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心理学

进化心理学当代进化心理学心理学没有像Wilson断言的那样，被社会生物学吞噬掉，相反，它被心理学以进化心理学的形式整合到了Buss更加宏大的科学综合之中。

进化心理学的倡导者们坚信，由他们所创立的这种进化心理学，不仅在心理学史中构成一次成功的“革命”，为心理学提供了一个走向统一的理论基础，而且在全部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构成一次革命，为“全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

（高申春，2007）一、当代进化心理学的产生当代进化心理学的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产生的理论基础得益于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生物学在不同发展阶段取得的理论成果。

然而，直接导致进化心理学产生的事件却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生物学与认知心理学的联姻。

1、当代进化心理学产生的生物学理论（1）自然选择理论与基因遗传理论当代进化心理学诞生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19世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Buss甚至称达尔文为“第一位进化心理学家”（Buss，2004，p. xix）。

的确，自1859年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以来，它便以一种无所不包的姿态迅速扩张到整个生命科学领域，从最初生物学对动物生理结构的说明，到习性学对动物行为的说明，再到社会生物学或行为生态学对人类行为的说明，直至进化心理学对人类心理的说明。

达尔文本人甚至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结果，他在《物种起源》中写道，“在遥远的将来，我看到了更为重要的广阔的研究领域。

心理学将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每一种心理能力都会以此为基础逐步获得（Darwin，1859）。

”正是这个预言成为后来学者前赴后继的潜在动力。

Buss甚至将这句话作为题记写在首章首页，并视进化心理学为达尔文这个预言所预示的革命的最终完成。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在一个恰当的年代，秉承科学的精神，用自然选择理论代替特创论，科学地解释了生命的由来。

自然选择理论认为生物的特征和性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异，而且发生变异的特征和性状能够遗传给后代。

环境的特征决定了，只有那些拥有有利于生存的遗传特征的生物才能够更好的生存下来，并繁殖后代。

据此而言，一方面，自然选择理论阐明了塑造有机体结构的过程和力量；另一方面，它告诉我们，有机体被塑造了的一切结构都拥有明显的功用价值，即它们都是被‘设计’用来解决特定的生存和繁殖问题的。

然而，在对遗传机制的解释上，达尔文用亲代特征的“混合”来说明子代获得的特征，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但这并不影响自然选择理论的科学性。

事实上，自然选择的“科学性”甚至比它的解释性更加重要。

Buss曾在书中多次强调，就生物的多样性及其适应机制而言，自然选择是到目前为止最为科学的理论（Buss，2004，p. 38）。

那么，将这种科学的理论应用到对作为构成有机体的重要成分的人类行为及其内部心理机制的解释中当然是极具诱惑力的。

然而，要实现这一步却需要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内容上做出一些突破，以便在不损害其“科学性”的基础上增加其解释性。

事实上，当前被广为接受的自然选择理论是后人在继承了自然选择的科学气质的基础上，对其内容做了修改之后的修正版本。

这里所说的修正，主要受惠于20世纪初遗传学中基因概念的提出。

基因的发现导致了“基因型”（genotype）与“表现型”（phenotype）的概念划分，并塑造了“基因型”决定“表现型”的思想态度，即将生物体的表现于外的性状及行为作为“表现型”理解为是由生物体的基因组合作为“基因型”所决定的产物。

这一观念为达尔文在进化论中未能解决的关于生物性状的代际传递问题提供了科学解释的可能性，从而在20世纪30~40年代造成所谓综合进化论（the Modern Synthesis）的运动。

（高申春，2007）综合进化论抛弃了达尔文的混合遗传理论，而将基因遗传理论确立为自然选择的理论基础，极大地推进了生物进化论在科学界被接受的广泛程度。

Buss 在谈及综合进化论时就曾说道，综合进化论“有力地证实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从而以对遗传本质的深刻洞察将之奠定在更加稳固的根基之上（Buss，2004，p. 11）”。

基因的观念不仅仅为自然选择奠定了科学的、稳固的遗传理论基础，还进一步为进化论本身提供了一次“突破自身限制”的契机，使人们开始以“基因之眼看世界”（gene’s eye thinking）。

（2）族内适应性及其衍生理论20世纪60年代，英国生物学家Hamilton（1964）提出了族内适宜性（inclusive fitness）理论。

他认为经典适宜性（classical fitness）概念仅仅关注个体自身的成功繁殖率，这种解释太过狭窄。

而族内适宜性则强调，自然选择倾向于选择有机体的那些有利于其基因最大化传播的特征，而不局限于仅仅选择那些有利于其基因直接传播的特征。

由于个体自身及携带其基因的其他亲族的生存和繁殖都将增加其基因的成功繁殖率，因而，自然选择将不仅仅选择那些有利于个体生存和繁殖的特征与行为，还将选择那些有利于个体亲族生存和繁殖的特征与行为。

