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现代价值(一)
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陈敬刚2011-12-25 16:39:17 来源：《光明日报》古“法”字写作“灋”，而“廌”即为獬豸，“廌法”二字合为一体，取其公正不阿之意，所以从水，取法平如水之意。
一国传统法律文化是该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是指该国在传统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法律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积淀的全部法律成果的总称。
具体而言，它包括以传统社会法律设施为主的器物层面的法律文化，以古代法律规范、法律技术为主的制度层面的法律文化以及以传统法律思想、法律观念为主的心理或意识层面的法律文化。
其中，心理或意识层面的传统法律文化体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传统社会业已形成并在后世得以传承延续有关法和法律现象的群体性认知、评价、情感表达和思维方式，深刻反映出该民族国家传统法律的内在精神及其独特的价值观念和诉求。
在法制现代化理论中，根据法治生成的基础与来源的不同，世界各国的现代法治可以被归为两类：“内生型”法治和“外生型”法治。
在“内生型”法治国家中，其现代法治系由本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自然孕育、演化而来，两者之间的继承、传续关系十分明显，在基本精神与价值观念上相互契合、几无差异。
相反，在“外生型”的法治国家，由于其现代法治的生成并非社会内部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借鉴移植、消化吸收他国法律制度才得以确立的，因此，作为一种外来的制度文化，其现代法治与本国固有的传统法律文化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两种异质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将直接影响其法治建设的发展进程，甚至构成其法制现代化事业成败与否的关键性因素。
作为一个“外生型”法治国家，我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传统与现代这两种异质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
我国近现代法制起步于清末修律，其主要方式是移植他国“先进”的制度文化来改造、重塑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以适应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对外交往的实际需要，即所谓“折中世界大同各国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沈家本语）。
传统法律文化论文现代法制论文：现代法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判断
传统法律文化论文现代法制论文：现代法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判断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经过数千年的风雨洗礼，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法律品格。
所以，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应正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联系，不能把本土的法律文化传统随意抛弃，而是要以积极的态度去挖掘、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构建与世界同步的现代型中国法制。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法制现代化法治当代中国法律正处于深刻的历史转变过程之中，这正是从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的飞跃时刻。
这个过程也正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过程。
毕竟，任何文化的演进与成长是具有历史继承性的。
法律文化也不例外。
现代的法律文化正是历史的法律文化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传承，它是构成法律文化发展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代的法律文化正是在过往的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所以，无论社会发展到何时，我们离开了对传统的法律文化的总体认识，就不可能科学地评估现代法律文化，及科学地设计和预见现代法律文化的未来发展。
因此，深入地研究传统法律文化和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走向是找寻构建中国法制现代化模式的主要途径。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特征（一）部族征战与中国古代法（以刑为中心）的形成①根据一般通史和考古学的观点，作为政治组织的国家形态，在中国始于夏。
夏之前的史前时期（主要指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则是中国国家形态的萌芽阶段。
这一时期的中国古代法的最初形式所表现出的死刑，主要是殛，殛就是刺杀，后来演变为奴隶制五刑中的大辟；肉刑，就是用刀破坏人肌体的完整；流放之刑，即废刑。
这几种刑罚大都是在部族征战或征战相关的环境中出现和使用的，都与征战有着某种联系。
而夏商周上古三代之刑也是征战或与征战相关的结果。
上古三代在中国历史上称为青铜时代，青铜的出现和使用，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变化，标志着史前史的结束和原始社会的终结。
中国最早的政治组织形态奴隶制国家和法在原始萌芽的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当代价值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因历史及时代因素有其工具主义观念、专制主义思想等糟粕成分，但亦有其哲学基础、制度倾向、治理模式等方面的精华成分和天然优势，因此应该充分利用其为现代法治建设提供文化渊源、本土资源、民众认同等价值为现代法治社会建设做出贡献。
关键词：文明河南：传统法律：当代价值所谓传统，是世代承袭的蕴含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在法律领域的投射与结晶，展示了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更为新时期法治建设提供了天然的历史依据与现实基础。
