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与公民权利及对中国宪法中公民权利规定的思考

美国宪法与公民权利及对中国宪法中公民权利规定的思考

王浩

[摘要]1787 年的美国宪法颁布至今已有200 多年了, 除了续加的26 条宪法修正案外, 宪法本文并没有什么变化。根据西方宪法理论, 一般认为, 宪法具有制约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功效。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之后, 有关公民权利的规定, 主要有联邦宪法、权利法案等。中国宪法中关于公民权利之规定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而也昭示了公民宪法权利救济制度建立的必要性。

[关键词] 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公民权利中国宪法

一.美国宪法中公民权利的体现

《独立宣言》：《独立宣言》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宣言, 在宪法的七条原文中没有得到反映, 宪法也没有一个单独的、系统规定公民权利的权利法案, 但对公民权利也有一些零散的规定。在司法程序方面, 规定“人身保护状的特权, 除遇有内乱或外患为公共安全所需要者外, 不得中止”(宪法第1 条第9 节第2 款) ; “联邦不得通过剥夺公权和追溯既往的法律” (宪法第1 条第9 节第3 款) 、“各州亦然”; “除弹劾案外, 采用陪审制及在犯罪行为发生的州内进行审判”(第3 条第3 款) , 在宗教信仰方面, 就公职人员任用的条件, 规定“宗教的宣誓不能成为在联邦有资格接受任何职位或公共信任的条件(第6 条第3 款) 。宪法反对贵族制, 主张社会平等, 因而规定“联邦不得授予贵族称号” (第1 条第9 节第8 款) 。保障财产权是制宪的主要目的之一, 所以宪法明文规定“任何一州不得通过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 (第1 条第10 节第9 款) : “联邦议会宣布叛逆罪的惩罚, 除当其本人生存期间外, 不得有没收处分” (第3 条第3 节) 等。同时, 反映制宪过程中南北双方在黑奴问题上的妥协, 宪法又默认了南方的蓄奴制度, 把黑人排除在美国公民之外, 直接违背了《独立宣言》关于“人类生而平等”等庄严宣示。宪法规定,“在1808 年以前不能禁止准予入境的人(黑奴) 入境, 但对其应课以每人不超过10 元的税金”等。

权利法案。联邦宪法是一部没有权利法案的宪法, 后来在宪法生效之后, 于1791 年通过了前10 条修正案———权利法案。法案规定, 美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和平集会和请愿自由、携带武器自由、人身自由、财产权、陪审权、律师辨护权、正当法律程序等权利自由。在那之后, 有关公民权利自由的宪法修正案还有, 南北战争后通过的第13 条(除刑事处罚外, 美国境内不准有奴隶制度或强迫劳动存在) 、第14 条(不得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 即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第15 条(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曾为奴隶而剥夺美国公民的投票权) ; 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过的第19 条(不得因性别关系而剥夺美国公民的投票权) ; 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的第23 条、第24 条和第26 条宪法修正案。此外, 一些宪法性法律也是美国公民权利的法律渊源, 如1866 年至1969 年间通过的8 个公民权利法案。

二.美国宪法与美国公民权利

（一）.尽管联邦宪法缺乏一个单独的权利法案, 其后的《权利法案》也没有完全反映出《独立宣言》对民主自由的宣示, 对联邦宪法(主要是《权利法案》), 可以用罗伯特·露特兰的话来描述: “联邦权利法案以及先前的州的权利宣言, 代表了至那时为止美国在公民自由方面的经验和实践的总结”。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宪法的设计者显然有一种理论，这就是《独立宣言》中表达的那种理论，尽管宪法并未保有《宣言》中的全部许诺，尤其是人人平等的许诺：“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转让的权利，诸如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