族内适应性极大地扩大了自然选择的解释范围，它为很多社会性行为提供了解释工具，如利他、群体生活、合作等。

Hamilton的工作引起了美国生物学家George Williams的注意，他通俗地推广了Hamilton 的族内适宜性理论，并利用这个概念解释利他行为。

按照他的观点，如果亲族在适应上获得的利益大于个体自身付出的代价，那么利他行为就能获得进化。

此外，Williams（1966）还提出了三条确定适应功能的标准：可靠性（reliability），有效应（efficiency）和经济性（economy）。

这三条标准，外加一个精确性（precision）标准，构成了Buss评估适应机制的功能的四个标准（Buss，2004，p. 39）。

Hamilton族内适宜性的提出及Williams对这个理论的阐释引发了Robert Trivers在70年代的理论创新。

他相继提出了互惠利他主义理论（theory of reciprocal altruism）、亲本投资理论（parental investment theory）及亲子冲突理论（parent-offspring conflict theory）。

在自然选择理论已经作为事实被接受的前提下，及Trivers 收集到的丰富的行为数据的支撑下，这三个理论的科学性几乎也是被普遍认可的。

至此，当代进化心理学据以产生的主要生物学理论形式都已完成。

2、当代进化心理学的诞生（1）进化心理学与社会生物学然而，上述成就并没有直接催生出进化心理学，反而是Wilson在一种综合的动机下，将分析生物学、神经生理学、习性学、比较心理学、群体生物学等学科的知识统一起来，提出了一门新的学科，即社会生物学。

他的研究工作从蚂蚁一直延伸到人类，甚至主张人类的一切现象，包括文化、宗教、伦理和美学等都将能够被社会生物学加以解释。

Wilson的这些观点，特别是他有关人类的讨论，遭到了当时社会科学家，甚至是普通民众的强烈反对。

究其原因，主要是它将生物学的理论应用到对人类社会行为，特别是对人类文化的说明上，从而在达尔文将人类从上帝的天国拉回到凡间之后，再一次将人类从一种特殊的生灵打落到一种在本质上与其他动物无异的地位。

而这当然是每一个人都难以接受的。

恰如上文论述所暗示的，进化心理学与社会生物学共享一个普遍的、作为事实被接受的前提，即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及其一切结构都是生物在漫长的演化历史中通过自然选择的作用进化而来的；不仅如此，它们还拥有大量共同的研究内容、一般理论、研究方法等。

因而，进化心理学要想在社会生物学的基础上实现出自身，就不得不面对社会生物学曾经遭受过的那些质疑。

Buss认为，Wilson虽然的确缺乏有关人类的实际证据，但是这并意味着Wilson的思路是错误的，相反，人们对Wilson的横加指责是出于人们“对进化论及其在人类身上的应用存在一些常见的误解”（Buss，2004，p. 18）。

这些误解主要包括如下错误的信念：第一，人类行为由基因决定。

针对这一点，Buss反对将进化理论与遗传决定论相等同。

在他看来，人类行为的发生取决于下面两个条件：一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适应机制；二是激活相应适应机制的环境输入。

因而，Buss强调行为取决于有机体已经形成了的适应机制与环境输入的交互作用。

（Buss，2004，p. 19）第二，我们无法改变进化形成的行为。

根据对第一点的澄清，Buss认为只要知道了我们进化形成的心理适应机制，以及相应的环境输入，就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改变行为。

他甚至主张，“有关进化心理机制的知识，我们了解得越多，改变行为的能力就越大。

”（Buss，2004，p. 20）第三，当前的机制是最优的。

Buss（Buss，2004，p. 20）提出了两点反对意见：其一，人类是先前环境设计的产物。

狩猎—采集时代的环境与人类现在的生活环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而在狩猎—采集时代因进化而形成的具有适应性的心理机制放在现在的环境中就不是最优的了。

用Buss话说，“我们现代人肩上扛着的，乃是一个石器时代的人脑（Buss，2004，p. 20）。

”其二，适应存在代价—收益权衡。

当一种机制的收益远远大于它所可能付出的代价时，这种机制就会被选择。

例如，人类害怕蛇的心理机制并没有严重到让人类不敢出门，虽然很多人类仍然会因为被蛇咬而死亡，但是总体而言，这种并不完美的怕蛇机制反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更大的收益。

因而，“尽管我们拥有大量能够有效解决适应性问题的因进化而形成的机制，但它们并不是最优的，而是会受到代价的限制（Buss，2004，p. 21）。

”即便对社会生物学做了以上澄清，从社会生物学到进化心理学仍然欠缺重要的一环。

社会生物学用基因直接说明人类的行为，忽视了人类的意识或心理的重要作用。

进化心理学的一个关键步骤是要重新给予人类以独特的地位，具体而言就是重新确立人类心理作为基因与行为之间的中介环节，只不过即便是这些独特的人类存在也能够被纳入到生物进化的解释框架中加以说明。

从而实现用进化论来说明人类本质的目的。

（2）进化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恰如前文所已暗示的，社会生物学因受其研究对象的限制，不可能去设想，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与人类的行为之间还存在着某种作为中介的内在心理结构。

所以，以人类内在心理机制为研究对象的进化心理学要想在社会生物学本来的研究框架下直接实现出来是不可能的，它还需要心理学为它提供一个契机。

这个心理学的契机是由认知心理学提供的。

在具体阐明（standard social science 这个契机之前，有必要通过T ooby和Cosmides对“标准社会科学模式”model）的批判大致地把握进化心理学的旨趣，这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进化心理学以认知心理学为而不是行为主义为契机实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