然而世易时移，用当下的观念重新衡量与审视传统法律思想，对于实现法治现代化来说其到底是阻力还是动力，它的哪些精华值得我们传扬，哪些糟粕又需要我们摒弃这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的糟粕加强法治建设，增强法治观念，是推进法治中国的重点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把目光重新投向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深入分析其封建糟粕，合理扬弃，方可少走弯路，避免重蹈覆辙。
（一）人治而非法治的法律工具主义观念中国古代君王及贵族都把法律视为天下之公器，法律仅仅作为工具用来协助统治者贯彻落实其所倡导的伦理思想。
统治者期望依靠法的刑罚功能和道德的防范功能来构筑秩序井然、人际和谐的理想社会。
“为政在人”无非是人治主义思想的典型体现。
比如，在社会层面倡导“尊尊”，要尊重并无条件服从于位高权重之人。
国家统治者的权力完全不受或是不完全接受法律的限制，就不能确立起法律的权威性，其结果势必无法保证权力运行的公正合理，无法避免权高于法的情况，也必然导致法律失范、腐败滋生。
（二）重刑轻民的专制主义思想法家曾过分夸大法律的作用，认为要“重狱轻讼、以刑去刑”。
重狱就是重视刑法或刑罚的作用，轻讼就是轻视民事诉讼，轻视民众意愿的表达。
法家期望通过严刑苛法来解决社会争端，一个比较轻缓的犯罪情况也要用极端的刑罚来处理，以期达到民不敢犯的效果。
法家这样做大抵出于两个考虑：其一要维护专制特权，唯有严刑酷法；其二，自然经济支配下的小农社会里，用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等道德说教压制着民众的心理，用法律手段控制工商活动，就能达到维护中央集权、宗法家族制度和自然经济的目的了。
谈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理性评判与扬弃(1)
谈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理性评判与扬弃(1)论文关键词：传统司法制度司法改革扬弃论文摘要：中国古代封建制的传统司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在理性认识和评判传统司法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当代司法改革对传统司法制度的科学扬弃，这是顺利推进司法改革的必要前提。
中国古代封建制的传统司法制度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演变进程中得到了形成与完善，然而，自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司法制度逐步走向了衰亡和破产。
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制度呢中国当代司法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是不是与我们缺乏对传统司法制度的理性评判与扬弃有关呢这是笔者拟在本文中探讨的课题。
一、传统司法制度的基本内容尽管中国传统社会历经了许多朝代的更替，因此不同朝代的司法制度都有其不同的具体内容，但万变不离其宗，传统司法制度的基本内容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统一，笔者将其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高度集权的政府组织模式与司法运作方式中国传统的政府结构大致上可分为二个层次，高的一个层次是中央机关，诸如三省六部等等，与法律关系更为密切的是刑部以及监察院、大理寺都机关。
当然，皇帝永远是最高的权威，无论是诉讼案件，还是其他事务。
不过，对于一般民众而言，这些中央机构——甚至省级政权——是不太重要的，与其密切相关的乃是州县衙门。
州县官是朝廷籍以统治整个国家权力网络的“神经末梢”。
州县官由朝廷直接任命，其职责是收取赋税、维护治安以及解决社会纠纷等等，可见政府职能当然地含盖了司法职能。
将司法职能作为政府职能的有机组成部分，无疑是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分权的安排，州县官一人总揽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基本权力于一身。
虽然州县官要受上级政府官员的监督和制约，然而在同一级别的衙门内，他却是大权独揽，官衙之内的其他人员都只是其私人顾问或辅助人员，无从对其的权力行使过程形成有效的制度性制约。
此外，从司法运作的过程来看，也具有高度的集权性。
州县官既要审理民事案件，也要审理刑事案件。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当代价值【摘要】法律文化作为一种内存于思想、制度、设施以及人们的为模式之中的观念、价值体系，有着极强的民族性特征。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力量和社会历史惯性机制，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现代法律文化的历史根基，而现代法律文化则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延续。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现代法治观念现代价值法律改造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力量和社会历史惯性机制，法律传统不仅构成了一个社会法律发展的历史起点，而且与当下社会法律生活交融在一起，制约着一个社会法律文化的长期发展过程，左右着该社会法律的未来走向。
有鉴于此，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价值进行深入观照和审视，进而进行创造性转换，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概述及其特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指中国持续几千年来各个朝代所有支配法律内容的原理、规则、意识，一般是指延续几千年的封建正统法律文化。
其核心是“仁”的儒家文化。
但是这种儒家文化并不仅仅局限于孔孟之道，还有汉初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种集道、法、儒诸家思想为一身的新文化。
这一文化一直影响和贯穿于我国整个封建时代，直至清末的西法引进和法制的近代化的整个过程。
探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结论。
比如从立法和法典结构上看，“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是一个重要特点；从司法体制上看，“行政兼理司法”是一个明显特征。
但是从最具特色的角度入手，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基本特点就应是“礼法结合”。
即在中华法系法律制度中，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完全融为一体，法律的评判标准与道德的评判标准一致。
这种倾向，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表现在许多方面。
