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适用与解释问题——阅读指导案例33号

法律的适用与解释问题——阅读指导案例33号
第一部分
法律的适用与解释是法学方法论中最为核心的问题。

无论是黄茂荣先生的《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还是杨仁寿先生的《法学方法论》，都对法律规范的适用与解释的问题有十分精到的论述。

尽管这是一个理论性极强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又是在司法实践之中才得以彰显的。

也只有与具体案件相结合，法律规范的适用与解释的问题才被揭露，也才能被解决。

最高院公布第33号指导案例就十分生动地体现了法律规范的适用与解释的问题。

而且，通过阅读该指导案例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的认知与理解。

法律适用必然伴随着法律解释的问题，而法律解释又为新的规则的形成创造了可能性。

第二部分
指导案例33号的裁判要点：1.债务人将主要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给其关联公司，关联公司在明知债务人欠债的情况下，未实
际支付对价的，可以认定债务人与其关联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与此相关的财产转让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九条规定适用于第三人为财产所有权人的情形，在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普通债权的情况下，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令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原财产所有人，而不能根据第五十九条规定直接判令债务人的关联公司因”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而取得的债务人的财产返还给债权人。

第三部分
裁判要点的第一点恰好回应了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关于福建金石公司、田源公司、汇丰源公司相互之间订立的合同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是非常困难，因而法院对于《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适用一般都非常慎重。

这其中，尤其是“恶意串通”的认定。

但从文义来看，何为“恶意”？何为“串通”？指导案例33号显然也是从这两点入手的，法律规范中的“恶意”并非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恶意，至于如何理解“恶意”，还得从与“善意”相对
应的概念来理解，即从“明知或者应当明知”的角度去解释“恶意”。

所以，我们只能从当事人外化的，固定的行为痕迹来推定“恶意”，而不是流于主观肆意。

对于“串通”的理解亦如此。

我们可以根据裁判要点第一点分析出认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的构成要件：
第一，债务人将主要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给其关联公司。

就此而言，其一，债务人的身份表明其”主要财产“属于责任财产；其二”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就使得债务人的偿债能力下降，这里本身就隐含着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意思；其三，”关联公司“，这是指交易的合同相对方，为了说明”串通“之嫌疑。

当然，这是相对于指导案例33号的案件而言，如果将”关联公司“列为其中之一的构成要件，这将会使得本知道案例的指导意义大打折扣。

因而，指导案例在总结裁判要点还是需要慎重斟酌。

第二，关联公司在明知债务人欠债的情况下，未实际支付对价的。

就此而论，其一，”关联公司在明知债务人欠债的情况下“，此处关键在于”明知“，明知而为之，即为恶意。

其二，”未实际支付对价的“，债务人对责任财产不仅低价处分，合同相对方又未实际支付对价，如此而来，”恶意串通“的认定在法律意义上就具有”合理性“。

第四部分
裁判要点的第二点恰好回应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关于本案所涉合同被认定无效后的法律后果“，满足构成要件，则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这是三段论的演绎逻辑所确定的思维规则。

本案的问题在于，由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被认定为无效时，会导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却存在分歧。

这里涉及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如何适用的问题。

对于无效合同的处理，人民法院一般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判令取得财产的一方返还财产。

但是，合同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
对此，指导案例33号在确认涉案的两份买卖合同均无效的情况下，使用“一般应当”根据合同法五十八条处理。

当然，该指导案例也否认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九条，其理由为“该条规定应当适用于能够确定第三人为财产所有权人的情况”，这是对“第三人”的限缩解释。

就指导案例的案情来看，嘉吉公司对福建金石公司享有普通债权，本
案所涉财产系福建金石公司的财产，并非嘉吉公司的财产，因此只能判令将系争财产返还给福建金石公司，而不能直接判令返还给嘉吉公司。

当然，在我看来，如此解释的内在法理还在于合同的相对性原理。

尤其是在本案中，两份买卖合同都具有明确的相对方，其法律关系的变动都应该发生在合同相对方之间。

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所蕴含的权利基础是不同，前者是债权，后者为所有权。

第五部分
指导案例33号结合案件事实，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适用与解释值得我们思考。

法律的适用与解释的问题既涉及事实的问题，又与价值问题相关联，可以说，法律的适用与解释就是在事实与价值的穿梭中实现的，因而，也正是在审判实践中，我们才能真真切切的看到法律的适用与解释的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