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关公精神的核心价值观
三国演义中的价值观
三国演义中的价值观
《三国演义》中包含多重价值观，主要如下：
1. 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价值观在全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罗贯中在书中的拥刘反曹倾向，显示出他对于正义和仁义的强烈向往与追求。
2. 忠诚也是《三国演义》中一个重要的精神文化价值观。
无论是刘备、关羽、张飞，还是曹操、孙权、诸葛亮等人物，他们都以忠诚为核心价值观。
总之，《三国演义》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并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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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文化背后的儒学价值观——关于关公信仰的解读
神文化背后的儒学价值观——关于关公信仰的解读神文化背后的儒学价值观——关于关公信仰的解读关公，姓关名羽，字云长，山西河东解良人，是三国时期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名将。
关羽的事迹，较可信的记载是《三国志》。
而广泛流传却是明初文学巨著《三国演义》及民间戏曲作品。
统观三国，名士如流，战将如云，除神机妙策的诸葛亮称“智圣”外，能称圣的就是关羽。
在民间的“道统”中，因其仁义，被尊为“忠义”之神;扬其勇义，尊为“勇武”之神;取其信义，尊为“善财”之神;爱其学义，尊为“尚学”之神。
形成与“文圣”孔子齐名的“武圣”，出现了信仰和崇拜关羽的“关公文化”。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桩奇事。
所谓关公文化，其实是中国儒家价值观，借助通俗小说普及，通过中国特有的文化结构表现出来的结果。
研究关公文化，可以探索上层传统精英文化“下放”到民间所经历的流变和折射出的文化现象过程，为破解神文化的秘密，提供一个重要的案例一儒家价值观贯穿关公文化的精神内核1、好习儒学经典《春秋》，是关羽被神化的理念前提无论是供奉关羽祠祀庙宇，还是史书古籍，关羽的塑像与画像多是头戴夫子帽，面色亦红，身着绿袍，孜孜不倦，一手捋长须，一手执《春秋》的形象。
《三国志演义》多处提到，戎马一生的关羽，常读儒经《春秋》，爱不释卷。
最动人的造型是在古城，他让两嫂居室内，自己秉烛达旦在户外读《春秋》。
另在第二十七回中胡班领令王植，欲以干柴引火烧死关羽时就曾窥见“关公左手绰髯，凭几于灯下看书。
”演义》中的故事带有浓墨重彩的艺术加工的话，他的喜爱《春秋》，如果说关羽在《学而不厌的精神则是真实的。
刘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在《江表传》曰:“羽好《左氏传》讽诵皆上口”。
《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中，当鲁肃代周瑜时，连关羽的对手吕蒙将军也评价:“关羽实虎熊也”，而且“斯人长而好学，读《左传》皆上口，梗亮有雄传，然性颇自负，好凌人。
”此外，专家还从其家学渊源，来佐证关羽的谙熟《春秋》的史实，在山西解州关羽故居出土记载关羽祖父的碑刻中，其祖父石磐，“公冲穆好首，研究《易传》《春秋》。
正气相感，关帝福佑
正气相感，关帝福佑在中华民间信仰中，关公是正气正义的化身，具有扶正祛邪，降魔卫道，拨乱反正，扬善去恶的无上法力。
关公精神的核心惟在一个“义”字，关公也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义”的完美实践者。
孟子云：“义，人之正路也”；韩愈云：“行而宜之之谓义”。
孔子云：“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意思是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没有固定的亲疏厚薄，没有固定的道德准则，一切都要以“义”为道德准绳。
孔圣人将“义”的内涵推到了至高的境界。
史书中的关公人格高迈，忠义无双，信义卓著，大义参天，因而经过历朝历代、儒释道教、朝廷民间的神化、圣化、美化，关公已成为中华民族“义”的化身。
《三国志》作者陈寿称其“勇而有义”，曹操称其“忠而不忘其主，真天下义士也”；《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称其为“义绝”，与“奸绝”曹操，“智绝”诸葛亮并称“三绝”；儒家先贤因关公熟读并践行《春秋》的“微言大义”思想理念，尊其为“中华武圣”，“文衡帝君”；佛教因其“忠义足以护法”，尊其为“伽蓝菩萨”、“护国明王佛”，“盖天古佛”；道家因其“正气浩然，气塞天地”，尊其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民间更是因其威灵赫赫，有求必应，尊其为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招财进宝，法力无边的“万能之神”。
关公是一千多年来中华人民意愿的共同现实反映。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文集》中说，在中华民间信仰中，关公、吕祖、观音菩萨，被称为“三大神明”，其中又以关圣捍患御灾，灵迹尤著，无论樵夫牧竖、婴儿妇女，无不知其名，颂其德，奉其祠庙，福则祈之，患难则呼之。
