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复习

一、简答题

1.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含义和应用

答：含义：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学会的年会上，美国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家西蒙·库兹涅茨发表了库兹涅兹假说，库兹涅茨是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之后，格鲁斯曼和克鲁格在库兹涅茨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假说，该曲线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达到某拐点时，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由高趋低，环境得到改善。所以该假说认为EKC应该是倒U型，该曲线表达的是人均收入和环境质量的关系。

应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应用主要是根据数据的统计和模拟，预测某一区域中的某个环境指标在未来的发展趋势。比如，日本广岛大学松冈教授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根据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对我国未来SO2的排放量进行了预测。这种曲线可以对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根据统计和预测，更为科学地规避以环境质量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现象发生。当然，在实际的应用中，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是倒U型曲线，这种曲线还面临着新技术和新毒理的挑战。

2.鄱阳湖湿地资源的价值构成

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在我国乃至国际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1992年被列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其重要性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为我国重要的淡水资源战略储备基地；二是，鄱阳湖湿地植物，或者鱼类，为世界各地的候鸟提供了栖息地；三是，本身的这些植物、鱼和鸟类极其丰富，对于研究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四是，鄱阳湖整体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发挥着生态功能，维持自然环境稳定；五是，经济上的，为当地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等。

二、问答题

外部性理论的含义，举例说明外部性理论在资源环境领域的应用

外部性的含义：是在没有市场交换的情况下，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行为（或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影响了其它生产单位（或消费者）的生产过程（或生活标准），如果

则可以说生产者（或消费者）j对生产者（或消费者）i 存在外部影响。其中，Fi是生产者i的生产函数或消费者i的效用函数，X m i是生产者（或消费者）i的内部影响因素；X n j是生产者（或消费者）j对i施加的影响。

当一个人从事一种影响旁观者福利并对这种影响既不付报酬又不得报酬的活动时，就产生了外部性。即外部性是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福利的无补偿的影响外部性分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某个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一项经济活动会给其他社会成员带来好处，但他自己却不能由此而得到补偿，则这个人从其活动中得到的私人利益就小于该活动所带来的社会利益。这种外部影响即为“外部经济”（正外部性）。可分为“生产的外部经济”和“消费的外部经济”某个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一项经济活动会给其他社会成员带来危害，但他自己却不为此而支付足够抵偿这种危害的成本，则这个人为其活动所付出的私人成本就小于该活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这种外部影响即为“外部不经济”（负外部性）。可分为“生产的外部不经济”和“消费的外部不经济”。

应用：

生产的外部经济：一个企业对其所雇用的工人进行培训，而这些工人可能转到其他单位去工作。该企业并不能从其他单位索回培训费用或得到其他形式的补偿。因此，该企业从培训工人中得到的私人利益小于该活动的社会利益。

消费的外部经济：当某个人对自己的房屋和草坪进行保养时，他的隔壁邻居也从中得到了不用支付报酬的好处。此外，一个人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教育，把他们培养成值得信赖的公民，显然也使其隔壁邻居和甚至整个社会都得到了好处。

生产的外部不经济：一个企业可能因为排放脏水而污染了河流，或者因为排放烟尘而污染了空气。这种行为使附近的人们和整个社会都遭受了损失。再如，因生产的扩大可能造成交通拥堵和对风景的破坏，等等。

消费的外部不经济：吸烟者的行为危害了被动吸烟者的身体健康，但并未为此而支付任何东西。

三、论述题

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建设框架及实际应用方案

我们都知道，经济的发展有时会很大程度上地牺牲当地的环境。这种情况往往造成有着良好的经济发展的地方或区域却没有好的生态环境，而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地方或区域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比如西部西部作为我国的矿产资源基地和生态保护的重要屏障，为全局利益牺牲了许多局部利益，要求国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弥补其经济收益的损害。

生态补偿(Eco-compensation),在国际上较为通用的概念是PES(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国内则没有统一的定义,通常认为生态补偿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对生态系统提供的生态产品或服务进行付费(补偿);第二,对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予以控制,实行污染破坏者付费赔偿。庇古理论强调通过政府收税和补贴的方式而不是市场来消除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边

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背离，从而使环境服务的外部性得到内部化。由于私人部门并不愿意对环境服务进行支付，许多生态补偿实践都依靠国家和社区来运作，需要通过税收或强制性服务收费来融资，并严格依赖于制度基础。

一般我们认为生态补偿由来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和经济利益冲突是生态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在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区）、流域上下游之间、矿产资源开发等方面。而，我国现有的生态补偿体制还不健全，存在比较多的问题。比如现有政策缺位：缺少解决保护与发展矛盾的调控手段等问题。这就需要地方、人大、政协、政府等人员地方的共同努力，建设健全的生态补偿机制，调整环境与经济利益关系，激励保护环境和经济的良好关系。

建设良好的生态补偿的意义在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维护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这是因为由环境和经济带来的不平等的关系，往往会造成并不十分公平、不和谐的社会环境，这就需要对受损的那一方进行生态补偿，做到尽可能的公平，以便维持良好、公平的社会环境。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调整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途径。这一观点主要是建立在解决外部矛盾所带来的生产便利。建立生态补偿是健全生态保护经济激励机制和融资机制的有效手段。这种补偿机制会很好地制约那些试图大力发展经济而罔顾生态环境的集体和个人。总而言之，建设良好的生态补偿制度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及和谐稳定，有利于整体调控经济和环境的关系，有利于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国外对生态补偿机制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利益相关者以及补偿标准、补偿条件与补偿方式的确定。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包括环境服务提供者即卖方、补偿支付者即买方，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和组织。生态补偿首先要有明确的作为补偿支付指向对象的环境服务提供方。从理论上看，在服务提供所涉及资源产权明确界定的情况下，资源所有者是最合适的补偿对象，但当参与者众多时，也将由此大大抬升交易成本。从实践来看，大多数生态补偿都表现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层面的大规模政府补偿。但是，政府以对环境服务使用进行强制性收费的手段、而非以一般财政收入为补偿支付融资属于“使用者付费”还是“政府付费”，还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两者的区别不仅仅是由谁付费，还在于谁有权力做出补偿支付的决定。

