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与晚明文学革新

李贽与晚明文学
“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

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

”
李贽是“一意孤行”之人，性情乖张古怪，蔑视六经，挑战儒家之正统，不以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自己也以“异端”自居，极具反传统理念，态度分明，言辞犀利。

顾炎武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

”“离经叛道”是后世对李贽的评价。

他的思想，的确不为当时社会所容，僵化的封建意识形态与社会新思潮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是史上常有的浓重悲剧色彩。

晚明时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空前尖锐，吏治腐败，奸佞当道，把孔子奉为神圣，主张着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为官学的理学思想，文学上剑走偏锋，倡导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主义，激进的李贽顺应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的社会变化，接受了王阳明哲学理论的影响，站在王学左派的立场，其文学观念与创作带有抨击伪道学与重视个性精神的离经叛道的色彩，对晚明文坛具有启蒙性的作用。

李贽主张“绝假纯真”的“童心说”，反对礼教的虚伪与官场的欺诈，反对以孔孟学说为权威和教条，挑战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强调人的个性，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挑战“天理”学说。

在诗文写作的风格方面，主张“真心”，反对当时盛行的摹古文风，强调文学的自然表现，反对刻意求工。

李贽的思想是制约整个晚明文学思想革新的重要杠杆。

一、李贽与公安派。

在于李贽接触之前，袁氏兄弟接触开化风气，游宦而见多识广，那时就已有追求自我解脱倾向，且受禅道影响。

万历十九年至二十一年间三袁对李贽数次访道，相互之间交叉影响，而通过三袁又影响其他公安派成员，各依自身资质方面有所取舍。

无论是人生观或是文学观，公安派的确经历过一个从早期狂放外向到后期内敛平静的变化过程，而此种转变与李贽有直接关系。

首先，公安派文论建立的哲学基础是以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狂放思想。

主要是“百姓日用之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然后，公安派的“性灵说”直承了李贽提出的“童心说”，李贽的思想是公安派的哲学基础，对公安派文学思想的影响一是从生命愉悦到生命寄托，二是从“童心”到“性灵”。

二、李贽与“至情”论
汤显祖的“至情”论也主要源于以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同时也参透着佛道的因缘。

汤显祖从其老师罗汝芳是泰州学派代表人物王艮的三传弟子身上直接体悟了泰州学派的一些主张。

而李贽的诸多论说带有市民阶层强烈的个性解放色彩，对汤显祖产生了积极影响。

亦师亦友的与李贽并列为思想界的“二大教主”的禅宗佛学家达观和尚都对汤显祖的“至情”论的形成有很大的奠基作用。

汤显祖的“至情说”将“情”提到了生而有之的高度，与“理”及“性”相抗，以阐扬自然人性的正当，这是李贽的人都有自然本性，要顺应人性，使其自由发展的发展。

三、李贽与“情教说”
冯梦龙自幼接受儒学熏陶，但又长在商业经济十分活跃的苏州，年轻时常出入青楼酒馆，熟悉市民生活。

曾去李贽生活过的20年的湖北麻城讲学，深受李贽影响，人称他“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这就使他成为晚清主情、尚真、适俗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通俗文学的一代大家。

“三言”“二拍”在描写爱故事时，还有尊重女性的意识，流露出男女平等的思想，这与李贽的“惟是阴阳二气，男女二命”的男女平等观相符。

他认为天地间一切都是虚幻的，只有情是真实的。

“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充分体现了心学的追求人性发展的思想。

四、李贽与金圣叹
李贽与金圣叹的渊源就是《水浒传》，从“容与堂本”到“贯华堂本”。

两人在创作论上大相径庭，李贽以为是“发愤之所作也”，而金圣叹认为是“心闲弄笔”，但无论两人在主题思想还是人物评价方面都天差地别，但或多或少金圣叹还是受到了容与堂本的影响。

如金圣叹在对作品七十回以后的删除在见解上与容与堂本一致而与袁本不同。

其次，从道德价值观上，今本与容本亦多有一致之处，容本对作品人物往往以真诚与否作为评价褒贬尺度，这是李贽一贯立场，而金圣叹也毫无保留的接受这一原则。

再者从审美观上金本继承了容本评点中以自然率真为美的原则，
李贽以他的刚硬抒写了他自己的墓志铭，以他的叛逆成就了他自己的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