为什么会这样呢？蒲松龄总结出一句话：“威灵之入于耳者久，功德之入于心者深也。
”关公显圣神迹的大量涌现，是民间对正直忠义的英雄崇拜，祈望护国佑民的情感寄托。
神州各地星罗棋布的关庙碑文，正史、信史、文人笔记的记载，民间传说，口耳相传的灵异故事，升华了关公在中华人民心中的地位和形象，也让“善恶有报”、“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因果观念起到了警世劝善的社会功效。
探析《三国演义》中关羽之忠义精神
探析《三国演义》中关羽之忠义精神摘要：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其社会安定必须有多种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柱。
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中关羽的忠义精神就是一个鲜明的代表。
罗贯中对“忠义”的颂扬,主要是通过成功塑造关羽这一被清人毛宗岗称为“义绝”①的典型形象来实现的。
关羽主要是尽忠义于某一个人,就是他“先为朋友，继而兄弟，后为皇帝”的刘备，与华容道一故，还有较浓的知恩图报的思想。
在朝代交替和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关羽的这种忠义精神不仅在统治者手中沦为治邦强国的重要工具，而且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它也被视为在人际关系相处中一种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
历史潮流的浪潮不仅没有推翻和淹没这种精神，反而它变得更为高贵，本文就关羽忠义精神为中心展开论述。
关键词：社会安定《三国演义》忠义精神精神象征一、关羽忠义精神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必要条件1、“忠”和“义”的基本涵义以及忠义精神在关羽身上的体现忠、孝、仁、义,这是从两周以来就开始萌芽的封建伦理教条,儒家的开山祖师孔子把它们发展成伦理学说,而历代的儒家正统,为了服务于封建统治者,对于这些伦理观念作了更为系统的发挥。
所谓“忠”主要指君臣关系、主仆关系的纽带,是下属对上司的义务,即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②。
所谓“义”主要指比较平等的朋友关系,兄弟关系,从真挚的感情出发,丝毫不带有利诱和强制的性质。
早在司马迁修《史记》时,就以极大的热忱为朱家、郭解等游侠列传。
这些侠义之士,讲究信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仗义疏财,扶贫济弱,因此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和爱戴,当时有人在大庭广众说郭解不贤,马上被旁边的人割去了舌头。
可见“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了。
"忠"、"义"连缀现象至迟出现于东汉前期,内涵丰富,通常具有偏义复词"忠"、对君主"忠"与对乡里亲朋等同等级人"义"。
普通人民心目中的“义”是与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知恩图报、恩怨分明、忠诚守信等美德相联系的。
浅析关羽的“忠义”形象
但识人间无二主——浅析关羽的“忠义”形象摘要：关羽是一个忠义智勇兼备的英雄形象。
他是一位忠于蜀汉、知恩图报、义薄云天的豪杰；是一位英勇善战、智勇双全、威震华英雄，他一身正气、豪气冲天，为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重言诺、讲信义”的典范，“一言九鼎”的化身。
关键词：义薄云天忠贞不二、一身正气一、看忠义、品豪杰1 义薄云天、豪气冲天关羽一出场便显出英姿勃勃、豪气冲天之威。
“身长九尺三寸，髯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唇若抹朱，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
”［1］他之所以逃难江湖，是因为仗义为民除害，杀了倚势欺人的豪霸，这正是一个忠义神勇的将军的形貌。
他关羽与刘、张二人结拜时，时正国家政局动乱，战火四起。
他们“所以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发誓说绝不“背义忘恩”。
（《三国演义》第一回）他对于有心篡汉的“贼臣”义愤填膺，表现出了对邪恶行为的不可容忍。
“许田围猎”中关羽的表现便是生动的证明。
曹操骑爪黄飞电马，引十万之众，与天子猎于许田。
军士排开围场，周广二百余里。
操与天子并马而行，只争一马头。
背后都是操之心腹将校。
文武百官，远远侍从，谁敢近前。
当日献帝驰马到许田，刘玄德起居道傍。
帝曰：“朕今欲看皇叔射猎。
”玄德领命上马，忽草中赶起一兔。
玄德射之，一箭正中那兔。
帝喝采。
转过土坡，忽见荆棘中赶出一只大鹿。
帝连射三箭不中，顾谓操曰：“卿射之。
”操就讨天子宝雕弓、金鈚箭，扣满一射，正中鹿背，倒于草中。
群臣将校，见了金鈚箭，只道天子射中，都踊跃向帝呼“万岁”。
曹操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
众皆失色。
