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法律

L’Histoire et la Loi

历史与法律

勒内g雷蒙

历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反差很大，有时候还会充满激风暴雨。政治是从长远来看的，所以必然会参照过去，不管是为了与过去分别来开，还是为了从过去汲取大量的实例和论据。因此，与通过历史来调整的政治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具有两重性：历史既是一个民族统一的粘接剂，又是产生分歧和对立的根源。因此，公共政权不可能完全不关心历史的写法及其传承，而且不无理由地认为他们对此是负有责任的。因此，政治家有时候企图参与制造历史，并把历史当成工具，我们对此没有必要感到惊讶。专制政权的特点之一，就是窃取权力，篡改历史，让历史对他们自己有好处，并控制以建立真实的历史为业的人。把过去当作工具来使用，是最为平常不过的事。特别是如何形容过去的事，有时候会成为争议根源；人们会针对某个事件的意义发生带有意识形态特点的争论和纯粹政治上的冲突。几个月以来，法国便有这样一个例子，那就是针对立法者在定义历史中的作用的讨论，这一讨论激起了种种对立的情绪。

除了这种争论的一些传统的方面之外，如果没有无可争议的新颖之处，没有牵涉到多种其它的问题，那么这场乱糟糟的争论不值得一般的公民去注意。这场争论既有如何寻求历史的真理的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到法律的作用以及每个人都有权利客观地了解过去的问题。人们对过去的关注程度，不亚于对民主的思想和实践的关心。在列举所有这些关键问题的同时，我们会不会夸大了这种事的意义？这要由读者来决定，但至少我们要指出，这一问题不仅仅使舆论有了新的动向，并引得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这场争论已经变成了政治问题，使得国家元首和政府总理也出来表态，各个政治集团都表示关注，引得人们不得不求助于宪法议会，并由宪法议会做出决定。这一事件尤其说明一种机制正在建立，这种机制要制止对历史活动公正性的威胁，但也有可能导致使历史服从于一些政治的目的。

佩特里-格雷诺约事件

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事件最初的一些因素。参议院设立了一项“历史奖”，每年奖励一本有科学价值，对公民教育作出了贡献的著作。2005年6月10日星期六，负责颁奖的评审委员会在经过长时间的审议之后，公布了选择的结果，把“历史奖”授给奥利维埃g佩特里-格雷诺约（Olivier PétréGrenouilleau）在伽利玛出版社著名的《历史丛书》中发表的一部关于贩卖黑人的作品。颁奖时，《星期日报》（Journal du Dimanche）发表了一篇采访获奖人的文章，获奖人强调了他的研究工作的总体特点：他是从总体上关注贩卖黑人的现象的，而不仅仅是所谓的大西洋贩卖黑人的现象，不仅仅是从西欧开始的三角贩卖。记者问他应当如何恰当地形容这一历史事实时，他说，他的确认为这是对人类犯下的罪恶，但他认为不能使用“种族灭绝”（génocide）这个词，因为“种族灭绝”指的是以偏执的愿望灭绝同属于一个人种的人，但黑奴贩子的动机主要考虑的是商业利益，黑人是他们的商品，他们指望以此谋利，如果黑人都被灭绝了，对他们显然是没有好处的。这一回答合情合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尤其是某些对这一悲剧念念不忘的人。一个由安的列斯人、圭亚那人和留尼旺人组成的团体，根据一个团体可以起诉否认这些罪行的行为的法律条款，对这本书的作者提出了起诉。这样一来，一个历史学家，他的研究工作被同行认为无可指责，而且他也没有做任何违背历史学家和公民责任的事，却突然之间受到对历史并没有什么特别研究的人的起诉，被告上法庭，并有可能受到严重的惩罚。历史学家们惊愕地发现，凡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研究，都有可能受到威胁，公众舆论注意到，社会建立了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有可能影响研究的独立性以及研究结果的传播。人们于突然之间发现的这种状况，是一系列立法努力所产生的结果，也是作为我们的时代特征的精神状态所产生的结果。

国际法院和记忆的义务

从这一史无前例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其原因之一就是，普遍的意识要求正义，不会容忍犯下了集体罪恶的人不受惩罚。在这一点上，纽伦堡的先例很有教益——我们本来以为这将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因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也与第三帝国所犯罪行的不同寻常的特点有关。纽伦堡的审判留下了一笔遗产，传达了一些概念和定义，在今天，这些概念和定义又一次具有了现实的意义。有人建立了一些国际法院，以审判在南斯拉夫联邦的解体产生的冲突当中犯下的战争罪行，以及后来在卢旺达所发生的血腥屠杀事件。有一项倡导具有更大的决定作用，也产生

了更大的后果，我们可以认为这项倡导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一个转折。1999年参加罗马条约谈判的人们决定，成立一个常设性的具有普遍管辖权的刑事法院，以审判反人类的罪行。今天，这个罗马条约已经由一百个国家签署。