权利并非政府赐予的礼物，它们是固有的，先于政府而存在的。政府必须尊重和保护这些先在的权

利，宣布独立于大英帝国的合理依据中所明确阐述的这套政治哲学，正是前殖民地采用州宪法的理论依据。由于美国宪法就象它所取代的《邦联条款》一样，关心的不是如何统治，而是如何联合起来，由于人们认为依照这一宪法蓝图创设的新中央政府将不会侵扰个人的生活，因此就没包括相关权利法案，当然就无须阐明公民权利理论了。尽管如此，我们在美国宪法的序言中（宣布“我们合众国人民……制定和确立这部宪法”），在提到某些权利时，在对人身保护令状的捍卫中，在确认每个州的公民皆享有各州公民的“特权和豁免权”里面，仍能找到《独立宣言》的理论的蛛丝马迹。后来增补的《权利法案》只是间接然而明确无误地反映了权利理论，如第一条修正案所涉及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先在权利，而不是政府赋予的权利，连国会都不能剥夺；如“人民保护其人身，文件，住所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第九条修正案规定，在宪法上对一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解释为否定或轻视“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

因此，个人权利并非来源于美国宪法。严格地讲，它们并不是“宪法权利”。但是它们是由宪法保护的。有一些权利（自由权，豁免权）是由宪法明文保护的——例如，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各项自由权或住所隐私等；另外一些权利尽管宪法没有明文提到（如婚姻自由权），但是它们作为每个人所保留的“自由权”的某些方面仍然受宪法保护。

(二).而谈美国宪法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

1.首先美国宪法书面上具有原则性和抽象性。美国宪法(主要是《权利法案》), 用概括性的语言, 简短、抽象地规定了美国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有关权利自由规定的这种一般性阵述, 要求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必须进行宪法解释。通过美国最高法院从宽或从严的灵活解释, 发展了宪法规定的内涵, 使这部古老的宪法能适应不同社会历史条件的需要而存在至今。

其次, 美国宪法规定了程序性的权利。美国宪法除了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与实体性权利 , 还特别规定了公民在诉讼程序等方面享有的一些权利 , 如陪审权、一事不再理原则、律师辩护权 , 不得强迫被告自证其罪、禁止过重、残酷异常的刑罚及过多的保释金等。这样 , 把这些原由普通法律规定的诉讼权利上升为由根本法规定的宪法权利 , 提高了这些权利的法律地位。实际上 , 如果没有完备的程序性权利的很好保障 , 实体性权利规定得再好 , 它们也是得不到确实保护的。

再次 , 美国宪法没有公民义务的规定。按照西方宪法理论 , 宪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约束政府权力 , 防止它侵犯公民的权利自由。因此 , 美国宪法上规定“联邦或州不能……”等直接限制政府权力的内容 , 而没有关于公民义务的规定。但这并不是说美国公民就真的只享有权利而不须履行义务 , 其实 , 这方面的内容都存在于刑法、税法、兵役法等普通法律的规定之中了。

2. 实际中的宪法是死的, 条文是原则的, 更何况美国宪法是二百多年前制定的 , 怎样使古老的宪法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 ? 美国最高法院承担了解释这部 18 世纪的宪法 , 使其在 20 世纪也能言之成理的任务。那么 , 最高法院在保护民权方面做了些什么呢 ? 首先 , 最高法院对宪法中有关民权的规定进行了进一步明确或扩大其内涵。如权利法案规定公民有和平集会和请愿自由权。长期以来 , 集会自由被认为是达到请愿目的的一种方式。1937 年在琼治诉俄勒冈州一案中 , 最高法院解释说: “集会自由应脱离请愿自由而成为一种独立权利 , 它与言论自由及出版自由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从此 , 集会自由成为一项独立的权利。

其次 , 适应阶级斗争力量对比变化和形势的需要 , 最高法院也提出了一些对民权的限制标准。如1919 年施泊克诉美国一案中 , 法官霍尔姆斯提出: 每个类似案件中的主要问题 , 都是在于这种言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否足以形成明显而现实的危险 , 而这是国会有权防止的。从此,“明显而现实危险”被用作判断某项言论是否应被禁止的标准之一。此外,最高法院还提出“优越权论”, 即认为在对权利进行限制时, 言论、出版、人身自由等具有优越地位 , 一般不应加以限制 , 而对一些经济权、社会权则是可以加以限制的。