玄德背后云长大怒，剔起卧蚕眉，睁开丹凤眼，提刀拍马便出，要斩曹操。
玄德见了，慌忙摇手送目。
关公见兄如此，便不敢动。
玄德欠身向操称贺曰：“丞相神射，世所罕及！”操笑曰：“此天子洪福耳。
”乃回马向天子称贺，竟不献还宝雕弓，就自悬带。
围场已罢，宴于许田。
宴毕，驾回许都。
众人各自归歇。
云长问玄德曰：“操贼欺君罔上，我欲杀之，为国除害，兄何止我？”玄德曰：“投鼠忌器。
中国人的忠义精神：惟正是忠,为正而义
中国人的忠义精神：惟正是忠，为正而义作者：来源：《新传奇》2018年第09期关公之忠义就是“惟正是忠，为正而义”，关公的这种忠义观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依然具有时代的意义。
我们必须像关公一样忠于自己的国家。
国家不仅意味着每个人的生命之根，文化之源，也意味着每个人的命之所系，心之所向。
今年是戊戌狗年。
中国传统文化中，狗是忠诚、勇气和义气的象征。
而提起忠诚、勇敢、义气，则不能绕过关公。
关公被推举为忠义型财神“财神”出现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朝，既无姓又无名，更没有具体的职能分工。
到了明代，才形成种类齐全、各司其职的不同财神。
明代以来，人们把比干、范蠡称为文财神，把赵公明、关公称为武财神。
比干为商纣王叔父，由于仗义舍去了自己的私心，剩下的都是公心，便被民众尊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文财神。
范蠡帮助勾践成就了霸业，渡海到齐国经商，成了富豪。
后人敬仰他的经营智慧，把他尊为财神。
晋代《搜神记》中，赵公明为专取人性命的冥神。
陶弘景《真诰》中说，赵公明为致人疾病的瘟神。
明代的《封神演义》问世，赵公明成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职责是专司金银财宝、迎祥纳福。
从此，赵公明从冥神、瘟神“转正”做了财神。
关羽的传播源头在《三国演义》，此书作者把他颂为“忠义勇武、坚贞不二”的化身，有“武王”、“武圣人”之尊。
到了当代，他尤其被商店、宾馆、酒楼等行业侍奉为财神爷和保护神。
清朝中叶，遍布大江南北的晋商在生意场上如鱼得水，晋商们为了寻求统一的精神支撑，纷纷将老乡关羽供奉在全国各地的晋商会所。
政府的大力推崇，加之商贾的铺张祀奉，关羽被神化的等级迅速攀升。
到了清末民初，全国关帝庙成千上万，几乎村村都有关帝庙。
在诸多“神力”中，关羽的财神功能越来越得到强化。
但关羽是汉族忠臣形象，当时代进入清朝，他是如何被皇朝政府正式接受并大力推广的呢？其实早在满族入关之前，《三国演义》已被翻译成满文作为贵族内部政治和军事的教科书，抚顺满清皇宮内就建有关帝庙，努尔哈赤自比刘备。
以“忠义”为核心的关公道德文化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
以忠义为核心的关公道德文化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关羽作为《三国演义》极力塑造的一个英雄形象，历来被人所熟知。
在他的身上闪烁着许多与众不同的英雄气度，如：忠贞不二、义重如山、智勇双全、武力超人等等。
而在那种种英雄气度中，关羽之义是居于首要地位的，它具有最为丰富的内涵。
《三国演义》的作者所要表现的关羽之义是一种比泰山还重、比生命还贵的义，它是关羽形象塑造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羽之义源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但受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它又具有了与传统儒家思想不同的新的内涵。
旧的传统与新的内涵的交织就使得关羽之义表现出来一种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首先体现在：关羽之义不是单一存在的，它含有多种成分。
经由历代学者不断的总结概括，我们可以得知：它其中的成分主要有忠、礼、情、信、仁、侠等。
这些不同的成分紧紧围绕义这个中心，与义相结合，从而构成了关羽之义的多个立体面，即：忠义、礼义、情义、信义、仁义、侠义等。
这些义的不同内容彼此作用、相互影响，从不同层面、各种角度丰富了关羽之义，使关羽之义作为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平面而存在。
其中，它与忠的关系：最为复杂：大多数时候，关羽的义中含有忠的成分，关羽的义是一种涵盖了忠的内容的义。
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刘备的感情中。
刘备对于关羽来说既是义兄又是君主，就如书中第二十六回所说的，他们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的关系。
所以在刘备那里，关羽的义与忠是统一的、和谐共处的；但有时，关羽的义与忠又是相背离的。
这主要体现在他在处理与曹操关系时的所做作所为中。
从忠于汉室、忠于刘备的立场来说，曹操是他的敌人，但从个人情感的立场来说，曹操是赏识他、认同他的知己。
所以，在面对曹操时，其义与忠难免会产生矛盾，难以两全。
而关羽的义与忠这种即对立又统一的复杂关系也正是关羽之义复杂内涵的核心内容。
《三国演义》所宣扬的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观念主要是通过关羽这一典型人物表现出来的。
关羽身上所具有的道德品质可以说就是《三国演义》所要表达的文化精神的一个最好缩影。
