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首

论自首自首制度以其在刑法中的重要地位而倍受刑法学界的高度重视。

学者们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然而，也有一些问题长期困惑着人们。

其中，关于什么是自首就是一个莫衷一是的理论问题。

对此有人理解的宽泛一些，认为自首“指触犯刑法，向有关机关自动投案，如实供认自己的罪行”；有人则理解的较窄一些，认为自首“通常是指犯罪事实或犯罪人被发觉前，犯罪人主动向司法机关告知自己犯罪的事实并表达出愿意接受审判的意思表示”。

（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三卷）第315——316页）。

尽管新刑法已对自首从法律的角度作出界定，但由于理解上的不同，这样一些理论分歧并未从根本上完全消除。

故本文拟对自首的本质进行粗浅的分析，并以此为据对自首的概念进行尝试性的揭示，以就教于大家。

一、如何认识自首制度的本质本质是揭示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范畴，它隐藏于事物的内部，必须利用科学的方法才能予以揭示，否则就会事倍功半。

对自首制度的本质进行研究也不例外。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有的学者认识到这一点，但在揭示这一制度的本质时，却恰恰停留在现象的认识上，而未深入到它的背后去寻找具有决定意义的内在联系；如有人认为：“自首的本质在于犯罪人犯罪后自己把自己交付国家追究。

”（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三卷）第318页）。

显然，这仅是对自首现象的简单概括；其无法解释在一定条件下，送子女归案也视为自首的现象。

为了避免产生如此缺憾，笔者认为对自首制度的本质应当作以下三个方面的概括。

第一，自首制度决定于刑事政策，即自首具有政策本质；这是因为，法律是政策的条文化、规范化和具体化。

我们党和国家长期以来在刑事政策上始终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以此达到教育、挽救和瓦解犯罪分子，争取多数，打击少数的目的。

我国刑法正是以这一刑事政策为依据，对自首制度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

因此可以说，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从较深的层次说明了自首在刑事立法上得以存在的原因，从而成为自首制度的政策本质。

第二，自首制度是根据犯罪分子主观恶性具体情况的不同而设立的一项刑罚制度，因而具有心理学本质。

从犯罪心理上讲，主观恶性是犯罪人主观上的反社会性。

它构成犯罪人主观心理结构中的一个方面。

除此以外，犯罪心理结构中还存在着一定的正常心理因素，其与主观恶性共同形成犯罪人的矛盾心理结构。

不同犯罪人的这种矛盾心理结构在稳定性上是不相同的，由此所致，犯罪人犯罪后的心理状态及客观行为表现也有所不同。

主观恶性不深的犯罪分子犯罪后往往在心理上存在恐慌、追悔莫及的心理；因此当有机会获得较轻处罚时，他们的犯罪心理结构会很快松动，并在客观上表现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

从这个意义说，自首制度在刑事立法上的确立为犯罪人的犯罪心理结构的松动提供了客观条件，从而对教育、挽救、瓦解犯罪分子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这一点已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所证实；我们党和国家也正是总结了这一实践经验而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作为一项刑事政策来指导刑事立法，在刑法中以专节规定了自首制度。

由此可见，对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进行改造，使其犯罪心理结构得以松动乃是自首制度得以确立的更为深刻的原因，因而是自首制度的又一客观本质。

也许有人会问，现实中有些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投案自首并非有悔罪表现，而只是想逃避较为严重的惩罚，对此如何用自首的心理学本质进行解释？其实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并不困难。

从我国刑法规定中可以看到，对自首犯所采取的处罚原则是“得减主义”，这正反映出自首制度对主观恶性不同的犯罪人具有不同的意义，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自首制度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第三，以高效率低成本侦查、审判犯罪的要求是自首的效率经济本质。

自首制度古来有之。

在中国历史上，自首制度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

秦律就已将自首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确定下来。

然而，当时的统治阶级受其阶级局限性的制约，是不可能从改造人类的角度去认识自首制度的。

由此可见，自首制度应有其一般本质属性。

而要探索这一本质，就应从不同社会法律制度的共同本质原因方面去寻找答案。

有幸的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已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并揭示出这一共同原因就是一定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

详言之，无论是法或它所体现的统治阶级的意志，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物质利益关系）所决定的。

我国社会主义法也不例外。

社会主义法律的制定要服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要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各种物质利益关系以切实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

（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第45、46、51页）刑法的制定同样也要受这一本质规律所制约。

这是因为在与犯罪作斗争的过程中，国家要投入大量的财力以保护集体，个人的权益并从根本上保护自身的安全和秩序，于是就产生了如何将国家有限的财力在保护社会的过程中合理、高效地进行分配的问题。

