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中国哲学研究1949-1999

当代中国的中国哲学研究（1949以来）序语关于1949年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可略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中国学术界目前使用的“中国哲学”概念做一个说明；第二部分着重说1949年至1999年之间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关于这个题目，我撰写了一部《理性的反思与超越——当代中国哲学史学史》，这部书分为上下卷，70万字，已经交给南开大学出版社，估计今年上半年内会出版。

第三部分讲一讲1980年以来的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意义，不具体综述研究个人的观点。

第四部分就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这个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提出点自己的感想。

我使用的“当代中国”的“当代”，指1949年以来，“中国”仅限于中国大陆学术界，不包括中国港台地区学术界。

因为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时间内，中国大陆学术界与台港地区、国外几乎没有开展任何联系，形成了相对独立学术研究方式。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学术界与港台学术界、美国、日本学术界的联系逐渐增多，形成了相互影响的互动态势。

中国哲学与韩国学术界的联系是在中韩建交的1992年以后大规模开展的。

第一部分从“在中国的哲学”到“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概念的说明“中国”和“哲学”可以是形容关系，即“中国的哲学”，指在中国形成并得到发展的哲学，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

但是，“中国哲学”还可以指“在中国的哲学”，这又包括西方哲学、印度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

这是一个集合概念。

在这种意义下，中国是个地域，在中国的哲学和“中国”之间没有内在联系。

“中国哲学”还有一个意义，专指“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使用也有一些区别。

中国一般把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称为“中国哲学史”，大学哲学系的建制一般是把“中国现代哲学（包括现代新儒学）”单独作为一个教研室。

不过，近年来由于各大学人员的减少，建制上两个教研室合二为一的情况非常多。

但尽管如此，二者在使用上还是有微妙区别的。

“中国哲学史”更偏重于把历史上的中国哲学作为客观研究的对象，而“中国哲学”则往往有发展中国哲学的意思。

“史”似乎意味着旧的态度和方法，没有“史”的“中国哲学”意味着新的态度和方法。

这不是以是否对中国哲学采取批判的态度而言的。

此外，在与“西方哲学”对称的意义上，一般也使用“中国哲学”这个概念。

在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一般是把时间截止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为止，此后叫做现代西方哲学。

在目前，中国的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在中国的哲学”逐渐成为“中国的哲学”。

进入现代（1919年）以后，中国哲学主要受欧洲大陆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的影响，在中国的哲学主要指西方哲学。

如，德国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渊源就非常深。

向前追溯，早在十七世纪，传教士把中国哲学的典籍传到西方，中国哲学曾经影响了德国的莱布尼兹、沃尔夫以至于康德的哲学。

1687年法国出版了《孔子与中国哲学》，11716年莱布尼茨出版了《关于中国哲学的信》。

到现代以后，主要是德国哲学对中国哲学产生影响。

1923年春，中国学者张颐在牛津大学研究黑格尔哲学，后来又到德国爱尔兰根大学留学，写成《黑氏伦理探究》（英文版），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

张颐教授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任教。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界主要是受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影响。

冯友兰、贺麟等人都受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

牟宗三、唐君毅先生受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又广泛地接受了欧洲大陆主要是德国哲学、法国哲学，还有奥地利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哲学。

叔本华、尼采哲学、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人在中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哲学高潮。

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用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哲学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著作。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算作德国哲学的话，中国受德国哲学的影响就更明显了。

不仅德国哲学，英美分析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影响也是十分显著的。

冯友兰尤其是金岳霖都采用了分析哲学的方法。

不过，他们只是采用了分析哲学的方法，而没有采用它的反形而上学的结论或观念。

冯友兰、金岳霖都是新实在论者，他们都把分析的方法、逻辑的方法用来建构和论证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实际上是建立一种具有本体意义的中国哲学和接受西方先进的文化相结合的结果。

这也说明，“在中国的哲学”变成中国的哲学。

1949年以后，哲学家可以建立自己体系的可能性不存在了。

除了熊十力以外，所有学者都是把中国哲学史作为客观的对象进行研究。

这种态度到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有所改变。

比如，张世英（《天人合一》、《澄明之境》）基本上是在消化德国哲学的基础上诠释和建立自己的哲学。

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这种倾向，如张祥龙等人的研究。

张立文还在建立自己的“合和哲学”。

90年代以后，依靠分析哲学的方法建立自己的哲学的学者，似乎还没有出现。

这是因为分析哲学太专门，太技术化，一般不易掌握，离中国哲学也更远的缘故。

第二部分民族理性走向成熟的历程：1949年以来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我用“民族理性走向成熟”作为一条主线，把从1949到2009 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哲学史学史”来进行探索。

现当代中国承继了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古代哲学成为一个静态的、不再发展的“对象”、“遗产”；各种外来思潮不断涌入，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史观、方法论、元理论或指导思想，中国哲学史研究成为这些到中国后发生不同程度变形的“元理论”审视中国哲学的过程。

