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的SCP框架分析

中国银行业的SCP框架分析
以14家大型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从公司治理和产权归属的角度分析了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对市场绩效的影响，采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衡量了在不同治理机制和产权归属下的商业银行营业绩效，结果表明：市场结构及市场行为确实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产生影响;不同的治理结构对银行绩效损失及其不确定程度的影响也各有不同;产权归属对非效率损失及其治理没有影响。

标签：
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信息不对称;绩效损失;治理结构
F2
1 引言
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为应对来自国外金融机构的挑战，中国加速了对本土金融系统尤其是对银行业的改革：不仅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制，还提高了创建民营商业银行的速度，从而使本国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有了显著提高，这对本国银行业的发展是有利的。

虽然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进程一直都在稳步推进，但改革效果却不容乐观。

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出现的委托代理问题，严重的制约着我国银行业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此外，鉴于本国国情，所有权特征对商业银行的绩效及其效率是否有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广泛的研究并未达成一致性的结论。

基于以上情况，本文运用2002年至2012年中国14家大型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来构建经验模
型，定量分析各种治理机制在帮助改善银行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效果、市场环境及所有制特征对银行绩效及效率的影响。

2 模型设置与变量的统计描述
本文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三方面：银行业市场结构、行为及绩效的衡量（模型1）;银行业非效率问题的衡量（模型2）;银行业非效率问题不确定程度的衡量（模型3）。

3 模型结果及分析
3.1 模型选择
模型结果的准确性取决于模型设置的合理与否，表2显示了不同设置下的参数估计结果。

模型1是按照本文研究思路而设置的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其异质
性主要体现在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和产权归属对绩效损失及其不确定程度的影响上。

经似然比检验发现，当原假设为“存在异质性的绩效损失”（对应表2中的LR1）时，模型1显著优于其他模型;当原假设为“不存在绩效损失”（对应表2中的LR2）时，模型1还是显著优于其他模型。

因此可以判定，公司治理结构及其产权归属确实对绩效损失及其不确定性有显著影响;并且模型1的设置更为合理，所以后续的分析工作都将按照模型1的设置展开。

3.2 前沿绩效分析
银行的前沿绩效随着平均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MeanHHI、存款增长率Dgr 的增加而显著下降，随着平均市场份额MeanMS、贷款增长率Lgr、总资产增长率Cgr的增加而显著减小;但对于投资增长率Igr，银行的前沿绩效呈均衡分布特征，即投资增长率Igr对前沿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

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增加说明垄断程度的增加，银行的前沿绩效随着平均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MeanHHI的增加而下降，意味着市场竞争有助于我国商业银行提升其整体经营绩效水平，表明市场力量假说在我国银行市场不成立。

同时，平均市场份额MeanMS的增加也有助于商业银行提升其绩效水平，这说明市场结构假说在我国银行市场是成立的。

还应注意到，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的增加意味着市场集中度的增加，市场集中度的增加意味着垄断程度的增加，而某个商业银行市场份额的增加也意味着该银行垄断势力的增加，但分析结果表明，银行的经营绩效即随着市场垄断程度的增加而下降，却又随着银行市场份额的增加而增加，这看上去似乎矛盾，但其实不然：由于我国银行市场属于典型的寡头垄断市场，单个银行为了增加利润水平而提高市场份额时，势必会与其他银行展开激烈的竞争，从而使市场的垄断程度下降，这与我们所观察到的我国银行业的实际运行状况是一致的。

绩效前沿与存款增长率Dgr呈微弱的负相关关系，并且随着贷款增长率Lgr与总资产增长率Cgr的增加而显著增加，说明银行通过增加客户存款的行为并不能提高银行的绩效水平：一方面，这意味着银行只有将客户存款的增加转化为贷款的增加，并反映在总资产的增加上时，才能实现其提高经营绩效的目的;另一方面，这也暗示着当前中国商业银行吸收的大量客户存款，由于得不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和需要支付高额的利息费用，已经成为了商业银行的一个沉重负担。

投资增长率Igr与银行的营业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表明了目前投资业务还不是我国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