《三国演义》关羽忠义形象的双重特征
《三国演义》关羽忠义形象的双重特征《三国演义》关羽忠义形象的双重特征《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与诸葛亮、曹操被称为“三绝”。
作者精心加工了一个个传奇故事，对关羽的传奇经历浓墨重彩，成功地塑造了关羽“精忠贯日月，大义薄云天”的忠义形象。
但同时由于封建时代的局限性，关羽的忠义思想中又包含有诸多复杂的负面因素。
一、关羽忠义观的正面效应1、舍生取义的精神。
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可见儒家的荣辱观认为生存必须“以义为上”，把人的道义价值看作高于物质利益，同时强调要把道德原则转化为行动主体的道德动机。
关羽就是这种舍生取义精神的历史典型代表，为了成全忠义，他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儒家强调“主忠信”，要求对君主忠诚不二、对兄长忠义、对朋友信义。
关羽自幼读书，学春秋大义，深受儒家忠义、仁义思想的影响。
关羽认为:“生不能报国家，而背其兄，徒为人也!”桃园三结义，其誓词“同心协力，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就体现了关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在三国演义败走麦城的章节中得到充分表现。
由于樊城未能及时拿下，曹操又遣大将徐晃率军救援，致使进攻受阻，孙权则乘虚袭夺荆州，关羽腹背受敌，北伐失败，退守麦城。
虽然自己已然负伤，但关羽仍企图夺回荆州，面对敌将仍勇敢迎战，绝不投降东吴。
面对东吴诸葛瑾劝其识时务者为俊杰，早日归降时，关羽义正辞严拒绝。
关羽的忠义形象闪耀出愈加夺目的光彩。
2、蔑视荣华的气节。
义、利关系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一个主要论题，也是其伦理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追求荣华富贵是人的初始本能，儒家贵义贱利认为“义”重于“利”，反对见利忘义，索取不义之财，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关羽从桃园结义直至战死沙场，长达35年的岁月里，在当时社会混乱，王室衰微，群龙无首的形势下，他始终忠实蜀国，至死不渝，视金钱如粪土，不贪图个人富贵荣华，不舍弃义这个根本去追求富贵，不因为贪图安逸的生活而放弃对义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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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关公精神的核心价值观[摘要] 关公是穿越了中国历史数千年依然被广为敬仰的道德额偶像，在后世附加给关公的高尚品质中，囊括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优秀的品质：忠、义、仁、勇、礼、智、信等内容，其中，最为中国人敬慕的是他“义”的楷模与化身。
本文探讨了中国人对“义”的理解与关公何以称“义绝”以及对其信仰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关公义关公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也是最具完美人格的道德英雄，对关公的崇信和敬慕是中国历史中最为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
他从群雄纷争中的一名武将到武庙主祀，从封建社会中后期的道德楷模到士农工商、帝王将相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
为何中国历史会穿越千年数代共同塑造了这样一个英雄？又是何原因使关公信仰经久不息，至今传颂呢？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关公被封为“忠惠公”开始，关公被历代统治者尊崇，神格地位不断飞升，到清德宗光绪五年(1879年)其封号已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可见其神格地位之崇高。
从关公封号的不断攀升中可以看出，在后世附加给关公的精神品质中，基本囊括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优秀的品质：忠、义、仁、勇、礼、智、信等内容，正是这些中国人所最为推崇和敬慕的高贵品质在关公身上的集中体现，使其成为道德准则的最高表率。
而这将近二十个封号中，与“义”相关的就有六个：北宋宣和五年敕封“义勇武安王”，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封“壮缪义勇武安王”，南宋淳熙十四年封“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元文宗天历元年封“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清道光八年被崇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
康熙四十二年康熙皇帝还为其御书“义炳乾坤”匾以赐。
