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分期

中国近代史分期1、中国近代史历史分期：中国近代史（1840年—1949年，从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中国近代史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个阶段。

2、旧民主义义革命时期：（1840—1919年，从从鸦片战争至五四爱国运动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

3、新民主义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从五四爱国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4、具体历史分期：（1）中华民国（1912年1月—1949年）历史分期：1912年1月——1912年3月南京临时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孙中山）1912年3月——1927年4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27年4月——194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蒋介石统治中国）（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分期：1924年1月——1927年4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革命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1927年4月——1936年12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国共十年对峙）1937年7月——1945年8月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1946年6月——1949年4月人民解放战争时期5、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民国纪年=公元纪年-1911；公元纪年=民国纪年+1911。

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中最早展开学术性讨论的课题之一。

它从1954年提出《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一文后，就有许多同志陆续发表论文，提出了三、四、五、七、八期等不同的主张。

六十年代以来，讨论渐趋于沉寂；直至近年，始重见兴起。

不论是过去或现在，讨论主要集中在分期标准、上下限和划阶段等问题上。

（一）标准问题五十年代对分期标准的讨论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意见：（l）“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而“以三次革命运动高涨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

这是胡绳首先提出并从而引发这次讨论的。

戴逸表示基本上同意而又有所补益，他提出还“应该考察阶级斗争表现的各个方面，既要考察其高涨低落，又要考察其主要矛盾在各发展阶段中的转换，也要考察革命动力方面的变化而不能有所偏废”（《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

有些文章忽略了胡绳文章中所运用的“标志”与“标准”这两个概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2）“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淮”。

这是孙守任继胡绳之后而自成一说的主张（《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

这个意见如从主要矛盾应是阶级斗争这个角度来理解，则与胡绳的基本论点无大分歧，而只是补入了阶级斗争表现的又一个方面而已，所以戴逸在评论这两种意见时曾说：“在我们看来，他们两个都主张以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发展来划分近代历史的。

”后来，范文澜则更明确地提出要把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为划阶段的“可靠的依据”（《略谈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光明日报》1956年10月11日；《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光明日报》1956年10月25日；《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1955年第7期）。

（3）“以社会经济的表征与阶级斗争的表征相结合作为分期标准，以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作为分期的界标”。

这是金冲及的主张（《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

金冲及明确地区分界标与标准的概念是有助于讨论的；但他究竟与胡绳的意见有多大分歧则值得研究。

因为金冲及自己就说：“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引起一定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又反过来影响或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二者是统一的。

”所以，他的这个标准只是把阶级斗争这一统一体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标举出来并列为两个标准而已。

这三种意见似乎不存在绝对对立的根本性分歧，而只是对“标准”概念和阶级斗争所表现诸方面的理解有所不同。

八十年代重新讨论这一问题时，刘跃曾提出了以阶级力量——政治指导者对历史的推动来划分阶段。

他具体地举出由于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三种力量的推动，而使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三次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并即以此来划分阶段（《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王庆祥则提出了更明确的主张。

他认为划阶段的目的必须达到三个显示，即显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阶段性，显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方面发展的阶段性，显示近代中国主要矛盾发展的阶段性。

而要达到这种显示，“只有用近代中国社会中处于革命指导者地位的阶级之成败作为划阶段的标准，才能兼顾上述原则，而最本质地反映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规律”（《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应当继续讨论》，《史学月刊》1980年第2期）。

杨策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革命领导者的转换，不能作为划分历史时代的界标”。

如“在确定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时，是以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作为标志的，并没有以革命领导者的转换为标志”（《中国近代史的时限问题刍议》，《宁夏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胡绳对这个问题继续坚持他原有的观点，仍然按照三次革命高潮为线索来组织他的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并明确表示不同意那种以“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做线索来叙述历史。

他明确表示由七个时期改成四个时期（本书序言）。

但有些人不同意三次高潮的说法而主张“依据反对帝国主义和发展资本主义这两条原则才能确定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而划分阶段”（《文史哲》1983年第3期胡滨等笔谈）。

