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
• 本文选自《三松堂全集》第四卷。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是哲学家冯友兰 先生的住所。1952年院系调整时，冯先生从清华园迁居至此。直到1990去世， 他在这个院子里度过了48个波澜起伏的春秋。 院子里有三棵松树。冯先生晚年 把自己毕生的著作命名为《三松堂全集》后，这三棵寻常的松树，便有幸成为 一个文化符号。冯友兰解释过得名的缘由：“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 犹多其二焉。”寥寥数字，足见对三棵松树的眷爱之意。《三松堂全集》的初 版共十三卷，其中第一卷出版于1985年，最后一卷十三卷出版于1994年，历时 颇久。而其中第十卷由于条件的限制，在初版中未能印出，给读者留下了遗憾。 此次出版的《三松堂全集》共十四卷，是第二版，其中不仅包括了原在初版中 未印的第十卷，而且在初版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增补和调整。增补的部分除第 十卷外，还有晚近发现的冯先生的讲义、译稿及单篇著作、诗词书信等。因此， 新编的第二版《三松堂全集》是目前冯先生著述最完全的汇集，为冯友兰其人 其书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最完整的资料。
第三章
文明：冲突与对话
第一解作者对中国文化所持的观点，并提出自己的 见解。 2.学习本文取譬和比较的艺术特点。
作者生平 冯友兰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常务委员。字芝生， 河南唐河人。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1990年 11月26日，冯友兰在北京病逝，享年95岁。
冯友兰逝世的前半年，也就是1990年3月，他自拟了一幅95岁的预寿联， 曰“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是他在晚年巨著《中国哲学史新 编》即将最后完成之时，对自己一生学问所作的总结。 1.1“三史” 是指他的三部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即《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 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分别代表了他30年代、40年代、80年 代对中国哲学的理解。特别是《中国哲学史新编》，其叙述分析的范 围不仅包括古代哲学，而且包括他对现代中国哲学的思考。 1.2“六书”是指《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 《新原道》、《新知言》，这是他在抗战期间所写的六部哲学著作， 合称“贞元六书”。《新原人》的自序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 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 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 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 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这说明贞元六书的著作宗旨， 意在为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的理论建设做出一定的贡献。
课文分析
• 作者把东西文化之分比喻成城乡文化之别。首先是回顾在清末之前， 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处处以“城里人”自居，把别的民族看做“乡下 人”，看做“夷”，并以“同化”的姿态来对待外来文化。接着，文 章拿以前与现在作比较，来说明中国地位的转变——“中国人本来是城 里人，到此时忽然成为乡下人了”。作者分析了为何英美及西欧等国 能成为“城里人”。这是因为经济上的变革，以及引起的政治变革和 社会变革。然后，作者分析面对这种转变，中国人应该怎么办。他提 出了两种做法，一种是如印度的甘地一样，以印度的“精神”来抵制 英国，另一种是中国也进行产业革命，使中国人从“乡下人”也变成 “城里人”。显然，作者是赞同后者的。本文观点宽容开放，具有鲜 明的现代意识。 • 人类因为交流才有比较，又在比较中交流。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先 进与落伍之分，发展与滞后之别，得以突显。中西文化交流，是近代 以来中国社会的思想主题，也是冯友兰社会文化观的重要内容。中西 文化的真正碰撞，始于鸦片战争。从社会政治的层面看，帝国主义的 入侵，迫使中国洞开国门，与西方文明对话；从文化的层面上讲，新 旧文明的会通，直接受启于历史进化论。
• 四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复兴期。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20世纪70 年代到80年代，东亚文明的崛起，亚洲四小龙实现了经济 腾飞，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开始实现 了现代化，为儒学的复兴创造了条件。这时，有人提出了 “第三种工业文明”的概念，人们开始讨论“第三种工业 文明”与儒家传统的关系问题。这一时期的新儒家对文化 问题的反思有许多新的见解，他们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 点，反对现代化只有西方一种模式的观点，反对那种把儒 家文化与现代化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反对“全盘西化” 论。他们把中国文化的发展放到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的时 代大背景下考察，以“认同”和“适应”的理论来考察儒 学的发展和未来命运，对东亚工业文明的文化背景、文化 动力等作了相关的研究
三、作者作品
• 冯友兰在历史进化论的影响下，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 观点，从分析经济变迁入手，说明了文化的演变。又运用 现代逻辑分析方法和共相说，指出文化差别，实质在于社 会类型之异。要使中国自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转入以社会 为本位的社会，要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必须在中国实行 工业化。因为有科学理论为指导，又以严密的逻辑分析为 基础，因此，冯友兰的文化观超越了同时代人的见解。
• 二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期，主要代 表人物有冯友兰、贺麟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 面爆发，民族救亡成了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课题，中国人民的民族 自尊心和爱国情感得到了极大的激发。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为这个时期的 新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机遇。冯友兰和贺麟在这一时期所倡导的“新 理学”和“新心学”，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他们的儒学文化观和儒学思想 体系。