3.3 治理机制、产权归属与绩效损失
模型1的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在减少绩效损失还是在降低绩效损失的不确定程度上，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EFr都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显著性，并且显著为负，即增加所有者权益在总资产中的比重能显著地降低绩效的非效率损失及这种损失的不确定程度，所有者权益在总资产中的所占比例越大，则银行的经营效率越高。

这与资本结构信号传递理论和顺序融资理论不符，之所以会出现本国事实与国外经典理论不相符的情况，是因为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健全，市场及股东对商业银行的监督效率较低，因此银行的管理层拥有较多私人信息，当何时发放及发放多少股利成为银行管理层的私人信息时，股利的发放就有可能按照商业银行管理层的意愿进行，这可能导致即使商业银行拥有大量的自由资金也可以不向或者
少向股东分配，从而使得股权融资的成本大大低于债务融资的成本（这与发达国家的情形刚好相反），因此商业银行管理层喜欢通过扩大所有者权益占总资产比重的方式进行融资，这解释了我国商业银行的股权融资偏好。

在制度和公众行为方面，由于受证监会设定的配股指标的影响，导致经营绩效越好的银行就越有可能多地获得股权融资许可，因此，所有者权益占总资产比EFr越高就越能体现该商业银行的盈利前景（这也与发达国家的情形相反），从而使得所有者权益比成为市场判别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及绩效的一个指标，这就使公众与企业更愿意与所有者权益比EFr较高的商业银行合作，从而进一步改善了商业银行的盈利前景;此外，高所有者权益比EFr意味着低资产负债比，根据前文所述，银行过多的客户存款由于得不到充分利用而造成资金的闲置与利息的支出，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商业银行的一种负担，与此同时，可以将由客户存款而形成的银行负债看成是公众作为债权人对银行管理层努力水平的一种监督，但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吸收的公
众存款普遍都以国家信用作为担保，且我国公民普遍缺乏对银行存款存在风险的危机意识，这就使得公众作为债权人而形成的特殊的债权治理机制得不到应有的发挥，“搭便车”现象严重，在获得存款利息的同时并没有履行债权人的监督职责，基于此，银行通过缩减客户存款占总资产的规模，减小闲置存款数量的方法同样也可以达到提高所有者权益占总资产比重的效果，这就解释了高所有者权益比可以使银行的实际绩效更接近于其前沿绩效。

模型1的回归结果还显示了商业银行的薪酬激励机制对非效率绩效损失的贡献显著为正，薪酬激励不仅无法降低银行经营绩效的非效率，反而会使其显著增加。

这可能是由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管理层的行政色彩还比较浓厚，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命大多由相关的主管部门完成，因此，行政激励对管理层的作用效果远大于薪酬激励，从而使商业银行管理层的某些行为往往是为了某一特定的政治目的而发生，并且与职位晋升有关，而与效益最大化的市场行为准则背离，这就导致了因政治素养好而受到提拔的高管在业务素养上表现不佳，因此导致了管理层薪酬激励EC与商业银行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

此外，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薪酬激励机制还不是很完善，多数银行管理人员的薪酬都是固定年薪制的，并且当营业绩效提升时，管理层往往因此而受到嘉奖，薪酬也随之提升，而当营业绩效下降时，管理层却得不到相应的惩罚，薪酬也不会因此下降，这也造成了我国商业银行的绩效损失。

同时我们注意到，产权归属在解决商业银行效率损失的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无论是在降低绩效损失本身，还是在损失的非确定程度上都是如此，这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营业绩效的非效率是系统性的，无论是在国有商业银行还是在股份制商业都存在，产权归属的划分对解决绩效损失问题的帮助并不大。

4 结论
本文基于异质性公司治理结构和产权视角，从市场结构及市场行为的角度出发，采用14家本国大型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对银行业的整体绩效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我国商业银行整体绩效的提升;单纯的增加存款并不能促使我国商业银行的绩效提高，只有将存款的增长转化为贷款的增长，并反映在资产的增加上时，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才能显著提高;股权治
理结构有助于降级商业银行的绩效损失及绩效损失的不确定性程度;我国商业银行薪酬激励机制尚不完善及人事调动多受行政因素的影响，增加管理层的薪酬激励会加剧经营绩效的非效率损失;我国商业银行的非效率是系统性的，与产权归属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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