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制度背景下中日国民性比较

收稿日期：2011－06－23作者简介：张超一（1964－），男，江苏南通人，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科学系副主任、讲师，从事日语教学、日本文化及高职教育的研究。

doi ：10．3969/j．issn．1671-7864．2011．06．028家族制度背景下中日国民性比较张超一（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科学系，江苏南通226007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摘要：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国民性，与其家族制度、家族伦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虽然比邻，其家族制度、家族伦理却有着极大的差别，由此而造成的中日两国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民族意识等方面的差异。

本文仅以传统的家族制度为背景，对中日两国的国民性进行比较与分析。

关键词：家族制度中国；日本；国民性中图分类号：K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864（2011）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櫓06-0068-03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国民性，与其家族制度、家族伦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或者说，家族制度本身就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

中日两国地处东亚，同属于儒家文化圈，虽然比邻，却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也就有了不同的家族制度，同是一个“家”字，在两国不同的价值系统中出现了歧义。

中国的“家”重家产的血缘式传承，重对家族的孝道；日本的“家”重家业的效忠式传承，重对领主的忠道。

由此而造成中日两国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民族意识等方面的差异。

本文仅以传统的家族制度为背景，对中日两国的国民性进行比较与分析。

一、保守性与实用性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中这样说过：中国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中国人具有自身的保守性。

中国人的守旧、保守与家族制度关系密切。

冯友兰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的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1］。

中国的家族制度自形成以来，一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社会形态延续下来，未发生过质的变化，而且继承和保留了民族的“血缘脐带”。

血缘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心中都是神圣的，这种宗法血缘的传统遗风的强固力量，并没有象希腊那样把民族社会消灭殆尽，也未能象西欧和日本那样实现“以地缘纽带代替血缘纽带而建构城乡社会组织形式”［2］的转变，而是形成了一种基于血缘纽带、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价值取向。

由于是靠血缘及血缘亲属维系的家族或家庭为本位，所以造成家族的封闭性。

比如，中国在宗祧继承方面，必须严守嫡长子继承的原则，即立男不立女、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交织，决定封建家长的世代交替。

中国父母将香火延续看成天大的事情，只要条件允许在所不惜。

正如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所言：“生殖繁衍，即被称作血统的悠久而无形的生命范围的延长与扩大，其本身价值就是最基本的价值”。

至于如此，中国人对血缘的认同心理，也使中国古代优秀的手工业技术和传统技艺，限于自我束缚而不能发展。

宁可不发展，也要求家族所掌握的技术在家族内世代相袭，于是便有“传子不传女”、“传媳不传女”的规定，造成倾家荡产或家产交给无继承能力的人。

其结果许多工艺失传、技能没落。

可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宗法制度下的一种狭隘心理，阻碍了家族的进步，造成国人的保守性与社会的封闭性。

与中国民族保守的民族性正相反的是日本民族现实的民族性。

日本人务实又现实有其历史渊源。

在传统的社会里，日本人轻血缘的态度，打破了家族血缘关系的封闭性，使人们可以依据品德和才能标准选择家业继承人，这种所谓“暖帘重于家业”的态度，正是日本人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比如，中国人恪守“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古训，时时以“异姓乱宗”为忧，在立嗣、收养时以“异姓不养”为原则，但是这些在中国至关重要的人伦规范，在日本却能得到轻易的变通。

比如，没有继承和管理家业的能力和良好的资质，即使亲生儿子也可能被剥夺家业继承权。

相反，异姓的养子、婿养子在改变了姓氏之后，就可以进入家庭继承家业。

它不仅维护了家业的延续，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再如，最能体现第10卷第6期2011年11月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Luohe Vocational Technology CollegeVol．10No．6Nov．2011儒学家族伦理的“忠孝观”到了日本发生“变异”①，成为国民价值观的一部分，并紧密伴随着日本民众与国体的一体化。

中国儒家的“尽孝”是指对祖先及父母的尽孝，但在日本，孝道范围都不包括百年前的祖先世系，也不包括所衍生的庞大宗族，日本人崇拜的祖先不是遥远的、虚幻的祖先，而是特定家业的开创者及其后继者，他们只要踏踏实实地努力，开创一份新的家业，对活在世上的人有直接的恩泽与影响，但未必有血缘上的联系，就能成为后代的“祖先”。

可见，日本人注重的是现实意义。

更具现实性的是日本人的“尽忠”，结合日本本国的社会形态，日本人对“孝”的理解，已掺入了大量佛教色彩，更多地从“恩”和“报恩”的角度获得“恩”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日本人的“家族观念”，与中国重视儿孙满堂和血统延续的家族观念相比，更强调尽忠于主人，这就是所谓的“父子一世、夫妇一世、主从三世”，使得日本家族关系的社会组织异常得稳定。

需要注意的是，自古以来，日本都保持着存在于模拟血缘的“忠”关系，而且十分发达。

尤其是建立在模拟血缘家族关系基础上的“别家制度”②，按照“忠”的主从关系的原则而形成。

他们服务于主人几十年，铸就了对主人的耿耿忠心，他们颇像大名的家臣，小心谨慎，对自己的主人比对社会更忠诚，别家制度在家族经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种对家族制度的崇尚导致日本国民将家族关系运用于社会生活中，使其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习惯：主从关系、上下关系、领属关系的社会关系，都可以模拟为家族父子关系。

