字组成的一句话并不能够反映其中语气的深浅份量。
当然口述史并不是要取代文字史，它们各有其适用度，它们可以互相补充和纠正。
（二）口述史重视的是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
重现历史是现代历史学界的主流工作，尤其在假冒伪劣“历史商品”太多的时候。
（三）口述史所运用的口述史学方法，是一种独特的方法。
不能象传统史学那样仅在书房中翻旧书就可以研究了。
口述方法是要田野作业和书斋作业相结合的，并且有一套国际通用规范程序。
（四）口述史工作可以多样化，不论以人物为中心，还是以主题为中心，皆可以事前设计安排。
（五）口述史是一种可取的学术方式，可以对某些学术界上层垄断提出挑战，因为普通的受访者和访问者都可以成为历史角色。
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和历史的群众性，都可以通过口述史来表述。
而不再是停留在某些家的口头上。
有一位英国学者托什（J·Tosh）写道：“口述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
……人们的历史意识就象一个战场，在这里，互相竞争的思想体系和权威的正当与否可能受到考验。
”［①］还有汤普森先生对口述史的见解是：“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
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
”［②］这种见解很值得中国的历史工作者借鉴。
二、中国史学界的传统方法之不足中国历史学传统悠久，自从司马迁愤而著《史记》，左丘明盲而作《左传》以来，形成纪传和编年两大写史系列，千余年间写出了世界上丰富的史籍群之一。
所谓史家四德——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绝不是凭空出来的，并且都是在史料基础上。
古史中就有大量口述史料，例如因司马迁在《史记》中广泛使用，才有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介绍，有刘邦、项羽各自评价秦始皇的话语，等等，使得极其生动翔实的史书流传至今。
又如更早的《论语》，正是口述语录体，典型的“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产物。
我们不妨说，在中国古代的史学界中，口述方法是长期受用的；自然在西方古代史学中，口述方法也是受用的。
到了清代，乾嘉学派因政治压力而被迫致力于考据学，长年累月钻故纸，使得史学脱离现实，不单扼杀了新史学方法的探索，结果就连老祖宗原先所擅长的口述史方法也弃之不用，似乎是“口说无凭”。
这真是遗憾至今，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凡是没有史料（文字史料）做基础的历史，当然只得收容许多传说。
这种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会自由流行，也会自由改变。
改变的缘故，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
中国的历史，就结集于这样的交互错综的状态之中。
你说它是假的吧，别人就会举出真的来塞住你的嘴。
你说它是某种主义家的宣传吧，别人也会从这些话中找出不是宣传的证据。
你说它都是真的吧，只要你有些理性，你就受不住良心上的责备。
你要逐事逐物去分析它们的真或假吧，古代的史料传下来的太少了，不够做比较的工作。
所以，这是研究历史者所不能不过又极不易过的一个难关。
”［③］近代中国变革需要新史学，大兴疑古之风，新学与旧学形成强烈冲突，其中也包括迫使新人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探求突破，去搜寻新史料。
梁启超先生就曾以狂飙言论横扫史学界，他写道：“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吾人做新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做。
”［④］在他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将史料分类，有一类正是“传述之口碑”。
其解释为：“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
”［⑤］梁先生是针对中国传统史学界的“四蔽二病”而言，它们是：“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五、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六、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⑥］在本世纪初，这种言论自是有理也有力，但在理论上则不足，因为作为史学工作者，如果将这“四蔽二病”反过来，知道了原先不知的“有国家”、“有群体”等等；反对原先知道的“朝廷”、“个人”等等，中国史学的进步依然很难说，毛病依然存在。
本世纪的中国史学就是明证，恰如顾颉刚先生自述那样：“我常说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人家也就称许我用了科学方法而整理国故。
倘使问我科学方法究竟怎样，恐怕我实知的远不及我所标榜的。
”［⑦］此话中有他自谦之意，但也是他的实际感叹。
问题就出在普遍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上，空头理论家的空话太多，而实践者往往受制于“理论家”，实践所产生的“真知”被自封的理论所禁锢。
中国史学的问题，文学家鲁迅也曾写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费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
正如通过密叶投身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
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大摆史官的架子。
”［⑧］而史学家翦伯赞则说得更明白：“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完；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
”［⑨］翦教授把政府文告和民间言语绝对地对立，这恐怕过分了一点，关键还是具体的真实性。
所以笔者比较注意姜蕴刚教授的一段话：“古史固然是由于传说得来，便是现代史乃至新闻材料，也都传说的。
司马迁的最好史料是‘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淮阴侯列传赞）等，固是传说；而现在成都正在闹米荒问题，米荒的真正的内容怎么样，也多半是传说的，因为政府堂堂皇皇的布告着说米荒是由于四川人民之囤积不售，而人民则又说是由于政府中人之收买操纵。
两者都由于传说，所以甚为含混。
要是将来有人作史而根据这些传说，甚至以为实录的无过于当日报纸登载的新闻消息，则就无法明了这段史迹了。
……因此若真要明了真相，恐怕还是如何去采择传说了。
传说毕竟还是历史的动力，历史的存在还是依存于传说。
”［⑩］今天的时代向历史学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要求解决大量过去没有探索过的问题；要求面对现实而追索过去根由；要求更充分地体现各种人群的特征；要求内容更翔实、更生动、更能从多方面说明或探索历史因素；要求不单有固定的、死的史料，还应当寻找活的、可能不稳定的、但远非死资料所能代替的史料；要求历史学者不单会在书房中寻找书本里的言外之音，还应该会田野作业，以丰富的多学科知识作武装，从书本以外抢救新史料；还要求历史学者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作更密切的有机联系，依靠现代科学工具，同时又抵制外界非学术性的利诱。
等等。
总之，社会和读者都向历史学者提出更科学、更迫切又更基本的要求。
现实明摆着与要求的距离相当远，中国史学相当部分落在历史的后面太远了。
就以近年十分热门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来说，大家很容易就看到：介绍外国文化理论多；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概念多，（并且多是在５０年前就介绍过的概念）；而实实在在描述中国文化实况的书则太少，在文化理论方面则还没有达到５０年前黄文山教授的水准。
为什么一些浅薄的抄袭反能够哗众取宠？原因之一，正是认真地收集第一手中国文化状态，并能够客观地描述出来的基本工作很少人去做。
人人都知道了解文化基本状态的重要性，人人都希望别人去提供调查，但很少人想到自己的研究方法有大缺陷，自己去下决心在史学上搞田野作业罢了。
三、口述史学的重要性时代对当代史学者提出新的迫切的要求，当代世界上许多历史工作者早已注意到了，并且纷纷在各自领域内探索新方法。
口述历史方法就是其中一种经过验证的好方法，并且早已有一大批研究成果。
例如美国，早在１９３８年，芮文斯（A·Nevins）教授就提出了创议并进行了研究，终于在１９４８年录音机商品化并有了雄厚财力以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收集与研究。
到７０年代形成高峰，有研究和收集口述史料的机构３００多个，有口述史协会（ＯＨＡ），协会的刊物为《口述史评论》，协会还出版《口述史书目》以及大量口述史书，其中包括有关口述史学方法及理论的各种书籍，并保留和整理了大量涉及许多方面的口述史料。
在欧洲各国也有相似的团体和成果，口述史学成为历史学界承认的一门新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