不难看出，在后世附加给关公的精神品质中“义”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份额。
一、“义”的含义“义”，作为一种范畴和理论，是中国古代最常用的一个道德概念，是做人的最高标准。
那么，什么是“义”呢？一般而言，“义”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表现，指公正、合理而应当的德行和道理。
孔子最早提出了“义”，却始终没有给“义”一个准确的概念，他只说：“义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这句话是说：君子对于天下一切事情，没有一定要怎样做，有没有一定不要怎样做，只要怎样做才合理，便怎样做。
”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 就是说：“有德行的君子，所说的话不一定全部履行，所做的事不一定都有结果，但只要所说所做遵询于‘义’。
那么，何谓合理？何谓不合理呢？又如何将所说所做遵循于“义”呢？《吕氏春秋·察微篇》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春秋时期，鲁国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见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他们肯出钱把人赎回，国家就会给他们以赔偿和奖励。
这道律法使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得以重返故国。
孔子的弟子子贡从国外赎回很多鲁国人，但却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因为他认为这是“义”举，不需要国家的补偿，他情愿为国分担赎人的负累。
但孔子却指责子贡此举祸害无穷。
孔子认为：原先的法律，所求的是人们心中的一个“义”字，只要看见落难的同胞时能生出侧隐之心、且不克服困难去赎人，那他就可以完成一件善举。
事后国家会给他补偿和奖励，让这个行善举的人不会受到损失，而且得到大家的赞扬，长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子贡不向国家领取补偿，固然让他为自己赢得了更高的赞扬，但是同时也拔高了大家对“义”的要求。
往后那些赎人之后去向国家要钱的人，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可能会被国人指责和唾骂，使其再不愿做赎人之事，所以子贡此举不但不是“义”，反而是不“义”。
由此可见，“义”的概念是抽象而又模糊的，连圣人们对“义”也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合理与不合理，“义”与“不义”似乎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甚至有时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理念中，“义”与“情”是相通的，“义”更多的是“情”，合情却不一定合理合法，却合乎于“义”。
二、关公何以被尊奉为“义绝”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关公被敕封为“义勇武安王”，关公崇拜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沉寂期后被予了新的伦理价值和道德观念，关公被美化、圣化和神化的过程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此时尊关公为“义勇”有着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
“安史之乱”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混乱局面。
暴至富贵的五代军阀公然喊出“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为之尔！”自汉朝以来历代儒士和君王反复倡导和竭力维护的专制统治秩序荡涤殆尽，重建封建等级秩序是统治者首要的政治任务，于是自上而下掀起了一股重整儒家纲常的思想文化潮流。
关羽正是在这种政治需求中被赋予儒家纲常伦理的实践者和维护者的角色，被重点塑造和推崇。
北宋郑咸在《元祐解州重修关庙记》中说“ 方汉之将亡，曹孟德以奸雄之资，挟天子以据中原，虎视邻国，谓本初犹不足数，而况其下哉？独先主区区欲较其力，而与之抗，然屡战而数败矣。
士于此时，怀去就之计者，得以择主而事之。
苟不明于忠义大节，孰肯抗强助弱，去安而即危者？” 南宋南涛在《绍兴重修庙记》中也强调“王当汉末，天下扰攘，因遇蜀先主，为左右御侮之臣。
王忠义勇烈出于天性。
每摧锋破敌，所向无前，后世虽牧竖田夫，无不知其善战：此一端耳。
初曹公之得王也，拜为偏将军，礼遇甚厚。
及刺颜良于东郡，曹公即表王汉寿亭侯，优加赏赉。
虽蒙曹公厚恩，王终无久留之态。
此其去也，尽封宝货，悬印绶，拜而告辞。
此忠义大节，又非战勇可方。
”由此，尊奉关公的价值取向逐渐从英勇善战转移到恢复汉室、忠义大节上来。
在统治阶层对关羽道德楷模形象地再塑造过程中，宋元时期空前繁荣的民间艺术形式也为关羽人格魅力的重塑和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并对民众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在宋代盛行的“说话”艺术和“弄影戏”中，关公开始从“说三分”所讲述的众多三国人物中逐渐脱颖而出。