另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其他特色精神内容在古代法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不时影响着当代中华圈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法律意识。
1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观念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系统中体现出来的有关法的普遍的社会态度和社会价值。
其表现为人们对法律性质的认识，对法律价值的评断，以及对法律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的理解。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中国古代的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王朝。
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传承中，传统法律文化更是源远流长、经久不衰。
传统法律文化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由于儒家学说与实际政治的相互作用，一系列富于浓郁东方农耕社会特色的道德价值观念逐渐渗透其中，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和规范，塑造出一种富有特色的“伦理法”。
“伦理法”的最本质核心是“引礼入法，礼法结合”，这是中国传统法律区别于其他国家传统法律文化的最基本的特点。
两汉所开辟的引礼入法的多种渠道，为礼法结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魏晋至唐沿着这条路线，终于完成历史性的礼法结合。
三国时期，为维护贵族官僚特权，魏明帝制定《新律》时，首次正式将“八议”写入法律中，使封建贵族官僚的司法特权得到公开、明确而严格的保护。
“八议”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辟”，是“刑不上大夫”的“礼治”原则在刑罚适用上的具体体现。
从此，直至明清，“八议”成为后世历代封建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相沿不改。
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兴盛时期。
唐律无论是结构还是内容均已蔚为大观，礼与法的结合也臻于成熟和定型。
唐律所反映的礼法结合的鲜明特征，对其周边国家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成为了中华法系赖以确立的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的礼和法从相互的发展、演变、对立到合流，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随着历史的发展，礼的等差性和法的特权性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等级特权社会的发展中越来越得到契合，最终引礼入法，使中国传统法律道德化，形成礼法结合的特点。
礼法结合，以礼为主导，以法为准绳；以礼为内涵，以法为外貌。
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律的阻力，以法明礼使礼具有凛人的权威。
中国历朝的历史证明了礼法结合可以推动国家机器有效运转，“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最主要的传统，也是中华法系最鲜明的特点。
同时，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礼”与“法”，“德”与“刑”的关系，儒家把它们归结为“体”与“用”的关系，即以道德作为根本的“体”，以法律作为辅助的“用”，法律成了实施道德的手段，法律为道德服务。
论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现代价值
[摘要] 一百年来，传统司法制度几乎被视为落后和守旧的代名词而被束之高阁，移植西方法律以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成为法学界的主流思想。
反思历史，正视现实，我们会蓦然发现传统司法制度依然具有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即文化认同、补充国家制定法与司法改革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传统司法制度司法改革法律移植一、问题的提出肇始于20世纪初的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一百年来，我们沉迷于法律移植的喜悦之中，认为移植西方法就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
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本土资源”学者大声疾呼之后，学仁开始反思我们移植的西方法律是否契合于中国本土文化？是否会产生水土不服问题？为此中国的传统司法制度对建设法治国家而进行的司法改革到底有无价值？若有，又有哪些价值？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会对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不无裨益。
时下存在一种悖论，即过度强调现存司法制度各种问题形成的历史成因，忽视了现实中各种外在社会制度和观念对司法制度的消极影响，从而把现实中的一切司法问题推卸于古人，而忽略对现有制度和观念的批判和改造；二元对立的理解东西方司法制度和法律文明，凡是西方的司法制度就是先进的、文明的、合理的，只要是传统的司法制度就必然是落后的、黑暗的、不合理的，从而在实践上盲目移植西方司法制度，否定传统司法制度，忽视对传统司法资源的创造性改造和对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的本土转化。
基于此，探讨传统司法制度对当代司法改革的价值就有其必要性。
二、当代司法改革需要反思传统司法制度法律就其功能而言是用来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和调节各种社会矛盾的，但其自身的变革却往往更依赖于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环境的培育和改造。
这一点对于后发国家的法律现代化而言尤为重要。
清末修律、国民政府的法律改革之所以最终失败或流于形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法律改革者们往往倾向于关注法律自身的变革，而忽视了与之相配套的外在社会环境的改造和培育。
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价值