• 何为“新儒学”？ • 在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上，“儒学复兴”论曾 喧嚣一时，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的东西方 文化论战。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 的口号，几千年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占主流地位的儒 学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批判。在当时许 多进步人士眼里，儒学是阻碍社会进步与发展，造 成中国社会积弱积贫的总根源，因而对儒学产生了 极大的反感。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也产 生了“儒学复兴”论。这一学说的诞生，与现代新 儒学的发展紧密相联。一现代新儒学的发展经历了 四个阶段：
• 三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是现代新儒 学的成熟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 复观等。在文化方面，这些新儒家重新提出了五四 时期曾经讨论过的“中国文化与民主、科学的关系” 问题。他们认为，中国人能够也必须学习和接受西 方的科学和民主，但不是以贬损中国传统文化为代 价，而应该和必须在中国文化自身，在儒家思想的 深层，找到科学与民主的生长点。只有这样，才能 够把西方的文化成果及内在精神吸收过来。
一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初，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创期。 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梁漱溟是现代中国 最早主张“儒学复兴”学说的。他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尤其是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的复兴。张君劢紧步其后尘，大力推崇宋明理学， 把宋明理学的地位抬得很高。梁漱溟和张君劢虽然强调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 价值，但从总体上尚处在学理的判断上，没有很完整的体系。直到1932年 熊十力《新唯识论》的发表，才真正构筑起了现代新儒学的哲学思想体系。
• 五是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论虽对 中国儒学思想的未来命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不容否 认的是，他们提出的观点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首 先，现代新儒家是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上去论述“儒学复 兴”的，从实质上看，他们的思想没有摆脱“中体西用”论 的影响。其次，现代新儒家从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把儒学 的基本义理看作是超时空的、脱离具体社会文化背景的、体 现永恒天道和人性“常理”的。他们把儒家的伦理精神看作 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使它成为一种超越物质的 形而上的实体，社会上的一切都是这种精神实体的自我发展 和自我实现。这实际上是一种唯心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史观是格格不入的。再次，现代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学复 兴”论是对五四精神的否定，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是不 正确的，他们所持的完全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
• 创作背景 • 东西文化论战，是“五四运动”前后关于东西方文化特点、性质 及相互关系问题的思想学术论争。始于1915年，迄于1927年，它是五 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论战，按时间发展可大致分 为三个阶段：1915-1919年为第一阶段。当时关于东西文化的争论，基 本上是延续前人的问题而展开的，主要集中于比较东西文化优劣方面， 从而引申出东西文明的异同。当时争论主要是在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 为主的《新青年》与杜亚泉任主编的《东方杂志》间的展开。19911921年第二阶段。东西文化能否调和是这一时期争论的焦点。由比较 东西文化的差异发展为如何处理东西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而，东西文化 之争又转化为新的文化问题之争，辩论新旧文化能否融合。这一时期的 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1921 -1927年为第三阶段。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相继发表，使 东西文化之争进入一个新高潮。论战的深度大大前进了一步，涉及面也 大大超过了从前，并且开始关注东西文化如何结合的实践问题。这一时 期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梁漱溟、冯友兰、胡适等人。
• 尽管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论有较大的局限性，但其中也有一些 值得关注的积极因素。第一，现代新儒家是在中国文化遭到空前危机 的情况下提出的“儒学复兴”学说，他们反对“全盘西化”论者的民 族虚无主义，强调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中华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 连贯性，对于纠正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和偏见，对于增强 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都具有积极的意 义。第二，“儒学复兴”论者对于如何继承和创造性地转化儒家传统 ，对于如何引进和吸收西方近现代的科学和民主思想，都作了积极有 益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例如，他们提出的对于弘扬中 国传统道德文明和人文价值的意见，对于克服西方近现代的唯科学主 义所造成的人文意义的失落和危机的认识，都具有参考价值。第三， 现代新儒家在哲学上对中国哲学的特质和现代意义作了较多的探讨， 其中不乏一些合理的思想。他们对中国哲学的探讨较为深入，使得对 中国哲学的探讨更加符合中国哲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