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贺拉斯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到文艺的功用，主张道德教化功用与审美娱乐功用的统一，提出了著名的“寓教于乐”说，试图为当时文艺创作确立道德原则。

贺拉斯《诗艺》中文艺思想总的倾向是:文艺创作既要模仿客体自然，又要表现主体感情乃至传达神灵的旨意;既要遵循古典文艺传统习惯，又要进行革新创造;既重视形式技巧的完美，又不忽视思想内容的充实;既重视理性作用与道德教化，又不否认感性快乐;既重视技能的培养训练，又不否认天才的重要性，对文艺做出全面而合理的认识。

在艺术的本质问题上，贺拉斯提出了文艺模仿现实生活的思想。

柏拉图以客观唯心主义为出发点，认为文艺的蓝本是现实世界，文艺模仿的是现实世界，但现实世界是“最高理念”的影子，因此，提出了文艺是“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

这无疑否定了文艺的现实性，因而也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

而他的弟子亚里斯多德则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在《气象学》、《物理学》中便谈到了“艺术模仿自然”，文艺模仿大自然的创造过程的观点，在《诗学》中这一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提出悲剧模仿行动中的人、文艺模仿现实的原则，体现了现实主义的主旨。

缪朗山先生在《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对此作了权威性的论述:“亚里斯多德的现实，包括当前的现实和历史的或想象的现实”。

贺拉斯也从唯物主义的模仿论出发，在《诗艺》中明确宜布:“我对从事模仿的诗人奉劝一件事:向生活寻找典型，向习俗吸取实词”。

显而易见，他的“现实”是指当前的现实，而且，在现实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文艺模仿生活的思想。

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本人作为一个讽刺诗人，诗作主要取材于当代社会生活，为实践现实主义的原则作了楷模和表率。

同时，亚里斯多德和贺拉斯在艺术本质问题上的现实主义思想，直接影响了后世。

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镜子说”，启蒙主义文艺理论家狄德罗艺术理论和戏剧理论，都是以此为基本的出发点和核心的。

在这里还需说明一点，古典主义也尊奉“艺术模仿自然”的原则，但是由于其哲学基础的不同，“自然”的内涵也就差异显著。

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则是唯物主义，其“自然”包括客观自然界、现实生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经过艺术加工的历史和理想的现实。

古典主义的哲学基础则是唯理主义，其“自然”一般是指抽象的理性和原则。

因此前者强调对自然(现实)模仿的客观性，后者则讲究的是义理的符合性，重在主观。

勿庸多说，贺拉斯的思想是与古典主义绝对有区别的。

贺拉斯在对待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论迷上达到了现实主义前所未有的高度，正确地处理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每一文化成果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突破、创新中形成的。

所以，如何对待传统，也成了历代文艺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现实主义与古典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也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知道，古典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把古代作品和文艺理论，作为唯一的典范“模本”和金科玉律，要求墨守陈规，反对改革创新。

诚然，现实主义也提倡学习古代的典范，但又提倡创新，较为正确地处理了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里，已有艺术应借鉴传统，但不墨守传统，要敢于创新的大胆主张。

朗吉弩斯也一面高呼要“恢复古希腊的祟高精神”，一面鼓励“与古人竞赛”。

这是与古典主义的一大不同。

第二大不
同点是:现实主义学习古人，是要学习其对自然(现实)的真实的模仿和表现。

以此为前提，极力反对古典主义的狄德罗也大声疾呼:“要真实，要自然，要古人，要索福克勒斯.”因为在他看来，古人的戏剧“服装真实，语言真实，情节简单自然。

”
贺拉斯在对传统的认识上，与现实主义是息息相关的。

贺拉斯是奥古斯都时代的一个诗风的改革者。

他的《上奥古斯都书》素有“古典主义的宣言”之称，但是，他却开宗明义地批判了“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的“复古派”理论，认为“要是赞美古代作家，而吹捧得过火，说他们不可比拟，那就大错特错”。

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人不是爱好和赞美死人的天才，而是蔑视今人和新事物，攻击新的时代”。

其现实主义的立场昭然若揭。

而他之所以又主张学习古代，遵循传统，则有三重含义，第一，学习古代与“模仿生活”的现实主义原则并不相违。

因为他要学习的传统，是指艺术对现实(自然)的模仿的现实主义传统。

第二，把继承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诗艺》里说道:“你应该遵循传统，要贯彻始终”。