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价值作者：周星来源：《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18期摘要“知今须鉴古，无古不成今”。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我们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与时俱进的社会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带着这一疑问，本文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即礼治、德治、人治、以刑为中心等方面进行分析，尝试探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现代社会以及法治建设的丰富价值。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法治建设现代价值作者简介：周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2012级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法、经济法。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6-005-022010年刊登在《人民法院报》的《写入判决书的法文化解读》一文中提及到这样一则事件：北京市东城区法院（2010）东民初字第00948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破天荒引用《孝经》来说理：“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百善孝为先‟的优良传统，儒家经典《孝经》中把…孝‟誉为…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德之本‟。
由此可见，为人子女，不仅应赡养父母，更应善待父母，不应因一己私利而妄言、反目。
本案原告已经是80岁高龄的老人，被告作为原告的女儿，理当孝顺母亲、善待母亲，但其从原告处取得房产后，不仅不支付购房款，而且在法院判决确定给付义务后仍未履行，在此期间其又将该房产以明显低价转让给第三人，使原告的债权不能得以执行，其行为不仅违反法律规定，而且与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相悖。
”豍事件一出，舆论哗然，各方学者对此褒贬不一。
清华大学张建伟教授则认为，“法院能够在判决书中引用《孝经》不仅体现了对作为我国传统美德之一的孝道的认同，也体现了法官的人文素养和由此引出的对于耄耋老人的一种道德情感，这种道德情感建立依法律、证据和事实进行了是非判断的基础之上，并且将判决的正当性建立在绵延几千年的文化之上。
”豎笔者赞同张教授的观点。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至今的国家，在五千年的跌宕历史中，积累了无数优秀的文化传统，其中法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支，是传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的一块瑰宝，仅这一个方面就值得大书特书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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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现代价值(一)
摘要]一百年来，传统司法制度几乎被视为落后和守旧的代名词而被束之高阁，移植西方法律以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成为法学界的主流思想。
反思历史，正视现实，我们会蓦然发现传统司法制度依然具有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即文化认同、补充国家制定法与司法改革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传统司法制度司法改革法律移植
一、问题的提出
肇始于20世纪初的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一百年来，我们沉迷于法律移植的喜悦之中，认为移植西方法就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
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本土资源”学者大声疾呼之后，学仁开始反思我们移植的西方法律是否契合于中国本土文化？是否会产生水土不服问题？为此中国的传统司法制度对建设法治国家而进行的司法改革到底有无价值？若有，又有哪些价值？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会对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不无裨益。
时下存在一种悖论，即过度强调现存司法制度各种问题形成的历史成因，忽视了现实中各种外在社会制度和观念对司法制度的消极影响，从而把现实中的一切司法问题推卸于古人，而忽略对现有制度和观念的批判和改造；二元对立的理解东西方司法制度和法律文明，凡是西方的司法制度就是先进的、文明的、合理的，只要是传统的司法制度就必然是落后的、黑暗的、不合理的，从而在实践上盲目移植西方司法制度，否定传统司法制度，忽视对传统司法资源的创造性改造和对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的本土转化。
基于此，探讨传统司法制度对当代司法改革的价值就有其必要性。
二、当代司法改革需要反思传统司法制度
法律就其功能而言是用来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和调节各种社会矛盾的，但其自身的变革却往往更依赖于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环境的培育和改造。
这一点对于后发国家的法律现代化而言尤为重要。
清末修律、国民政府的法律改革之所以最终失败或流于形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法律改革者们往往倾向于关注法律自身的变革，而忽视了与之相配套的外在社会环境的改造和培育。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法律变革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成功地处理好了这一问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反思历史，联系现实。
窃以为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应该从司法制度自身的变革和外部社会环境的培育和改造两个方面着手并使之有机结合起来。
任何司法制度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于社会当中，而是与其外部社会环境处于经常的互动之中。
司法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它对司法变革的推动往往比学理上的争论和道理上的说教来得更为根本、持久与现实。
因此基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要彻底实现司法改革，必须重视与之相匹配的外部社会环境的培育。