11687年柏应理在巴黎以拉丁文出版了《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中文书名为《西文四书直解》(实际只有三书，尚缺《孟子》)。

它是十七世纪欧洲介绍孔子及其著述的最完备的书籍。

此书实为四位传教士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柏应理多年在中国传教的共同成果。

这样，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或者说中国哲学史学史便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元理论或史观的进展，一是元理论下所获得的对于中国哲学的新认识。

这两个方面实质上都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哲学进展和思想面貌，所以说中国哲学史学史也是以中国哲学史研究为纵轴和视角的当代中国思想史、哲学史，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史学史的本质。

当代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7）：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与话语体系的改变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普及日丹诺夫模式、毛泽东思想，改变1949年前冯友兰等人确立的研究范式。

1949年前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元理论的转变无疑是1949年政权更替的逻辑结果。

新政权和学界对此都有所准备。

1947年6月20日，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日丹诺夫代表苏共中央在亚历山大洛夫所著《西欧哲学史》一书的讨论会上发表讲话。

这个讲话很快由李立三翻译过来并在各地出版，名为《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至1954年，印数已达8万册。

2学者方面也自动地了解并尝试着运用日丹诺夫范式。

从1949年5月24日起，郑昕和金岳霖召集有关学者讨论哲学和哲学史问题，其中有三次是讨论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问题。

31949年6月19日，冯友兰发表《哲学家当前的任务》，文章开头即提到日丹诺夫的讲话。

这可能是中国哲学史界最早提到这个讲话。

4从1950年起，中国哲学史界在有关方面的要求下，开始系统地学习这个讲话，转换研究范式，适应新的话语体系。

学习的主要材料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日丹诺夫《在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实践论》、《矛盾论》。

思想改造运动同时也是普及毛泽东思想的过程。

通过学习和改造，学术界基本上接受了日丹诺夫的范式。

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1、“斗争史观”：哲学史是唯物唯心的斗争史的；2、“目的论史观”：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胚胎、发展的历史；3，“革命史观”：哲学史研究是为了现实的革命进程；4、“对应史观”：哲学上的唯物、唯心分别与政治上的进步和反动阶级相对应。

这四观成为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金科玉律。

第二阶段（1957-1959）：新范式的初步反思及其挫折这一阶段主要是对日丹诺夫模式进行反思，而以“反右”和“反对修正主义”告终。

斗争史观的逻辑结论是唯物唯心各自发展、各自继承论，目的史观的逻辑结论是马克思主义顶峰论，革命史观的逻辑结果是狭隘的“服务史观”，对应史观造成了对哲学史人物阶级分析的错误定位。

1956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张“人民内部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

5此后，社会逐步形成了自由鸣放的空气，学术界也形成了21949年10月以前先后由华北新华书店、山东新华书店，东北书店、冀鲁豫、晋察冀、上海时代书报社、中原新华书店等分别以《论哲学史诸问题及目前哲学战线的任务》、《苏联哲学问题》、《日丹诺夫同志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发言》、《论哲学史诸问题及目前哲学战线的任务》、《论文学艺术哲学问题》等书名印刷。

1950年和1954年又分别以《苏联哲学问题》、《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的名称由新华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各自出版。

3《新建设》报道“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组织之座谈会自49年5月24日起，开会32次。

”4冯友兰：《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卷，第3页。

5此讲话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怀仁堂的讲话》为题发表于1956年6月反对教条主义的讨论。

1956年10月18日，郑昕在《人民日报》发表《开放唯心主义》，提出允许大学开设唯心主义哲学课程，允许一部分人坚持唯心主义。

10月23日，冯友兰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提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也有相互吸收和转化；11月16日，冯友兰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做《中国哲学史中思想的继承性问题》的讲演，提出“抽象继承”问题。

1957年1月30日，朱伯崑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系统地分析了新范式下中国哲学史研究所面临如何划分唯物唯心、如何评价唯心主义、如何妥善地运用阶级分析、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等问题。

笔者称此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朱伯崑问题”。

61957年1月22—26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了“中国哲学史问题”学术研讨会，主题是反对“教条主义”。

但是，由于反右运动的介入，反思很快遭到挫折，反对“教条主义”变成了反对“修正主义”。

孙定国提出：“修正主义者恰恰就在攻击‘教条主义’的幌子下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因此，要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在哲学战线上展开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7关锋说此次“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表现了为害严重的“修正主义倾向”。

张岱年、张恒寿等人被打成右派；贺麟、朱伯崑的一些发言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8第三阶段（1960-1965）：相对平静的收获时期这一阶段由于大跃进等带来的经济困难，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相对减少，学界难得地享有了几年的相对平静，出现了一些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