宋人张来在《明道杂志》中记载，当时人们在看到“斩关羽”之际，都”辄为之泣下”。
元代对关羽的美化、圣化和神化，较两宋更为深入，更为扩大。
借助在元代兴盛起来的“杂剧”和“平话”，关羽的忠、信、义、勇被描写得更加具体、丰富和生动、形象，关公亦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崇拜和效仿的道德楷模。
明清两代，是将关公圣化、神化的巅峰时期。
雍正皇帝一段话，把孔子为圣、关公为神的显赫身分，以及海内外上至皇族、下至村夫百姓对关公的敬仰之情表述得十分贴切：自古圣贤名臣，各以功德食於其土。
其载在祀典，由京师达於天下，郡邑有司岁时以礼致祭者，社稷山川而外，唯先师孔子及关圣大帝为然。
孔子祀天下学官，而关帝庙食遍薄海内外，其地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陬海隅村墟穷僻之壤，其人自贞臣贤士仰德崇义之徒，下至愚夫愚妇儿童走卒之微贱，所在崇饰庙貌，奔走祈禳，敬畏瞻依，凛然若有所见。
盖孔子以圣，关帝以神。
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在他的《三国演义》中，把关羽塑造成了忠、义、信、勇集于一身的完人、圣人和神人。
自此，关羽至忠、至义、至信、至勇的形象，随着儒家学者的推崇和《三国演义》小说的广泛传播，使这些本不易全部具备的完美品质神话般地在关羽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使关羽成为超越阶级、阶层而成为全社共同崇拜的典范和楷模。
三、“义绝”精神的现实意义毛宗岗曾评说关公是“堂堂正正，凛凛冽冽，皎若青天，明若白日”，关公作为广泛认同的“义”的化身和载体，使“义”变的具体化、形象化了。
在关公精神的诸多品质之中，其信仰的核心是一个“义”字。
关公是“义不负心”的楷模，是“义薄云天”的典范，是“义绝”的至高境界。
桃园三结义，萍水相逢、志同道合的异性兄弟誓曰：“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其后，关公用一生诠释了对誓言的忠贞和坚守。
千里走单骑，关公为“义”而降，并约事三章，他用德、行书写了人格的光明和磊落。
义释曹孟德，关公坦然面对生死，甘愿以生命印证“舍生取义”的慷慨和悲壮。
在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情义”是最重要的做人原则。
“无法无天”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甚至于“无法无天”是蔑视权贵和与不平等社会制度的抗争的英雄，但“无情无义”则绝对要被摒弃于社会之外，被世人唾弃。
金庸先生甚至认为：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
《左传》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而不废,此之谓不朽。
”关公是不朽的，不朽的不仅是其随着中国人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的庙宇造像，更是其信仰中不朽的“义”理和精神。
其强大的道德力量和精神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道德观念，不仅在历史上有其地位和价值，对今天也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义”的道德化，“义”的信仰化，不仅能够支配、修正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更能够展示整个民族的崇高和尊严。
对于个人而言，崇高的道德信仰，不管是宗教性的还是世俗性的，都能形成个人行为的指南，塑造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理想人格。
对于社会而言，优秀的道德品质，可以净化风气，培育良好的发展环境，保障社会发展的稳定向前，促进完美、和谐社会的构成。
四、结语不可否认，关公是中国历史上完全由人为塑造的“人造英雄”，但先贤塑造的更是一种人格力量和道德精神，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精神寄托。
关公信仰没有宗教般繁文缛节的教义，却不失丰厚的精神内涵。
仅凭口耳相传，却延绵千载，生生不息。
它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它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集力之中，是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积淀和形成的独特而伟大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1]（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12月.[2]（清）于敏中等编撰《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3] 伍志燕《对孔子伦理范畴“义”的解读》《理论与现代化》2008年第5期.[4]胡小伟《关公崇拜溯源》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