如果不进行“成本核算”，将过多的财力用在犯罪的侦破之中，势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过度耗费，并在客观上增大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无疑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而从刑事立法上对自首制度加以确认，就会鼓励犯罪人自动投案，于是在客观上就提高了侦查、审判效率，节省了财力支出。

从这个意义上讲，提高诉讼效率，正确处理经济关系乃是自首制度在刑事立法上得到确认重要原因之一。

对此有关司法解释给予了充分的说明。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视为自动投案。

”这一司法解释正是从高效、经济的角度对自首制度的本质所作的科学阐释。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自首制度的本质在客观上存在着政策本质、心理学本质和效率经济本质三个方面的内容。

自首制度的这三个方面的本质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形成了自首制度本质的有机体。

首先，自首制度的政策本质是从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上来说明这一制度的内在联系。

而自首制度的心理学本质，是从自首制度的功能方面对这一制度的本质所作的揭示。

它从较深层次说明我国自首制度所具有的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功能属性；自首制度的效率经济本质则从更为深刻的层面透视自首制度在保护社会经济方面的作用，使我们看到自首制度在阶级社会始终为不同的政权服务，成为统治阶级巩固自己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要法律手段。

其次，虽然自首制度的三个方面的本质各有侧重，相互区别，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的结合点就是高效地与犯罪斗争的需要。

其表现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本质在教育、挽救和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体现出其打击、预防犯罪的重要价值；自首制度的心理学本质则指出我国自首制度所具有的科学依据，为正确立法，充分地利用自首制度与犯罪斗争提供了理论根据；自首制度的效率经济本质为高效地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打击犯罪提供了保证，使国家可以利用更多的财力对犯罪进行有效的预防。

二、如何认识自首概念的内涵79年刑法虽然用专节规定了自首制度，但未从法律上对自首作出界定；1997年，我国对79年刑法进行了修订，于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同时还在该条第二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从目前来看，学界对自首的这一法定定义的认识尚不统一。

在此，笔者根据自首制度的本质从理论上谈谈个人的一点粗浅看法。

首先，自首成立的前提条件是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

这是认定自首的关键所在。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自动投案的表述尚存值得探讨之处。

比如有的教科书指出：自动投案一般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以后，犯罪事实未被发觉之前或者犯罪事实已被发觉而犯罪人未被发觉之前，或者犯罪事实和犯罪人均被发觉，在司法机关在司法机关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前，而主动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罪行的行为。

还有人认为：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人于犯罪之后，自动向司法机关，或者向就近的有关机关、单位及有关人员投案，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于所投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候交待犯罪事实的行为。

上述关于自动投案的表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本质属性，但并不能涵盖自动投案的所有情形。

如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一定条件下犯罪嫌疑人非出于主动而投案的，也视为自动投案；由此可见，欲对自动投案进行科学准确的表述，就应根据自首制度的本质和有关刑事立法的规定来对之加以全面的概括。

据此，笔者认为自动投案应当是指犯罪嫌疑人于司法机关、其他组织、个人对之采取有效强制性措施前，以自己的行为使自身受控于司法机关，等候司法机关依法处罚的行为。

自动投案的这个定义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自动投案是犯罪嫌疑人于司法机关、其他组织、个人采取有效强制性措施之前，以自己的行为使自身受控于司法机关的行为。

这表明：（一）自动投案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

这也就是说，即使是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自动投案的主体也是犯罪嫌疑人本人，而决非是他的亲友。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是犯罪嫌疑人以自己的意志行为完成投案过程的，并不是其亲友对之施以身体强制的结果。

（二）自动投案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犯罪嫌疑人以自己的行为受控于司法机关。

换言之，自动投案是犯罪嫌疑人在司法机关、其他组织或个人对其采取有效强制性措施前，受自己的自由意志支配而接受司法机关控制的行为。

这里，所谓强制性措施，是指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刑事强制措施和扭送措施。

因为，采取这样一些强制措施的结果是使犯罪嫌疑人被动归案，而诸如通缉等其他刑事强制性措施的适用，在事实上还未对犯罪嫌疑人有效地加以控制，犯罪嫌疑人仍处于逃避惩罚状态之中。

第二，对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因种种原因逃跑，而不等待司法机关依法作出处罚，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

这是因为，设立自首制度的本质原因之一，是为了提高侦查、审判犯罪的高效性、经济性，而犯罪嫌疑人自动接受司法机关的控制在先，又行逃跑行为于后，必然会导致国家要以很大的财力支出追捕逃犯，并还会造成案件审理的拖延。

因此对先投案，又逃跑的行为是不能认定为自首的。

其次，自首是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所犯罪行的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分子自动投案以后，如实交待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如仅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有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自首。

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如实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自首。

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表明，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的本质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