具体而言应该着手于以下几个方面：经济方面，继续深入健全和发展自由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发达的、自治的“市民社会”，逐步建立起能真正表达并切实维护不同阶层利益的群众自治团体和社团组织；政治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动中国的宪政进程，从体制上解决行政权、党委及其他拥有权力的集团和个人对具体司法审判直接或间接的干预，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和依法审判；思想文化方面，大力培育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和法治观念。
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中国的司法变革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综合性社会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通过仅仅抓住某一方面的变革而毕其功于一役。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重司法制度本身的变革，使之符合并更好的地服务于社会的发展。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司法制度已经运行了数百年并在逐步演进中日臻成熟，与世界发展的一般趋势相吻合。
而中国属于后发型国家，对于这一人类文明成果我们当然可以有鉴别的拿来为我所用。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可以完全忽视自己民族的传统司法制度呢？答案是否定的。
从法律移植和法律融合的角度讲，吸收西方先进司法制度的同时不应忽视中国传统司法制度。
孟德斯鸠说过：“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
威尔逊也曾说过：“凡法律非能通万国而使同一，各国皆有其固有法律，与其国民的性质同时发达，而反映国民的生存状态于其中……”这倒不是要否认法律移植的可行性，而是说如果想使法律移植尽可能的达到预期效果，移植时必须考虑移体和受体之间的相似性。
如果移体和受体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社会环境方面越相似；两者之间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越相似，功能越互补，法律移植的成效就越明显。
另一方面，法律移植的关键在于本土化（即法律融合）。
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必须融入受体的法律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中，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社会功效。
史记中有一段记载恰好可以形象地说明这一问题：“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
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
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
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
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三、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现代价值
从中国传统司法制度自身而言，在当今社会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有些学者认为传统司法制度的很多内容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截然相反，即便有一些表面上看似合理的规定，但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却并不执行。
有学者曾说：“有规则是一回事，怎么实行又是另一回事”，这样的论断很有代表性。
当然这些学者得出这样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
传统司法本身的制度规定与其实际运作不是同一概念。
传统司法制度为什么在实行过程中变成“另一回事”，除了司法制度本身的缺陷和漏洞之外，恐怕更应该批判阻碍甚至扭曲制度发挥作用的一些法外因素，诸如社会政治体制、传统社会文化，以及一些学者所讲的“社会潜规则”。
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以为在今天的司法改革过程中传统司法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司法制度容易得到人民大众的普遍心理认同。
毋庸质疑，我国司法变革的一个重要资源是西方运作成熟的先进的司法制度，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法律移植是不可避免的必然途径，但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否成活，能否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效，关键在于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否实现本土转化，能否将其融入中国社会的制度和文化之中，为人民大众所认同并自觉遵守。
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司法制度恰恰可以提供一些有益功用和价值。
首先，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都存在于自己所熟悉的传统和习俗之中并以此为基础发展的。
传统和习俗不是保守的代名词，它向人们提供了某种身份与认同，提供了一种归宿感和安全感。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对传统和习俗的认同和依赖远远超过新生事物，并且他们对新生事物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站在传统和习俗的角度和立场上的。
其次，中西方司法制度虽然风格迥异，但它们最初是对不同社会所面临的相同问题所做出的解决方式，因此它们存在许多暗合与相似之处。
诸如死刑复核制度、告诉制度、自首制度、军民分诉制度、诉讼时效制度、证据制度、回避制度、鞫谳分司制度、翻异别推制度、录囚复察制度、诉讼代理制度和诉讼强制措施等等。
这些制度在当代有没有借鉴价值另当别论。
至少通过研究、分析这些制度上的暗合与相似之处，通过立足于我们传统的法律文化和司法制度来学习和理解西方的司法制度；运用西方先进的司法制度，结合本国实际，重新阐释和改造我们传统的司法制度。
这样可以使我们对移植过来的陌生的西方司法制度有一种认同感和亲和力，使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更好地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并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