李时岳虽然表示“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不过却提出“必须紧密地联系社会经济的变动进行考察，找出那些能够集中反映历史趋向的标志”（《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关于“标准”的讨论，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与论述。

（二）上限问题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上限是人所公认而无庸置疑的；但问题在于这个开端年代究竟是1840年，还是1839年？绝大多数同志主张以1840年为开端，但也有个别持异议者，如孙守任虽然没有明标1839年为开端年代，但在行文中却不止一次地以1839年作为开端年代。

来新夏的《略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年代》一文从反侵略的意义、英国发动战争的事实、英国资产阶级和政府决定侵华政策的时间和清政府对外态度变化等四个方面看，主张“应以183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年代”（《天津日报》1957年3月22日）。

另外尚钺还“一度反对以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时间为近代史开端”，而“把上限划在16世纪中叶或稍后的明清之际，因为当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序）。

这与中国近代史的现实不尽符合，所以刘大年说：“如果可以从萌芽区分历史，那就再也无法区分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黎澍也为此写了《中国近代始于何时？》，专门论证中国近代始于鸦片战争，并认为如果否认这点，“这在实际上是完全否认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的特点，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特别是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根本看法”（《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

近年以来，李侃在《中国近代“终”于何时》一文中说：“现在，对于把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已经没有什么分歧了。

”（《光明日报》1982年11月17日）但，与此前后仍然有人表示异议，如来新夏又进一步阐述自己五十年代的观点，提出了“1839的‘禁烟运动’开始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的主张（《林则徐与禁烟运动》，《福建论坛》1982年第6期）。

而《鸦片战争》一书的作者牟安世更不惮烦地明确宣布自己的观点。

他始而在该书的前言中注称：“鸦片战争爆发的年代，在目前的历史书籍中有1839年和1840年两种提法；本稿根据1839年在广东已经爆发中英九龙之战、穿鼻之战及官涌之战等事实，采用前一种提法。

”继而在第三章的开头又明确提出：“鸦片战争爆发于1839年9月4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的九龙之战。

”牟安世《鸦片战争》这两个不同的开端年代虽然只是一年之差，似乎无关宏旨，但前者则表明中国人民是以英勇抗击侵略者为自己近代历史的开端。

它标明中国近代史的光荣开始。

（三）下限问题下限问题的争论焦点在于是断于1919年，还是1949年呢？开始，人们都按照传统习惯，以1919年为下限，似乎1919年为下限已成定论；但在1956年6月，林敦奎在中国人民大学科学讨论会上提出：1840年至1949年间的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无变化，主张应以1949年为下限，而以1919年五四运动划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戴逸在会上建议把这段历史命名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史”（《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7月间，在综合大学文史教材审订会上便正式定名为“中国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历史研究》1956年第9期）。

李新也认为1840年到1949年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没有改变”，因此无需划分近、现代，“而应该把它写成一部完整的包括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通史”。

他同意以1919年为界限，把这一时期划分为上下两部分（《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8—9期）。

后来陈旭麓也同意以1949年为下限，并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证（《学术月刊》1959年第11期）。

至于以1919年作为划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断限大多无异议，只有荣孟源主张定在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科学通报》1956年第8期）。

在近年的讨论中，有的同志又着重强调了以1949年为下限的问题。

如王庆祥认为这样断限“就囊括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全过程，而中断这一过程的任何划分都将影响有关的研究工作，都是不科学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应当继续讨论》，《史学月刊》1980年第2期）；杨策也提出了同样的见解，并进而指出：“如果割裂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就不能认为是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

”（《中国近代史的时限问题刍议》）这些理由基本上重述了五十年代的内容；而提出新意的则是李侃的《中国近代“终”于何时》一文。

他一方面分析了形成以1919年为近代史下限的客观原因：一是因为建国之初开始，就一直把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作为中国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从近代史中划分出来；再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密不可分，既然已有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这样的独立学科，中国近代史也就只好讲到五四运动以前为止了。

另一方面，又指出不以1949年为下限是“弊多利少，甚至是有弊无利的”，并举出了三条弊端：一是“不利于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了解和把握中国近代历史的全部过程，从而也不利于从分析综合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的矛盾斗争及其发展变化中，揭示和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