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澡运动与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合法化重构——对建国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治意义的解读

洗澡运动与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合法化重构——对建国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治意义的解读内容摘要：“洗澡”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核心阶段，本质上是共产党建构自身政治合法性的一种权力技术。

正是通过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方式的洗澡，共产党实现了对知识分子记忆的重构，进而成功完成了知识分子尤其是民主知识分子由“身归”到“心归”共产党的过程，也使得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

关键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治认同权力技术一认同重构一直是社会政治变迁研究中的重要命题，尤其是对于在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型政权来说，如何建构社会各阶层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直接关涉到新的统治合法性的确立与否。

这种情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共产党政权来说同样如此。

而所谓的政治认同，按照罗森堡姆在《政治文化》一书中的说法，“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或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

”理理理(p.69)如果说罗森堡姆的界定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有形的团体归属感的话，那国内学者马振清先生的表述则体现了政治认同的心理归属特点。

在马的理解中，“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当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如如(p.110)在笔者的认识中，归属感的强烈与否能够反映出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可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们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

”如如如(p.188)由此可见，确立广泛的政治认同对任何一个新政权的生存都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共产党来说，政治认同建构的重要性变得更为突出。

共产党政权机构的建立，为政治认同建构提供了团体归属感的组织基础，实现了人们“身归”共产党，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共产党政权心理认同的行成。

相比于团体归属感来说，心理归属感的形成更为复杂，相应而言，心理认同的建构也更为艰难。

目前，有关共产党政权政治认同建构的具体情形，并未被当代史研究者所重视。

少量的研究仅散见于人们对其他问题的分析中，尤其是关于土地改革的研究中。

孙立平先生通过对“诉苦”富有创建性的分析，指出“诉苦”作为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的意义。

孙的研究认为“诉苦，不仅建立消极的国家形象——把苦的来源归结于万恶的旧制度，也同时建立了积极的国家形象：农民起来诉苦、斗争是国家的发动（作为国家的代表的工作队是动员农民的最重要形式）；而农民敢于起来诉苦、斗争，是因为有国家撑腰。

”的的的(p.154)由此形成一个“诉苦——阶级意识——翻身——国家认同的逻辑过程”。

因此也可以认为，“诉苦”本身就是共产党政权在乡村建构其政治认同的一种权力技术。

土地改革使农民感恩共产党，以此形成了对共产党政权的政治认同。

然而，相比于乡村社会，共产党在城市建构政治认同的困难程度相对较高，这是因为知识群体的存在使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灌输比较困难，尤其是如何重构旧社会过来的大量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则尤为复杂。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建国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有很多成果。

①但这些研究存在某些共同顷向，即往往是从政策梳理方面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进行了全景式展现，对于过程中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缺乏更为深入的分析，比如思想改造为什么要选取“洗澡”这种激烈的斗争方式等。

再有，既有的研究往往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北大校长马寅初1951年上书周恩来密切联系起来，认为思想改造运动肇端于北京大学。

当然，笔者也认为，马寅初的上书确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大规模展开提供了契机，但是，以此认为思想改造起始于北大是不准确的。

事实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共产党政权建构自身合法性认同的必然选择，即便是没有马的上书，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难以避免。

其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与共产党国家的意识形态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也正如学者所言，“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

”产产产(p.248)本文中，笔者通过对政治认同概念的引入，尝试分析思想改造运动内含的政治意义。

在我的理解中，思想改造运动是共产党政权建构知识分子对其政权认同的重要方式。

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内容的“洗澡”，则通过挖掘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使其能够心悦诚服地认同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

可以说，思想改造中的“洗澡”，是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治认同重构的一项权力技术。

思想改造的结果也表明，“洗澡”这一技术手段的选择无疑是相当成功的。

然而问题在于，经历了“洗澡”，深具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饱受英美自由民主意识熏陶的知识分子，缘何在一时间实现了自我的重塑。

此情形与“洗澡”这一独特运动方式的选择有着怎样的关系。

思考这一点，恐怕还是要从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理想追求谈起。

二探讨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当然首先要从其概念界定上来分析。

如果从词源的角度来追寻究竟何谓知识分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俄国。

当时，较之西方仍很落后的俄国社会里存在着一群身属上流社会，但接受了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知识背景的文化人。