这就使“忠”的伦理更具有“实利性”和“有用性”：即用之时即用时，无用之时可弃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二、个人、个体意识与集体、集团意识中国与日本虽有集体主义传统，但是，中国与日本的集体主义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制度，是建立在血亲关系和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结构中，基于这样的人际关系，使得家庭成员的和谐受到重视，这比个人与团体、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受到重视，家庭利益远比非血缘群体的利益受到重视，与亲族合作远比非亲族合作容易进行。

正如费孝通曾经指出：“以血缘关系———人们居住以族，生产以族，祭祀以族，迁徙以族，丧葬以族，械斗以族，血缘、亲缘关系便成为人们重要的人际关系。

通过血缘和亲缘，人们结成政治上、经济上相互依赖、具有某种共同利益的亲属集团，形成宗法社会的基础”。

所以，表面看来，中国也是讲究集团主义的国家，但这种集团是以家族为主的小集团，人们的效忠对象仅仅是自己的尊长而已。

不同的“家”构成不同的“宗”，各个“宗”都有各自的利益。

在家与族这个小集团之外便很难产生信任，也就很难形成超然于家族的集团。

至此，与崇尚“和”的日本民族形成对比的是“内讧”，这是潜藏在中国国民深处的最大因素之一，谙熟日本文化的中国文豪鲁迅先生曾经这样怒斥过：“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

浏览中国历史年表，从《春秋左氏传》中的郑伯开始，到周的问鼎、楚汉逐鹿、三国鼎立、魏晋逼供、唐朝割据、五代易主、宋朝的陈桥兵变、明朝的南下清君、清朝的屠杀兄弟，再到中华民国的军阀混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的集团只能建立在个人、个体利益之上，并使个人、个体的利益得到平衡的血缘集团或亲属集团，而难于形成将个人、个体利益完全融于集体利益的社会利益集团，即使有这种集团也难于维持长久。

所以，与其说中国人是集团主义，莫如说是个人主义。

对此，正如近代有识之士自己剖析的民族性：“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民族。

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关心社会，而这种家庭意识又不过是较大范围内的自私自利”（林语堂语）；“缺乏主人翁意识、像一盘散沙”（孙中山语）；“富‘个体’之独立性，而乏‘群体’之独立性”（康白清语）；“自私、家庭观念、本我主义”（费孝通语）“保守、互不信任、不团结”（史密斯语—美国传教士）。

而日本的集团主义、集体意识是以地域共同体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它是地域性的、利益性的，而非血缘性的。

最初起源于以“家”为中心的群落意识，进入农耕社会后，发展为以“村”为中心的集团意识。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国家的形成，进而发展成带有政治因素的集团主义。

集团内部的“忠孝恭顺”为宗旨，要求个人服从集团，个人属于集团，集团成员由一种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集团主义的中心思想是武士道中的“忠义”和儒家思想的“和为贵”，则“和”、“忠”是日本国民性的最大特征，“和”就是“缓和”、“平和”，像搞好关系、不争吵、互相协调、帮助等已是日本国民性的代名词。

日本人常被称作“和人”“倭人”，日语自身也被称作“和语”、“倭语”。

日语中直接和“和”字有关的词语不计其数，借助哲学家梅原猛的说法，那就是“和”、“忠”自古以来是日本人心中的、日本社会的“魂”，一直主宰着日本。

所以日本国民的集团意识特别强，这种集体意识超越了家族和血统，构成了社会的横向基础。

日本人总是能意识到自己是某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这一整体是利益共同体，甚至是生命的共同体，自己与该整体息息相关。

在日语里，有一种表达方式足以证明：当日本人提起所在公司时，总是出现“家里的公司”、“家里的研究所”等温情的话语，可见，日本人常常把所属的共同体称为“家”。

“日本人的‘家’实际上是一个以家业为核心的家族经济共同体，家族关系带有明显的主从关系的色彩。

从这个意义上说，集团就是家族的扩大，即家族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家族的社会集团化与社会集团的家族化是互为表里的，人们可以轻易地将日本独特的家庭关系移植到家族以外的社会机能集团中。

”［3］虽然传统的家族制度已经泯灭了，但是与家族主义息息相关的集体意识、集团主义在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观念中深深扎根，并形成一种普遍的国民性格。

可见，日本的非血缘性群体的团结协作，具有侧重于“连带感”的横向社会的特征；而中国则是以亲族为中心的内部的协作，具有侧重于血缘关系的纵向社会特征。

96第6期张超一：家族制度背景下中日国民性比较①②“变异”：意指外来文化讲过本民族的文化心态浸润后而发生的与原来内涵相异的变化。

“别家制度”：是建立在模拟血缘家族关系基础上，由于长年服务于主家的佣人，从小当学徒，铸就了对主人的耿耿忠心，按照“忠”的主从关系的原则而成为主家的一员。

别家制度适合商业经营特点而产生的商家独特的家族制度。

三、家族观与家族国家观比较“大家都知道，中国以往不是一个国家单位，而是一个文化单位，只有天下观念，而无国家观念”［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