所有这些审判机构的出现所牵涉到的就是，所有的政治行为都要符合道德意识，而且也说明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人类集体责任的意识。与此伴随而来的，还有另外一种与过去决裂性的变化，影响着我们与过去的关系：那就是引入了我们的某些行动不受时效性约束的概念。普遍的作法是，错误在经过了一定的期限之后，便不能再成为刑事追究的对象，引证过去甚至是遭到禁止的，否则便会受到惩处。与此相反，我们的世纪决定，对某些类型的罪行的记忆，要废除其时效性。遗忘是不允许的——遗忘甚至是一种过错。回忆变成了一种伦理和司法的要求。我们的时代发明了记忆的责任。在知识范围内，甚至在道德层面上，人们不仅希望回忆起过去的事，而且必须回忆，不允许遗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过错。这一责任是选择性的，只对罪行有效。它的根据是我们对受害者负有虔诚的责任：让受害者活在各国人民的记忆当中，这是正义。这也是一种补救：对于那些未能避免，未能阻止的事，记忆要求宽恕。一个民族在承认自己的过错的同时，会变得更加伟大。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这种作法，在精神上与天主教会最近对过错表示懊悔的作法遥相呼应。作为记忆的责任的基础的，还有最后一种考虑，那就是罪行之大。这说明了人类的本性之所在。经常提起过去的罪恶，能让我们意识到这些罪恶总有可能重复出现，所以记忆就像是采取的防备措施一样，相当于是向我们提出的警告。

记忆法的出现

所有这些考虑都是值得重视的，都深刻地改变了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但这些考虑对历史在社会上的地位并非没有影响。这些考虑说明政治干预是有根据的：既然回忆起过去的事是公民的责任，那么对法律已经做出判决的事件，或者如果没有经过司法，集体的意识已经判定了对错的事件，立法者能不能接受有人再公开地提出相反的真理？那岂不是既有违于虔诚的责任，又好比再一次使受害者受难，损害了人们对他们的痛苦的尊敬，使无法自己主动做出判断的人产生疑问，并妨碍对公民的教育。难道负责政治的人没有责任对此采取一些措施吗？简单说，难道不应当为此立法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记忆法”的那些法律的根源，这些法律涉及到历史真理的建立。有些人以实施批判的历史研究方法为借口，以不恰当的方式自称是修正错误的人，干脆彻底否认第三帝国的罪恶企图；对这些人，上述考虑的立场尤为坚定。然而，有一个历史的事实是确凿的，那就是死亡集中营，要想对那些否认事实的话以及讲这种话的人的精神状态做出解释，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故意怀有恶意——其目的何在呢？——，或者是研究认识论的人都知道的一种怪癖，那就是精神批判功能的紊乱，也就是超级批评。比如原来的共产党部长让-克洛德g盖索（J e a n C l a u d e Gayssot）1990年提出一项法律建议，把否认已经公认的反人类罪行确定为犯罪，并给予惩治。他的建议受到了普遍的赞成：针对史无前例的罪行，就要做出不同寻常的反应。反对这一倡议，岂不就是与否认历史的人同谋，为让-玛丽g勒庞（JeanMarie Le Pen）提供担保吗？让-玛丽g勒庞故意认为灭绝犹太人的悲剧只不过是历史的一个细节。然而，有几个明智的历史学家预感到这一创新有可能导致的后果。像皮埃尔g维达尔-纳凯（Pierre VidalNaquet）或者玛德莱娜g瑞贝利约（Madeleine Rebérioux）之类的人，当然不会有人怀疑他们同情否认历史事实的论断，但是他们不无根据地担心，这种法律上的创新有可能导致出现偏差。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他们的担心、他们的警告是对的：采用盖索法律只处理过唯一的一件案子，却为以后树立了先例，成了一系列记忆法的始祖，而这些法律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合法性。

连锁反应

有一些团体很久以来便在为此活动，一些议员后来也参加了，在这些议员的选区内有一些重要的亚美尼亚社团。在这些团体的压力之下，议会于2001年通过了一条法律，里面有一句话，史无前例的简洁，也极其特殊：“法国公开承认1915年亚美尼亚的种族灭绝。”这一句话就是一段。后面又补充说：该项法律将作为共和国法律执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说，这次大屠杀有种族灭绝的特点，对这一事实任何人都没有异议，谁对此有怀疑，谁就是违反了法律，因此也就要受到司法的追究吗？甚至在通过这条法律之前，伟大的东方学者贝尔纳g列维（Bernard Lewis）便遇上了这样的倒霉事。在一个亚美尼亚协会的要求之下，法国的一家法院援引盖索法律中关于对反人类的罪行提出异议的条文，对贝尔纳g列维做出了判决。我们可以注意到，从盖索法到关于亚美尼亚的种族灭绝法之间有一个跳跃：盖索法涉及到的，是与作为受害者或者同谋的法国人有关系的事件，因此，民族的代表对此做出宣判是正常的。而在亚美尼亚的大屠杀事件中，亚美尼亚人是奥托曼帝国的属民，与法国没有任何关系。那为什么不为西班牙或者美国的征服者屠杀印地安人也立下一条法律呢？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