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改革的文化困境

俄罗斯改革的文化困境李景阳2011-3-26 11:51:45 来源：《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6期面对俄罗斯20世纪最后10年的全面社会危机，笔者不仅看到了其危机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而且曾试图从文化角度探讨这种危机的根源。

鉴于这种研究尚具有试探性，所以只能就某些侧面进行片断的思考，深层的全面的理论概括尚为笔者所力不能及。

一文化定位与取向的迷惘任何社会变革总是以思想文化的变革为先导，俄罗斯也不例外。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场改革的文化实质就是一些激进思想家企图把西方发达国家的观念和价值引入俄罗斯社会。

问题是，西方的观念和价值一经引进，就遭遇到俄罗斯本土文化的强烈抵抗，而且由于以西方为榜样的政治经济试验屡遭败绩，西方的价值和模式在俄罗斯很快失去了说服力。

于是，俄罗斯的社会意识领域便呈现出一种精神迷惘的状态，这种状态甚至延续至今，以至使俄罗斯在长达近10年的时间里一直徘徊在社会改革基本道路抉择的问题上。

纵观近10年的改革，俄罗斯人始终没有摆脱一个基本问题的困扰，这就是如何看待西方价值，要不要引进西方价值，如若引进，照俄罗斯人的说法，怎样解决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二律背反”问题。

俄罗斯人的精神迷惘首先表现在激进改革初期对于扑面而来的“残酷现实”的毫无戒备和与此相伴随的“精神惶惑”。

这种局面正是俄学者所说的——“精神与意识形态的全面危机”。

这种危机在大众意识中表现为—种“民族认同危机”，表现为“统一精神空间的丧失”。

所谓民族认同危机即指“对核心价值的民族认同的丧失”。

而在社会科学中则表现为一种“方法论的危机”，即人们不知以什么标准来判别“进步与倒退”、“文明与野蛮”、“生存规范”、“精神误区”这样一类问题。

从社会调查材料看，尽管激进改革在最初的阶段里表现出高涨的社会热情，但实际上，这种热情大约只维持了一年的时间。

由于国家政策的失误和经济的不景气，民众中的怀疑和否定情绪不断蔓延，人们甚至从经济现状的否定开始，进而否定民主和市场价值。

例如，1992年2月～1994年2月两年间，在4次调查中，对市场经济的支持率依次为：50％，48％，33％，26％；对计划经济的支持率依次为28％，28％，34％，41％。

改革伊始，民众情绪就徘徊在两种价值体系之间，变革心理与怀旧心理并存，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每一次动荡都会引起民众意念的剧烈摇摆，社会文化观念系统显得异常脆弱。

正因如此，一些支持民主与市场改革的学者不断发出哀叹：“社会将不得不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即相当数量的居民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民主制度和价值的态度将是不支持、远离甚至敌视，而且这种态度几乎每时每刻处在游离和摇摆中”；“俄罗斯社会，正如20世纪初所出现的情形一样，可能经受不住加在它身上的现代化重负，社会震荡会再次中断民主制度在我国的建立”1。

俄罗斯精神迷惘的第二阶段的表现是激进主义的退潮和保守主义的上升。

举例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激进改革明显受阻之后，俄共代表久加诺夫的固有价值观便毫无掩饰地公诸于世。

他在1996年出版的《俄罗斯——我的祖国》一书中反驳民主派A．H．雅科夫列夫的“返回世界文明”的观点时将其对待西方价值的立场刻划得淋漓尽致。

他说，“返回世界文明”的口号是“向俄罗斯输入从西方旧货摊收集来的各种代用品——有关管理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奢谈”，是要“宰割活生生的数十年甚至几百年形成的独一无二的苏维埃以及俄罗斯的社会和国家的机制”2。

