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操纵着女性身体的美_关于女性_省略_审美现象及审美意识历史流变的考察_李景刚

————————————————收稿日期:2012－01－05作者简介:李景刚(1977－)，男，山东临沂人，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3卷第2期Journal of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Vol．33No．22012年4月(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pr．2012谁在操纵着女性身体的美———关于女性身体审美现象及审美意识历史流变的考察李景刚(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淮北235000)摘要: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关于女性身体的审美意识大致经历了生殖审美、男权审美和商业审美三个主要历史阶段。

人类繁衍的需要使女性身体开始对象化，并由此使女性身体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对象而贯穿于人类的审美进程中，原始人类对女性身体美的理解就是建立在生殖基础上的一种认识;到了男权时代，男性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男性按照自己对女性美的理解来塑造女性身体，使女性身体呈现不同的审美形态;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女性走出了男性审美霸权的桎梏，但过分的审美追求，女性身体审美又落入了商业操纵的怪圈，商业文化的美丽诱导，最终使女性身体成为商业审美的符号。

关键词:女性身体;生殖审美;男权审美;商业审美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683(2012)02－0067－04身体作为后现代语境中重要的美学范畴之一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而在人类漫长的审美史上，女性身体因其所承载意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更具有研究的典型性。

从人猿揖别的蛮荒时代一路走来，混沌于自然状态中的女性身体随着周围环境的不断人化而逐步社会化，女性身体被悬置了作为生命载体的实存意义，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看，一部女性身体审美史也就是女性身体被一步步殖民与重塑的历史。

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女性身体的审美现象，我们认为人类对女性身体的审美意识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一、生殖审美:女性身体的对象化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

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

”[1]可见，种的繁衍是人类得以维系的基点，没有种的繁衍人类的一切活动也就没有了意义。

但是，正如摩尔根在论及原始血缘杂交群团的形态时所说的那样，原始人类在初级阶段是和围绕着他们的动物没有差别的，他们根本不理解种的繁衍对于人类存在的意义。

在摩尔根看来，值得庆幸的是原始人类存在着微弱的智能和道德的潜在力，正是凭着这微弱的智能和道德潜在力原始人类认识了自然，并逐步认识到女性在种的繁衍中的作用。

在这种生存欲望的强烈诉求下，作为孕育生命的母体，女性的性别意义开始凸显，并逐步发展为生殖崇拜以及在此意义上生发出来的女性崇拜。

生殖使得女性身体从原始人类“物我一体”的模糊意识中剥离出来，成为原始人类的特殊关注对象。

这种对女性身体的关注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表现得特别明显，突出地表现在该时期的裸体雕塑中，人类的考古发掘已经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西方最早关于女性的雕塑是在法国罗塞尔出土的被命名为《罗塞尔的维纳斯》的女性裸像，它是一件18英寸高的、雕刻在石灰石上的浅浮雕，其形象是一位手持野牛角的正面裸体女子，乳大、臀肥，性三角区线条明晰。

另外，欧洲各地也还有许多类似的裸女雕像出土，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对于女性性征的夸张化处理。

其中，以在奥地利出土的《维伦堡的维纳斯》最为典型，它高4英寸，面部特征模糊、四肢萎缩，但其乳房、腹部、臀部却特别夸大，极力突出其生殖特征。

与此同时，在中国仰韶文化遗址、红山嘴文化建筑群遗址以及赤峰西水泉村原始遗址也出土了一批女性裸像，这些裸像虽大小、形态各异，但全部都乳房饱满、腹部隆起、体态丰腴，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

由此可见，东西方在同时期出现如此相似的大量女性雕像作品，这显然不能是一个偶然现象，其中必然存在着人类活动早期，原始先民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共通的因素，也就是原始蓬勃生命力驱动下的生存欲望与生殖欲望，旧石器时代的这些女性裸体雕像正是原始人类对于繁衍需求的反映。

考察这些女性雕像，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当原始人类第一次朦胧感觉到群体中同类之间身体的差异、尤其是发现女性具有孕育生命的功能时，两性意识才开始出现，从而女性也就取得了性别角色的独立，女性身体也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意义。

这些女性裸体雕像在原始人类的心目中除了具有强烈的宗教意味之外，应该还具有微弱的美感，虽然原始人类的这种美感还具有动物快感的性质，但我们不难发现原始人类蕴涵在最原始的价值判断中的审美评价。

我们可以这样大胆推测:在男性的眼睛里，那些性征突出的女性应该是美的，因为她们具备了旺盛的生殖能力。

对于女性身体的这种认识，虽然还有具体的实用目的在里面，但这是一种带有强烈生殖意味的生殖审美。

甚至可以这样说，原始人类的生殖审美观念已经作为集体无意识积淀在人类的文化心理中。

在后世漫长的女性身体审美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性特征依然是女性身体审美的重要参照。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在这个历史阶段女性身体还没有成为纯粹意义上的审美对象，但人类繁衍的需要使女性身体开始对象化，并由此使女性身体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对象而贯穿于人类的审美进程中。

“对于人自身的审美判断，虽然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知凝聚了多少复杂而曲折的社会因素，然而剥开种种繁冗的层面，依旧不难发现这最原始的基因。

这种特定的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实质上是整个人类的性选择的结果。

”[2]可见，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正是生殖的实际需要操纵着人们对女性美的理解。

二、男权审美:男性审美霸权对女性身体的塑造恩格斯曾经说过，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