以西方的标准衡量俄国的专制制度，这些人身感所处社会的丑恶与不合理，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

这样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

这是西方知识分子概念的一个起源，由此起源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现实的与道德的批判精神。

知识分子的第二个起源源于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

1894年，法国上尉德雷福斯由于自己的犹太血统遭受诬陷，由此引起当时一批具有正义感和社会良知的人士出于义愤为其辩护，于1898年1月23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宣言》的文章。

后来这些辩护者便被其敌对者蔑视地称之为“知识分子”。

从此起源看，尽管知识分子一开始是贬义的，但同样是指那些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人。

也由此开始，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公正与良知代表的形象逐步确立。

其实不止在近代，早在古希腊时期，我们也可以从苏格拉底获罪于雅典人的事件中，窥视出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尽管当时并未有知识分子一说，但苏格拉底的作为无疑可以使其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

理解了知识分子的上述起源，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界定也就容易了。

简言之，知识分子必然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社会公共关怀的文化人。

具体说来，“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

”的的的(p.4)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为我们分析其人格特征提供了基础。

实际上，从知识分子的概念中，我们已能够发现其人格特征的端倪。

作为一群有着强烈批判意识和公共关怀的文化人，必然有着较强的精神独立意识，这种独立性决定了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威之间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换言之，知识分子时常处于统治和被统治之间，游离于政治系统之外。

这种身份上的相对独立性，既是其自身批判意识的结果，又是这种批判意识得以存留的基础。

金耀基先生即认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人格特征便是其相对于政治权威之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由此而形成的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这是知识分子的灵魂所在。

在金先生看来，“由于知识分子是批判他身处的社会的，因此，他与政治权威结构总是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的。

”统统统(p.50)在中国古代儒家的理想中，也向有“道尊于势”之说，同样表明了知识分子相比于政治权威的道德优越性。

在我的理解中，知识分子最主要的人格特征恰恰体现于他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上，也即是立足于道德优势之上的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一部分，当然同样具有着知识分子的独特人格特征。

建国初期由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心怀“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

”的历史使命感，又同样浸染着几十年“西化”进程中所引来的英美民主意识，有的更是亲身体验了英美的民主社会制度，因此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知识分子社会批判意识更为明显。

当然，这种情形的出现，与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社会现实本身不无关系，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社会批判性确是客观存在的，而民国社会政治秩序本身的松散也为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关怀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甚至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国确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

社会政治秩序可以因革命的胜利实现瞬间转换，但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却难以在短期内转变。

也正因与此，建国初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政权是存有疑虑的。

一方面，既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而喜；另一方面，又为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能否为知识分子留下社会批判的公共空间而忧。

费孝通先生在建国初既对共产党颇有好感的同时，又对其能否真正实行民主表示担忧。

散散散(p.295)与费先生有相同想法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是为数不少的。

而实际上早在1947年储安平于《观察》杂志发表的《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即对共产党的民主承诺表示怀疑。

“要实行民主，必得有一种公道的精神。

所谓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说他好，不好的说他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

“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

年年年(p.78)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状态，对共产党建构政权政治认同的合法性显然是不利的，也是共产党的政策所不能允许的，这与共产党自身的社会目标追求有关。

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具备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结构特征——高度集权。

组织结构上的高度集权是以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为保障的。

意识形态的统一不是自然形成的，需要一个教化的过程。

这种意识形态的教化也为政治合法性的确立提供了可能。

“合法性主要是观念内化的结果，而法律性则是强制力的结果。

因此，如果说暴力与法律、制度为合法性提供了基础，而合法性的获得则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教化。

”义义义义(p.203)刘小枫的研究认为，建国后的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的是一套促使政党伦理泛化的政策，整个社会生活被高度的政党化和意识形态化。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化领导，一直是共产党的目标，也是共产党国家认同的基础。

对意识形态要求高度统一的共产党，是很难接受知识分子独立性与批判性的人格特征的。

因此，要实现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重构，使其真正地“心归”共产党，就要首先从其思想认识上去解决问题，以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去教化并改造知识分子。

可以说，知识分子人格特征与共产党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间的冲突，决定了思想改造的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