俄罗斯另外一位近年来很活跃的思想界代表人物A．C．帕那林同样表现出这种拒斥西方价值的坚决态度，而且他进一步为俄罗斯找到了精神文化的归宿。

他将俄罗斯文化的核心点进一步东移，提出了比历来斯拉夫主义者的观点更疏远西方的属于俄罗斯的独特文明。

他先把俄罗斯文明的现存结构界定为“联结斯拉夫——突厥因素的新的有说服力的统一体”。

他说：“我们庞大国家性的现存结构是传统的斯拉夫一突厥统一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总统访问鞑靼斯坦或巴什基尔比起访问美国或日本来重要得没法儿相比。

”接着，他又提出了更远离西方的“太平洋文明”概念，并企图把俄罗斯归入“太平洋文明”3。

当然，这类思想并不限于社会思想上层的个别人。

明确提出“西方的价值在俄罗斯的国度里根本没有土壤”这类观点的学者专家还有很多。

其实，这个保守主义活跃的时期呈现的仍然是一种精神文化的迷惘。

因为这种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并不为全民所接受，站在这种意识形态对立面的以及游移于两极观点之间的人仍很多。

也许正是由于看到了这种民族精神涣散的情况，叶利钦提出了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理念，并责成专门机构来完成“国家意识形态”的研究和制定工作。

然而这种企图仍是归于“流产”，这其中的难点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在当今的情况下，那种足以将各种力量纳入新的意识形态框架的整合机制是不存在的4。

俄罗斯在过去8年中长期未能摆脱危机状态的文化原因，正是由于整个社会缺少了这种起维系作用的东西。

而从当今通行的“文化整合”的观点看，一个社会的大系统如果失去其文化整合的机能，势必造成社会各子系统(政治的经济的等等)的失控和失范，整个社会的运行就不能不陷人一种紊乱状态。

二伦理价值的冲撞我们很难得出一个直接的结论，说伦理价值的困惑造成了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危机。

但是，通过某些中介因素，深藏在人们内心的价值判断和选择的确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起着某种内在支配作用。

一个尤其值得重视的事实是，俄罗斯人对于当前这场改革的评价，不仅使用政治标准的尺度和经济(特别是利益)标准的尺度，还独立地使用一种伦理道德标准的尺度，这一点，在俄罗斯的改革现实中表现尤为突出。

这种情况的造成，则是俄罗斯特定文化传统(包括俄帝国时期和原苏联时期)的表现。

即是说，历来追求“终极理想”的俄罗斯人不仅从“现代化大趋势”这个角度来理解这场改革，而且不忘记以他们心存已久的并成为某种心理定势的伦理观念采评价这场改革。

具体来说，使公众对改革持否定性评价的伦理观念的提法至少有如下三种。

其一，“理想与信念的丧失”。

俄罗斯人对理想与信念的无比推崇首先来自于宗教虔诚。

如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赫克所说，俄国人心灵的宗教特性是“对上帝和神性真理的热切的思慕与寻觅”，“对俄国人来说，宗教首先就是敬拜和冥想”5。

这种宗教虔诚，在基督教的三大派别中，以东正教为最。

俄国人被外国人称作“上帝使者”和“上帝追求者”。

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倡导者之一霍来亚科夫则称俄罗斯为“上帝的工具”。

陀斯妥耶夫斯基企图让俄罗斯讲出一种“世界上的人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真理”。

普希金所说的“俄罗斯民族的使命是拯救欧洲和整个世界”，也是基于对某种理想、信念和道德力量的笃信。

俄罗斯人这种对理想和信念的无比尊崇在原苏联时期则转变为用以进行大众教育的“共产主义精神”。

但是，自从俄罗斯以西方为模本的激进改革推行以来，西方文化及价值观悄然渗入，市场运行机制也把社会角色引诱到或逼迫到个人奋斗的道路上去，充满理想信念的俄罗斯人开始更多地关注物质，且在思想意识中不断滋长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反过来，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理想和信念的淡薄。

于是，俄罗斯的普通人惊呼：“一切宝贵的精神财富都丧失了”；“多年来的信仰一下子失去了，我们的生活支柱倒塌了，而信仰的丧失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不幸”。