第三 , 扩大联邦宪法及修正案的适用范围。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使联邦宪法适用于州 , 这主要体现在正当程序条款上。1833 年 , 在受理巴罗以第 5 条修正案为根据诉巴尔的摩一案中 , 最高法院指出 , 宪法前 10 条修正案只能对联邦政府进行限制 , 对各州则无约束力。1868 年制定的第 14 条修正案禁止各州“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最高法院通过对此条文的解释 , 把权利法案所列举的大部分基本权利合并在这一款中 , 在这种方式下 , 这些合并了的基本权利现在就被用作既反对联邦政府又反对州政府行为的保证。在公立学校和其他公共组织中禁止种族歧视 , 这本来在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利法案中没有相应的规定 , 但是 , 正如权利法案中的许多方面已合并在第 14 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中从而约束了州政府一样 , 禁止歧视的规定由于已合并到宪法第 5 条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中 , 因而也约束了联邦政府。二是使宪法的约束对象从国家行为扩大到具备一定条件的私人行为。根据西方传统的宪法理论 , 宪法的约束对象只能是国家行为。但在南北战争之后 , 虽然相继通过的修正案禁止奴隶制度 , 但南方一些大种植园主仍变相实行奴隶制 , 影响的范围很广 , 此时最高法院遂产生将宪法适用对象扩大到私人行为的想法。但至到 1949 年在玛什诉阿拉巴马一案中 , 最高法院才正式提出“统治职能”原则 , 以后又提出“国家支助”原则。根据这些原则 , 某种私人行为如果具有类似“统治职能”的性质 , 或者接受了国家的赞助等 , 可以将这种私人行为视作“准国家行为”, 从而宪法对这种私人行为也具有约束力。

第四 , 提出司法自我约束的一些标准。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违宪审查中 , 素有“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自我约束”之争。1935 年 , 一美国法官在一个案件的解释中说:“司法自我约束在经济政策的立法上是适用的 , 但在有关民权的立法上 , 法院的权责是不受限制的; 一旦违反了宪法的特别规定 , 一切僭越宪法的立法都将被审查。”

三. 对中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之规定的思考

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建设带动了西方民主立宪思想的传播, 为政治发展标示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但是,近代中国不像近代西方国家那样, 形成了稳定的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强烈要求保障个人权利的市民阶级, 也没有英美那样的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 广大农民民智未开且受制于贫困;知识分子虽然有强烈的参与要求, 但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 靠政府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中国的政治发展主要也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这样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宪政发展的特有路径, 即政府推进型的宪政模式。反观中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之规定,中国宪法中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有以下地方值得注意: 其一, 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必须仰仗权力机关的立法保障, 国家对公民仍然具有绝对主导的意义。当立法者由于议事的繁杂、政治的考量而无法将制宪者允诺的宪法权利付诸于具体立法的时候, 在宪法无法走入诉讼的条件下, 宪法权利的虚置就不可避免;其二, 将对公民宪法权利之侵犯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限定在具体的主体上, 实际上违反了宪法关系的基本原理, 将宪法权利的层级和品位降低了, 以至于实质上和具体法律之权利混为一谈。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固然有着中国宪政理念、宪政特有发展路径方面的原因, 而且这种状况无疑也在一定范围内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 但它也确实弱化或软化了立宪体制在控制、监督和防范滥用国家权力方面以及救济国家权力主要是立法权力之不作为方面的功能, 从而造成政治

发展中的两难困境。正是这种两难困境, 使中国宪法中关于公民权利之规定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而也昭示了公民宪法权利救济制度建立的必要性。中国公民宪法权利的切实保障, 应从如下方面着手: 1. 加强对公民权利之宪法属性的认识, 提高宪法权利防范对象之层级品位, 对宪法中关于公民防御性权利的文字表述进行修正和规范; 2. 在现行宪法监督体制框架内, 通过宪法解释, 增加对法律合宪性之监督权, 完善宪法监督程序, 确立宪法诉愿制度; 3. 确认公民宪法权利之规定在高级以上法院的司法适用性, 承认宪法之间接“第三者效力”, 救济立法的滞后及不作为。

主要参考资料：

1.《宪法学导论》张千帆著法律出版社 2004

2.《宪法》周叶中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3.《宪政与权利》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 (郑戈,赵晓力,强世功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4.《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和实践》王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5.《美国联邦宪法论》陆润康著书海出版社 2003

6.《美国宪法史稿》李昌道著法律出版社 1986

7.《美国宪法与宪政》荆知仁著三民书局 1984

8.《宪法比较研究》李步云主编法律出版社 1998

9.《美国宪法与宪政——评任东来著〈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刘绪贻学术交流网

10.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