随着母系氏族的结束，人类社会进入了漫长的男权社会，男性成了社会的主导力量，女性逐渐成为男性的附庸。

如果说母系社会时女性生殖审美现象已经萌发了“看”与“被看”的关系，但是这种看的主体仍然是两性的共同参与，女性身体是作为崇拜对象被整个群体所关注的。

而在男权统治结构中，“看”的主体地位被男性所垄断，女性则匍匐在男性脚下成为“被看者”。

男性控制了社会话语权，男性也就掌握了女性身体审美的判断权和阐释权。

由此，女性身体的审美进入了一个被迫由男性塑造的阶段。

格罗塞通过对人体装饰的考察发现:在爱斯基摩人那里，女孩子长到八岁的时候母亲就要为她们刺纹，“怕不这样，她们或许会得不到丈夫。

”[3]59－60可见，女性进行这种畸形的身体装饰是为了博得男性的喜悦，这也有力的佐证了格罗塞的结论:“诱使人们将自己装饰起来，最大最有力的动机是想取得别人的喜悦。

”[3]80按照格罗塞的观点，女性身体的装饰除了宗教意味和民族身份认同之外，在更大意义上是作为美来吸引异性的注意的。

所以，女性的这种身体装饰行为就带有了明显的男性审美霸权色彩，女性会自觉按照男性的审美趣味来装饰自己的身体。

在非洲的马可洛洛部落，妇女在自己的上嘴唇钻一个孔，孔里穿上一个“叫呸来来”的金属或竹的大环子，有人问这个部落的首领，为什么妇女戴着这样的环子，首领回答到:“为了美啊，这是女人唯一的装饰……没有呸来来的女人还算个什么东西呢?”[4]当马可洛洛部落的老首领说女性佩戴“呸来来”是为了美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以男性的审美需求去塑造女性的美了。

如果说这些女性身体的装饰发生在野蛮愚昧的原始部落，还不足以证明男权审美对于女性美的塑造，那么，发生在文明时代的“裹脚”和“束腰”就足以说明男性审美霸权对于女性美的塑造了。

当它们作为个案出现的时候，还只是个人的癖好，这当然无可厚非。

但当它们作为普遍社会现象出现的时候，就说明了这种女性身体形象已经迎合了社会主体(当女性在政治和经济上还依赖于男性的时候，社会主体应该主要是指男性)的审美心理和欣赏趣味。

一旦全天下的男性都把目光盯在女性的腰上或脚上，并沆瀣一气地非此特征的女子不娶时，那么，就必然导致这种畸形的审美现象愈加变本加厉。

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也就没有了独立的塑造自己身体的权利。

如果女性不按照男性的审美趣味去塑造自己的身体形象，那么她就会被男性所抛弃，同时也意味被整个社会所遗弃。

所以，当文人雅士、骚人墨客在以自己的审美趣味品评玩味女性之美时，女性不惜肉烂骨折的极力塑造“三寸金莲”;不惜肋骨扭曲变形，用鲸骨、钢圈紧紧束出“小蛮腰”的现象就可以理解了。

男性在以自己的审美趣味塑造女性身体的时候，同时也塑造了女性的审美意识，从而使女性在心理和情感上认可了男性的审美霸权。

从考察中我们发现，几乎全部女性身体“畸形美”的实际塑造过程中都没有男性的参与，所有的痛楚与畸形都是女人自己动手做出来的。

尼采曾经说过，男性为自己创造女性形象，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

男性绝对的社会主宰地位和强势的审美话语权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了女性的审美意识。

由于男权社会是以男性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体系，它所推行的是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它是以极力贬低和歧视女性来维护男性权威的，女性自我人格与审美观念在这种男权文化的长期浸染下，逐渐丧失和消亡。

女性在自身审美价值体系严重缺失的状态下，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男性社会强加给他们的审美标准，并逐渐内化为自我的审美意识。

至此，女性审美主体地位彻底丧失，自我审美意识完全被异化，女性对男性形成了审美依赖及情感认同，这就促使女性按照男性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来塑造自己的身体。

在审美意识被男性审美霸权完全扭曲和异化后，女性不但自觉地走上了一条畸形审美之路，而且在塑造自我的同时还去苛求下一代女性，无意识地做了戕害女性自身的帮凶。

班昭的《女诫》算的上一个很好的例证，它规定了女性言行举止、梳妆打扮的标准，并固定了“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的模式与男性的审美趣味相呼应，在其病态的审美要求下把女性身体引向越来越远离健康、天性的畸形审美方向。

即使在今天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中，我们依然能看到男性审美霸权留在女性审美意识中的残痕。

女性为了求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在身体审美上以极端的姿态来表现对男权意识控制下女性审美的决绝，主要表现为扔掉一切显示女性特质的装饰:剪短头发、赤胸露臂、作男性装扮。

表面看来，这是对男权意识的颠覆和背离，是女性审美主体意识的觉醒。

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这依然是男性审美霸权的曲折反映。

在这里，女性是朝着“雄化”的方向发展的，她们所求的审美平等并不是女性独立审美意识真正苏醒后的平等。

女权主义者以否定女性特征为代价的追求，其中更多的是对男性身份的一种艳羡，是对性别角色置换心理渴望的外在折射，是对男性审美霸权向往，并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审美自觉。

所以，这个时期女性的审美反叛无疑是不成功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对男性审美霸权作了无意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