社会学家则哀叹当今的青年和大学生政治热情低落，不参加选举，不参加政治集会，不读政治报刊，甚至把“祖国”也看成“空洞的字眼”，如此等等。

我们且不去分析，关于“理想信念丧失”的社会性的指责里有多少合理的成分和多少值得重新思索的东西，至少，这种伦理价值判断构成了改革离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二，“道德的沦丧”。

俄罗斯民族也是一个怀有高尚道德情感的民族。

无论在俄帝国时期，还是在苏联时期，俄罗斯人特有的同情心、怜悯感、宽恕精神、赦免精神以及对于至善境界的追求，都是举世闻名的。

作为俄罗斯民族文化根基的东正教长期以来不仅向人民灌输了圣经中诸如爱心、和睦、弃恶扬善、勿当恶人等道德信条，而且将正义、良心、义务、幸福、理想等世俗道德作为宗教伦理加以推广。

在苏联时期，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使利他主义、自我牺牲精神等得以发扬。

但是，在近年来的社会变迁中，俄罗斯人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情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照俄国人的说法，他们在当今社会中看到的是“自私、贪婪、疏远、冷漠、见利忘义甚至厚颜无耻”，看到的是“对别人不幸的无动于衷和起码的道德情感的丧失”。

他们还惊叹，在普通居民阶层竟有40％的人认同“与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的生活哲学，而在企业家和富豪阶层中，认同这一人生原则的竟达60～70％。

当然，摆在人们面前的还有形形色色恶性犯罪的事实。

毫无疑问，这类否定性的道德评价在相当广大的人群中成了远离甚至反对当前改革的心理根源之一。

其三，“财产和收入的不平等”。

这是俄罗斯人近10年来抨击改革现状时最常使用的说法。

这个看法反映了差不多是全社会的心理不平衡。

不可忽视的是激进改革后出现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以及由于经济滑坡带来的60％以上人口的不同程度的贫困问题。

然而，我们也从俄罗斯普通人的看法及见诸报端的专家见解中看到了一种把收入差异与社会不平等等同起来的思想倾向，人们可以从中窥见源于俄罗斯长期文化积淀的平均主义财产观念的影子。

从原苏联时期只有3倍的最高与最低收入差距一下变成目前的十几倍，这个事实会引起公众的怎样的心理反应，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还应看到，对于长期以来接受了东正教精神的俄罗斯人来说，不仅收入差异这种结果，甚至于商人和企业家的赢利活动本身的合理性问题，都是曾经受到质疑的。

基督教中新教的革新意义在经济上的表现正是在于它对私有财产给予了承认并认可了商人旨在获利的经营活动的合理性。

在坚守基督教传统教义的东正教国度里引进资本主义经济机制，同样要有一个这样的伦理认可过程。

三政治变革的心理桎梏叫心理桎梏也好，叫精神枷锁也好，俄罗斯人在这场根本性的政治变革的实际操作中，始终未能摆脱历史与传统加在他们身上的某种无形的观念或心理习惯的束缚，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使西方的东西在俄罗斯本土发生严重的变形。

这里，只以一个问题为例，即在确立社会权威问题上俄罗斯人所遭遇到的严重文化挑战。

适应现代公民社会和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社会控制系统和机制所需要的“权威”是法理权威。

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转型中的俄罗斯总是摇摆于两个极端，要么是不要任何权威的无政府主义，要么是摒弃法理原则的君主式的个人独裁。

正是潜藏其中的深层的积蓄甚久的文化要素决定了俄罗斯在寻找和建立真正意义的权威问题上显得异常艰难。

一个值得深思的事实是，俄罗斯历史上首次对专制主义的最激进的突破和否定最终造成的竟是以西方“三权分立”形式出现的、据认为权力集中超过了俄历史上君主立宪时期的新的“总统集权”。

而“民主俄罗斯”的首届总统，一个民主改革的旗手，竟然最终被西方人以及俄罗斯人称作了“沙皇”——“经全民选举的沙皇”，而叶利钦也毫无避讳地自称“鲍里斯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