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考试焦虑的理论综述

关于小学生考试焦虑的文献综述 一、引言 现代社会最困扰人类的两大情绪，一是抑郁，一是焦虑。早在哲学思辩时期，克尔凯郭尔（Kierkegard）就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与人的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的最早的焦虑观。心理学对焦虑的研究也由来已久。1894年，弗洛伊德（Freud）发表了一篇论文，主张从神经衰弱症里分出一个特殊的综合症——焦虑神经症，这标志着一个世纪以来大规模研究焦虑的开端，对它研究得较为深入、较为系统的莫过于精神分析学派。而其他学派如现象学、行为主义及认知学派的心理学家也对焦虑作了各有特色的解释，最终实现了从哲学思辩、纯学术性向实证研究过渡。 近年来，对焦虑的研究已分化到许多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有的心理学家把影响个体行为的焦虑分为两种：一种是高空、黑暗、寂静、医院手术等引起的恐惧和耽心，一种是智能检查、入学考试及其他资格考试等引起的焦虑不安。前者称作一般性焦虑，后者称“测验焦虑”或“考试焦虑”。随着现代社会人才竞争的日益激烈而导致的对各种考试手段的重视，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心理问题的增多，考试焦虑已成为学习心理学及教育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更是焦虑研究中最为活跃并取得较大进展的方面。 国内外许多研究发现：考试焦虑程度过强或持续时问过长，不仅会成为影响考试成功的重要因素，而且势必造成身心方面的问题或障碍。它不仅影响生理系统的正常功能，而且危及个体的心理结构，歪曲人的意识；它既可能是一种暂时性情绪状态，也可能持续发展而演变为焦虑性神经症甚至焦虑性人格，从而严重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因此，开展对考试焦虑的研究和指导，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它不仅是顺利实现教学目标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学生心理素质，促进智力和人格全面发展的重要措施。 二、考试焦虑的研究现状 （一）关于考试焦虑的理论 考试焦虑的研究经历了兴起、发展、成熟等几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都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理论特色。 1、兴起期（50年代初——60年代初）从50年代早期，西方开始了对考试焦虑的正式研究。最初的研究是驱力倾向的，即把注意力集中于同考试焦虑者在考试期间所经历的情绪反应相关的生理和生物化学变化。考试焦虑被含蓄地描述为与自主神经系统的激活相联系的生物唤醒过程。在此期间，出版了对考试焦虑的第一个经验性的研究报告。沙拉松和曼德勒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他们不仅率先发展了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的第一个操作性的考试焦虑自我报告量表，还第一个把考试焦虑定义为包含了认知和情感成分的多维度结构，从而确立和巩固了考试焦虑的研究。 2、发展期（60年代初——70年代末）在此期间，考试焦虑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首先是60年代研究进入了概念的界定和发展阶段，一些重要的概念区分极大地扩充了考试焦虑的结构。其中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定义是由斯皮尔伯格（Spielberger）提出的，他借用卡特尔（Cattell）的状态和特质人格的定义，区分了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或人格特质的焦虑（特质焦虑）以及对特殊的自我恐惧情景作出反应的一种过渡性状态的焦虑（状态焦虑）。为此，考试焦虑被定义为特质焦虑在特殊状态下的一种形式。另一个概念化的贡献是由Libert和Morris作出的，他们对忧虑性和情绪性作了关键性的区分。这种区分证明了考试焦虑理论和研究的认知化取向是可行的。由此，焦虑被看作是一种双维度现象，包括了认知的（忧虑性worry）和情感的（情绪性Emot1ona11ty）成分。 70年代早期，wine提出了一个有影响的考试焦虑模型——“认知——注意”模型，以强调认知改变对考试成绩所起的作用，从而使考试焦虑进入了模型结构及应用研究阶段。为了说明考试焦虑的本质、前提、相关因素以及后果，心理学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理论模型。如认知——注意模型、技能缺乏模型、认知——动力模型、交互模型等。每一种模型都整合了已有研究成果的一部分，然而都不能很好说明考试焦虑的复杂性和多维特性，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更易理解，更综合性的考试焦虑模型，覆盖了考试焦虑的更多方面，综合更多的概念框架。另外，这一时期对考试焦虑的应用性研究也发展起来，开始放弃传统单一的行为治疗技术，而转向重视认知取向的干预手段。 3、成熟期（80年代初——90年代初）随着心理学研究的深入和拓展，80年代对考试焦虑的研究兴趣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多元化、分离与整合的趋势，发表了大量有关考试焦虑各种因素的研究报告，并尝试整合庞杂的考试焦虑文献，其中由沙拉松编写出版的《考虑焦虑：理论、研究与应用》就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受心理学的认知变革的影响，期间大量的研究都集中于检验由信息加工模型而得出的假设。其后的90年代至今，主要是在评估方法论上的发展，但几乎没有出现重要的理论突破。 （二）考试焦虑量表的编制 考试焦虑实证研究的深入要求有科学、有效的评定工具，于是对考试焦虑的测量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沙拉松和曼德勒等人基于考试焦虑的理论，于1952年率先发展了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的第一个操作性的考试焦虑自我报告量表（Test Anxiety Questionaire，TAQ）。与此同时（1952年），泰勒（Tayler）的显性焦虑量表（Manifest Anx1ety Scale，MAS）也编制完成。虽然两者均从学习理论的观点进行阐述，但它们的理论见解与应用领域方面却大不相同。MAS主要测定一般性焦虑，即慢性焦虑，这种焦虑，可以说是合乎“内驱力水平”概念的焦虑。TAQ主要测定测验状态下个体一时性的焦虑，这种焦虑是合乎于“习惯”概念的焦虑。在TAQ发表20年后，沙拉松的弟弟在1978年编制完成了测验焦虑量表（Test Anxiety Scale，TAS），成为目前应用最多的考试焦虑量表之一。之后，他又制定出了测验焦虑调查表（Test Anxiety Invent，TAI）。 1969年，斯皮尔伯格编制了STA（状态——特质焦虑量表，包括分别测定个体的状态和特质焦虑的两份自我报告量表），现已被广泛应用于药物医治、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行为矫正等临床过程中。他把焦虑分为特质性焦虑（trait anxiety）和状态性焦虑（state anxiety）。特质性焦虑是相对持久的人格特征中焦虑倾向上的个人差异，状态性焦虑则是指焦虑的暂时波动状态。斯皮尔伯格不但提出了状态——特质焦虑理论，还将这些理论构想通过具体化而转变为操作性的概念，开拓了焦虑实证研究的新阶段。本研究便是在斯皮尔伯格的理论背景下展开的，在承认特质焦虑与状态焦虑的前提下进行的，所借用的测量工具是叶仁敏修订的儿童版状态焦虑量表。 此后的几十年，数种测验量表被接二连三地设计出来，对焦虑的测量已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地重视。近年来，考试焦虑测量领域的显著成果包括：运用尖端心理测量技术和数据分析方法来处理考试焦虑数据的可喜发展，新的考试焦虑量表的发展，现存量表的跨文化修订与确定、以及全球范围内个人及群体考试焦虑的差异性研究。 （三）考试焦虑的控制 中国古代有一句谚语：“你不能阻止忧虑和担心的鸟儿在你头顶飞翔，但是，你能阻止它们在你的头上筑巢。”过去三十年，由于现代社会考试焦虑现象的大量涌现，以及对考试焦虑给很多个体的情绪状态和认知操作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普遍关心，考试焦虑干预的研究得以蓬勃发展。治疗方式和取向已从临床的转为行为的，近年来还转向认知的角度。每一种治疗方式都有自己的理论基础、特殊技术和实验证据。根据斯皮尔伯格和Vagg的观点（1987），减少考试焦虑的干预技术通常包括情绪指向或认知指向两大治疗方式。情绪性治疗主要是教给学生特殊的技术（如放松），并在治疗情景或是真实生活中为训练的应用提供机会，来减轻个体所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影响。它通常包括焦虑诱导、生物反馈训练、放松训练、系统脱敏等行为干预技术。因为心理学家认为：高考试焦虑的学生通常会报告有高水平的生理唤醒，经常被自己内部生理上的过度体验所占据，所以给他们提供适当的应对策略以处理生理唤醒和反应是有益的。近年来，强调认知因素、认知过程的干预技术逐渐被重视，一部分原因是情绪取向的行为治疗已被实验证明不能明显地改善考试焦虑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在情绪唤醒和考试表现之间表现出不一致。在考试焦虑的干预中，最著名的两种认知疗法是理性情绪疗法和系统理性重构（Systematic Rational Restructuring，SRR，1974）。这两种治疗方法都基于同一个理论前提：焦虑或情绪干扰是不合逻辑或不理性思维的结果，治疗也应指向于重塑构成考试焦虑者不恰当认知基础的错误前提、假设以及消极态度。认知疗法的具体技术有认知——注意训练、认知重构法等。 除了以上两种治疗取向以外，对焦虑的干预还有技术多元选择主义的一系列认知行为综合技术，如认知行为调整、压力预防训练等。尽管对考试焦虑的干预有情绪性和认知性两种取向，此外还有集中于技能的学习技能训练，但是不同的治疗取向之间的区分是相当模糊的。这是因为考试焦虑结构本身的复杂性和多重性，使得有关它的大多数理论都有多维特性，单一的治疗方法显然是不适合的。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既包括了认知干预成分，又包括了情绪干预成分的整合治疗模式，才有可能最好地代表考试焦虑干预过程的真正特性，才有可能比较全面、比较有效地解决考试焦虑问题。 （四）国内研究 在我国最早关注考试焦虑问题的是叶仁敏。她于1988年编制和修订了三份焦虑量表，并进行了焦虑的跨文化研究；1990年，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与长春一汽精神科合作，在长春地区进行了大样本实用性测试，获得了满意的信度、效度值，为其在我国实际应用提供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数据，此后，许多学者开始重视考试焦虑问题，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1、现状调查 为了了解我国学生考试焦虑问题的特点，很多研究者进行了调查。马惠霞、王福兰（1990年）对282名高中生焦虑状况的调查研究表明，高中学生的焦虑问题突出表现在考试焦虑上，女生考试焦虑分量表均分显著高于男生。陈永胜1990年对348名初二学生一般性焦虑的测量，也发现初二学生的一般性焦虑突出表现在学习不安上。此外，戴海崎（1996年）、杨骏（1996年）、刘贤臣（1997年）等人都采用不同的测量工具考察了中学生的焦虑问题，凌文轻（1985年）则用TAI量表对中国大学生的考试焦虑进行了测量与分析，发现中国女大学生的考试焦虑高于男大学生，王才康（2001年）用TAS在大学生中测试。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研究者理所当然地将目光聚集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