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中的婉约派与豪放派

宋词中的婉约派与豪放派

一、发展演变

婉约，是含蓄婉转之意。在词史上婉转柔美的风调相沿习，由来已久。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离思别愁、闺情绮怨、形成了以《花间词》为代表的“香软”词风。

婉约派四大旗帜：“情长”（柳永）“闺语”（李清照）；“别恨”（晏殊）；“愁宗”（李煜）

豪放派：北宋诗文革新派作家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都曾用“豪放”一词衡文评诗。第一个用“豪放”评词的是苏轼。

第一阶段，预备阶段。范仲淹写《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发豪放词之先声。

第二阶段，奠基阶段。苏轼大力提倡写壮词，欲与柳永、曹元宠分庭抗礼。

第三阶段，顶峰阶段。苏轼之后，迅猛发展，集为大成，以辛弃疾为代表。

第四阶段，延续阶段。许多词人继承辛弃疾的词风。

二、代表人物

婉约：柳永（约987——1053）崇安（今属福建）人。初名三变，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沉溺于

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低吟浅唱”中寻找寄托。

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词作流传甚广，“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

代表作：《雨霖铃》、《望海潮》、《八声甘州》。

李清照（1084——1151），号易安居士。前期的词，主要描写少女、少妇的生活，多写闺情，流露了她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和别离相思的痛苦。她后期的词，多悲叹身世，有时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以表达她的爱国思想。李清照的词在词坛中独树一帜，称为"易安体，居婉约派之首。代表作《声声慢》《如梦令》《醉花阴》《武陵春》。

豪放：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州）人，“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22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成名天下知。后因“乌台诗案”一贬黄州；又东山再起，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从从八品一跃到正三品；二贬惠州，再贬儋州（就是今天的天涯海角）。一生大起大落，处境一次比一次艰难。但他不以外在的功业看待自己人生的意义，而

把自我心灵感受和精神的自由当做人生价值的衡量标准，以豁达、乐观、潇洒的态度看待生活，以开阔、宽厚的胸怀包容现实人生。以一曲“大江东去浪淘尽”冲击北宋词坛，并成为“豪放派鼻祖”。

代表作《水调歌头·中秋》、《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济南市）人。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一生力主抗金。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自成一体为“稼轩体”。人称“人中之杰，词中之龙”，与苏轼合称“苏辛”。

代表作：《西江月》、《破阵子》、《稼轩长短句》

三、词风对比

一、题材范围：“樽前”“花间”与“塞外”“江天”

婉约派：题材狭窄，绝大部分是写伤离送别、男女恋情、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如：“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清秋节”——《雨霖铃》；

豪放派：题材广泛，突破了儿女情长的狭小范围，丰富了词的内容，扩大了词的意境。“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山川景物、记游咏物、农舍风光以及吊古感旧、说理抒怀等都大量写入词中。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念奴娇·赤壁怀古》；“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中秋》；“稻花香里说丰年，听

取蛙声一片”——《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2．表现形式：削足适履与革新突破

婉约派词人一般都更注重词的形式。音节和谐，“词工而入律”，情调柔美，意境优雅，“以清切婉丽之词，写房帏儿女之事”。

而豪放派则不是为形式所羁，而是充分调动形式为表现内容服务。最突出的是苏轼。为了反映广阔的生活面，苏轼打破了“词必协律”的陈套，使词从音乐的奴隶的地位解放出来。但苏轼并不是完全不顾或不懂音律，而是由于他“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见《复斋漫录》引晁补之语），又“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见《历代诗余》引陆游语）。苏轼充分发挥词这种独特语言文学样式的长处，利用长短句的错落形式，造成节奏的舒卷变化，用词造句也力求铿锵响亮；从而达到了形式与内容与情感和谐统一的艺术境界。语言上，苏东坡也打破了婉约派的清规戒律，多方面吸收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尔也运用口语，只要是能恰当的表达他的思想感情，任何词语他都敢用，从而形成了一种体现东坡个性的清新朴素、明快畅达的语言风格。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蝶恋花》）等等，都明白如话，自然清新，生动准确。

3．表达方式：“回环吞吐”与“冲口而出””

谈到这一点，不妨引一段故事：秦少游自会稽入京------（东坡）又问别作何词，秦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坡云：“十三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秦问先生近著，坡云：“亦有一词，说

楼上事。”乃举“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晁无咎在座云：“三句说尽张建树封燕子楼一段事，奇哉！”（据《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引）这个故事很能说明苏轼与秦观，亦可推及豪放婉约两派在创作上的不同特色。

婉约派写景则铺叙细腻，曲尽其形，且辞藻华美，抒情则委婉含蓄；而豪放派写景则大笔勾勒，朴实明快，不用辞藻，抒情则直写胸臆。具体说来，婉约派在形象的描绘刻画方面确有独到之处，尤其是白描手法的运用，能够达到“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这在丰富词的艺术表现方法上，不能不说是一大贡献。在抒情的委婉含蓄上亦有成功之处，能造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显得典雅工丽，然失之缠绵悱恻，无昂扬之气。而豪放派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结构上跳跃动荡，纵横潇洒，造成一种开阔、健朗的艺术境界，格调显得清超豪迈，固然为婉约派所不及，但在具体形象以及人物心理状态的细致描写和刻画上似稍逊于婉约派。

最后，引用俞文豹《吹剑录》的一段记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耆卿？”对曰：“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于婉约派与豪放派不同词风的形象概括和生动说明。

把词人的词作划分为婉约和豪放，只是就其总体风格而言，事实上，同为一个词人，其作品有婉约也有豪放，风格也不是单一的。如柳永的《望海潮》、李清照的《渔家傲》等，就具有豪放的风格；而苏轼

的《江城子》，辛弃疾的《青玉案》等，又具有婉约的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