他还表示自豪，“没有一种诗体罗马人不曾试过，敢于不涉希腊的后尘，是值得称可的，他们自辟蹊径，不论用悲剧或喜剧劝善惩恶，总是把祖国的丰功伟绩颂赞讴歌。

”可见他极力主张鼓励创新和对传统典范的突破，并把这作为文艺的真正楷模和最高要求。

第三，我国的西方文论史书上，大都引用《诗艺》中的“朋友，请你日日夜夜揣摩希腊典籍”这句话，作为贺拉斯论证古典主义的主要依据。

其实，这只是断章取义。

因为在这里，他讲的是揣摩诗的韵律，要诗人努力学习古希腊的韵律，这大概是贺拉斯最“古典主义”的主张了。

不管这一主张有多大的保守或局限性，我们也不能因此就以点盖面，把他划人古典主义的阵营。

客观地评价，贺拉斯在对待传统的向题上的认识和论述，达到现实主义前所未有的商度，即使是后来的朗吉弩斯，狄德罗也没有超出他。

所以，他的这些思想，特别是对继承与创新的辩证观点，有着不可低估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即使在今天也未失去其意义.
“合式原则”和“合理原则”的提出是贺拉斯对现实主义理论继承和贡献的又一方面。

文艺理论，既要解决文艺的基本问题，总结文艺的一般规律，规范文艺的方向，也要制定文艺细则，从而有效地指导文艺创作。

在贺拉斯的《诗艺》中，对文艺创作细则的论述，一般地称作古典主义的“合式原则”和“合理原则”.[⑩]但是，仔细分析起来，它们也都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精神，这是贺拉斯对现实主义理论继承和贡献的又一个方面。

这只要将此与亚里斯多德的有关论述加以比较即可一目了然。

亚里斯多德戏剧理论中有名的“有机统一说”，实际上是贺拉斯的“合式原则”的原版。

《诗学》中说:“诗人在安排情节推敲措词时，务必心目中有剧中情境在，唯有了然在目，仿佛身临其境，他始能发现何者为宜，断不至于忽略了矛盾。

”并在《修辞学》里也有同样的思想:“风格不应低于主题，也不应高于主题，风格必须切合主题。

譬如，诗的风格可能是高昂些，但它到底不切合散文的演讲词。

”再看《诗艺》中:“条理的优点和美，要是我没有胡猜，在恰好此时说出你所应该交待。

”这旨在要求叙述与题材的合式。

“喜剧的主题不能使用悲剧的诗……让每种题材守住指定的适当场所”则强调了主题与体裁风格的一致。

还有对白诗、性格与人物身份，年龄等的相宜，以及对传统题材和传统性的切合的要求，都是对亚里斯多德理论的阐发，与亚氏的理论大同小异。

故而我们应从现实主义的角度重新认识贺拉斯的“合式原则”。

同样“合理原则”源于亚里斯多德的理论。

亚里斯
多德主张情节要合情合理，贺拉斯步其后尘，也重视情节的合理，要求情节要清楚，可信，简沽，情节发展必须合情合理摈弃不合情理的因素。

后世的法国现实主义理论家狄德罗，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祟尚古代剧作“单指的结构，一个前后贯穿的情节”，反对枝节蔓延。

必须承认，在其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方面，贺书斯前不如亚里斯多德，后亚于狄德罗，但他的《诗艺》和《上奥古斯都书》也不乏现实主义的真知灼见.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理论上接亚里斯多德，后启文艺复兴与狄德罗，并且在古代的影响远远高于亚理斯多德，所以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上，他不仅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现实主义理论的莫基人之一。

因此我们应该把他在西方文论史上的牌位从古典主义崖庙堂移进现实主义的圣殿。

《诗艺》是贺拉斯文学和美学思想的集中反映，它探讨了诗歌的创作、批评以及诗人修养等方面的问题。

对近代欧洲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不小的影响。

它最重要的贡献是强调对希腊传统的学习，这一点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诗人所继承并发扬，并成为文艺复兴的一面旗帜。

他对后世的影响也通过文艺复兴得以继续和发扬。

[j]
我个人并不否认贺拉斯对古典主义的影响，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确实从《诗艺》里吸收了不少的东西，作为其理论来源。

“三一律”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贺拉斯《诗艺》中对古典主义强调的产物。

“三一律”对文学戏剧等多方面的创作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连法国电影大师梅里爱的电影由于剧情基本不离开古典戏剧“三一律”，观念过于固定化，终于在无情的市场竞争中被裁汰出局，而他本人也应此破产以至沦落街头。

[k]亚里斯多德也同被法国古典主义者所崇尚，而人们并没有把他当作古典主义理论家来看，却把这顶桂冠给予了贺拉斯。

但是，文论家的影响都是多方面的。

要对其进行质的规定并确定其在文论史上的地位，则应看主流。

所以说贺拉斯对古典主义产生过影响尚且可以，但是认为他是一个完全的古典主义者我认为却不甚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