生态补偿的标准亦即生态补偿数额。最有效率的生态补偿是依据提供服务的实际机会成本确定支付标准。许多学者认为，补偿标准应当大于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的机会成本、小于服务使用者从服务使用中获取的收益。因此，如何评估环境服务提供的机会成本与服务的价值成为了确定补偿标准的关键。关于机会成本的评估，国外研究普遍关注信息不对称和异质性这两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问题。许多分析表明，由于提供者在关于提供服务的机会成本方面比买方拥有信息优势，因而存在隐瞒信息以获取信息租的激励，从而迫使补偿支付标准过高，另外，合约签定后，服务提供者也会倾向于隐瞒行为而发生道德风险，从而导致合约监管成本过高。在实

践上，国外学者提出可通过计算三个代理变量来估算机会成本: 一是放弃非农活动的净收益; 二是提供者愿意接受的“公平价格”; 三是土地出租租金的期望值。

生态补偿定义强调补偿支付的条件。根据补偿条件的不同，国外学者将生态补偿支付分为基于产出的支付和基于投入的支付。与基于产出支付相对的是基于投入的支付。事实上，大多数生态补偿实践均以投入作为补偿支付的条件，其中又通常以提供的土地面积或树木种植、劳动时间等指标来度量投入水平，付费方监控的内容通常也是提供者是否按合约要求使用土地，以及这些土地使用是否产生合约所规定的环境服务，或者其他一些更具体的指标变量。

国外生态补偿的支付方式多种多样。实践上既有现金补偿也有非现金补偿方式，例如为环境服务提供方建设和完善道路交通、水利、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改善相应地区的教育培训、卫生服务水平，以及在生计服务政策上

的倾斜等。虽然从理论上看，有条件的直接现金补偿是最优的激励方式，但实践上采用其他间接的、非现金的补偿方式更普遍，且支付条件也通常得不到严格执行。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接受者通常认为非现金的补偿方式更能体现本地传统“社会市场”互惠交易的特性。大多数学者认为，当补偿数额不大时，非现金补偿方式比现金补偿方式对服务提供者产生的激励作用更明显。

我国对于生态补偿框架有着自己的一套方法。在政策上，总体思路和逻辑是：首先界定产权，界定产权是指初始权利的界定与分配。在产权界定明确后，就可以通过补贴、征税或者自愿协商等具体的政策手段来消除自然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外部性。

我国对于生态补偿的相关政策包括了对破坏了生态的地区征收生态补偿费。建立了生态公益林补偿基金，用于对公益林进行保护和补偿。对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进行补助。建设天然林保护工程。对矿产资源向开发人征收补偿费。除此以外，还有征用土地的补偿政策；占用耕地的补偿政策；征收资源税等。

我国可供选择的生态补偿政策途径有很多。包括政府购买: 如森林效益补偿；协商交易: 如城市水源地保护的补偿；税收: 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问题、生态税；市场机制：可贸易的森林生态效益(固碳)；经济协作: 如异地开发\合作共建等模式；生态标志产品: 如环境标志\绿色食品等。

当对于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生态补偿问题，例如当对重要的生态工业区产生影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的形式来进行补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明确中央政府是责任主体，补偿的对象通常是地方政府或者个人。这种过程中的制服手段常常是中央向地方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和产业扶持。

当对于具有准公共物品（俱乐部产品）性质的物质，例如中、小尺度流域、城市饮用水源地的进行生态补偿时，通常是以协议和市场手段为主，以高一级政府部门搭建平台来建立生态补偿委员会和环保部门。支付手段一般是建立生态补偿基金，以经济协作的方

式来完成补偿过程。

当对于具有准私人产品性质的生态补偿主要是以外部成本内在化为政策设计的基本出发点，从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中分析收费的多少。现实问题包括排污收费及现有政策的完善，企业负担；历史问题包括矿产生态补偿费、和押金制度的完善。这种解决方案主要是针对矿产和其类似的会引起环境问题的资源开发者所制定。

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为例韩德梁根据丹江口库区1987年、2000年和2008年三期遥感影像,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模拟测算出2015年丹江口库区综合发展目标情景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3 372亿元[15]。白景锋根据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水源区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测算出河南水源区因为生态建设而增加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35.4亿元,按调水比例和GDP比例加权平均的生态补偿标准分摊额度为河南1.56亿元/a、河北1.41亿元/a,北京0.84亿元/a,天津0.51亿元/a[16]。王一平在测算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河南淅川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量的基础上,估算出淅川县的生态补偿标准为44.4亿元/a由此可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方法纷繁芜杂,结果差异也较大,并且,现有研究往往只测算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部分水源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或生态补偿标准,未见从全部水源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角度探讨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但尽管近年来生态补偿的实践很多，效果却常常为人所诟病，这既有机制设计上的原因，也源自对生态补偿概念、评价标准等缺乏统一认识。缺少专门的生态补偿政策现有补偿政策；带有强烈的部门色彩缺乏长期有效的生态补偿政策；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缺乏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补偿标准过低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资金使用上没有真正体现生态补偿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