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方艺术终结论

内容摘要“艺术终结论”肇始于黑格尔，丹托的“贡献”在于“发现”并“印证”了艺术终结时刻的到来；德文“终结”一词不单意味着“死亡”，它具有复义性：既有“取消”、“结束”之义，又与“开始”、“再生”相互联系在一起；“艺术”这个术语是近代启蒙现代性的产物，而现代艺术的创新意味着对以往艺术的颠覆，使“艺术”的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艺术终结论”不仅仅是现代艺术的危机，更是现代性的危机，彰显了西方现代人对于自己的处境与遭遇的生命追问；艺术是个人主义的专区，不是纯粹的媒介事件和现象，我们不能将其命运简单地交付给时代；艺术应担当起将沉沦的个体从物化的文化氛围中解放出来的重任，以维护着人类自身的发展。

关键词：黑格尔；文化；终结；艺术；现代性危机；艺术终结论浅谈西方“艺术终结论”丹托等人提出的“艺术终结论”，自当代欧美文化内部“自发”地、“内源式”生成之后，随着愈演愈烈的“全球化”进程，它迅速“介入”了非西方文化区域，特别波及到东亚、南美和北非等地区，成为当代艺术理论研究和文化研究一个热点，成了一个“全球化”的现实话题和学术话题。

“终结”的本义是什么？中国是否也遭遇了艺术的终结？艺术“终结”于何处？“艺术”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它存在着一个“标准形态”吗？它又何以“终结”呢？“艺术”能“终结”吗？我们如何重新建立并坚守艺术对于现实的精神联系？一般认为，“艺术终结论”的始作俑者是黑格尔，丹托提出的“艺术终结论”，一方面是基于西方艺术史的发展观念历程而言，另一方面则是从黑格尔那里获得了艺术的终结的灵感。

丹托的“贡献”不过是“发现”并“印证”了为黑格尔所预言的那个艺术终结时刻的到来。

那么，我们怎样理解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呢?“终结”是否意味着“死亡”呢？这是理解“艺术终结论”的重要前提。

这一问题产生于黑格尔、丹托等人的悖论式表述方式，而使他们的论断有多种阐释的空间。

人们注意到，黑格尔一方面说“我们现时代的一般情况是不利于艺术的”，“艺术对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在浪漫型艺术的发展中却形成了终结”；另一方面，黑格尔又说“可以希望艺术还会蒸蒸日上”，“要完成这个艺术之宫，世界史还要经过成千上万年的演进”。

类似的，丹托一边说“艺术随着它本身哲学的出现而终结”，一边说“艺术会有未来，只是我们的艺术没有未来。

我们的艺术是已经衰老的生命形式”；“我的声明绝对不是说艺术将要被停止创作了！艺术终结之后还是有大量的艺术被创作了出来”。

其实这也就是说：“艺术的终结”，其“终点”又往往意味着“起点”，意味着新生命的萌芽。

那么，中国是否也遭遇了“艺术的终结”？如果是又“终结”于何，它又将走向何方呢？朱国华认为，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可分解成两个命题：其一，艺术是否“仍然是对我们的历史性此在来说决定性的真理的一种基本的和必然的发生方式”?这实际上首先讨论的是艺术与真理的关系，艺术的认识论问题。

其二，艺术是否会消亡?这里实际上谈论的焦点是艺术的发展、艺术的功能、艺术的实践论问题。

这里，朱国华指出了黑格尔“艺术”观念中渗透着的辩证思想：一方面，艺术作为“一般”，它是一种与人类共存的精神与情感需求，不会终结。

另一方面，艺术作为“特殊”，它是一种与社会历史实践相结合的有着具体价值功能及形态样式的精神载体，它的确又会随着时代的变迁，技术的更新，新媒介的运用等因素而变化甚至消失，这种“艺术”是可能消亡的(比如古希腊神话)。

个人认为，黑格尔在这里不是对某个特定时期作判断，不是强调某种艺术范式或外在机制的转换或消亡，而是对整体的艺术下判词：“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1.艺术的哲学化。

艺术被哲学的“观念世界”所代替，成为纯粹“思”的事件。

2.艺术的理想时代已经过去了。

3.“过去”了的艺术没有终止或消亡，而依然是一种心灵的需要和显现的模式，但已经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

应该说，这一理解比较贴近黑格尔的本意。

黑格尔所谓“艺术的终结”，用美国哲学家丹托的话说，“并不是说艺术已停止或死亡，而是说艺术通过转向它物——即哲学，而已经趋向终结”。

也就是说，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所谈论的，不是关于艺术的生产，而是关于艺术与我们（人类）的关系；艺术的使命业已完成，不再像早期那样是我们的生活的必需品而具有崇高的地位，它完全疏离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宗教生活；艺术已经转换为观念，人们只是从哲学上、思辨性上来对艺术加以认识；当艺术走到这一步时，就是艺术的终结。

同样，丹托实际上是在叙事的意义上使用“终结”一词，意在宣称某种故事的结束，其所谓艺术的终结“不是指艺术本身停止或死亡了，而是指艺术史的某种叙事内在地终结了”。

有学者则指出，从哲学的视角来看，现实中的“艺术”可能“终结”于“观念”，或回归到“身体”，或是回复“自然”，一言以蔽之，“艺术与生活同一”；当然，未来艺术的这些走向只是猜想而已，可以确定的是，艺术总是某种“过去的事物”，其“终结”是必然的。

其实，“艺术终结论”不仅涉及上述对于“终结”一词的理解，还涉及到对于“艺术”的理解。

丹托指出，“艺术”这个术语是近代的观念的产物。

我们今天视为艺术的东西，在远古、在历史中都不被看作“艺术”的，是逐渐被历史中存在的人建构起来加以认识的。

由此形成了近代艺术史学的建立和发展，成为一门通过观念来建构艺术的历史的认识的学科。

而被意识与观念激活了的历史中的人则被观念推动着，创造、创作着艺术。

艺术从之前的文化和语言框架内的“艺术”，逐渐走向文化和语言框架外的“艺术”，直到现在变得以视觉艺术为主体，而诸如文学、音乐或者表演艺术则成了当代艺术的配角。

那么这对于中国是否是一场文化危机呢？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如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在中国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与文化的交融、渗透日益广泛和趋于深入。

一方面，日新月异的科技介入使文化创造和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空前加大；另一方面，技术理性在现代社会统治地位的确立，则使曾高居“象牙塔”中的文学艺术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

“视觉文化”的兴起，成了当今文化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

这是一种在电子传媒推动下立足于视觉因素，以“形象”或是“影像”主导人们审美心理结构的崭新文化形态，它似乎将已有的文字的传统阐释功能和表现功能排斥殆尽，使文学沦陷到了“边缘化”的位置。

与以高贵、优雅、严肃、庄重为内核的纯文学的沦落同步的，是以狂欢、平面、虚浮、感性至上为特征的大众审美趣味的高扬——图像、影像、视觉文化已然成为当今文化生活中的“关键词”。

无论是“机械复制”时代，还是在“电子媒介”时代，我们都同样看到，技术逻辑使艺术作品降为文化用品，成为一种消费的符号。

“人们内心深处的反应，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感到已经完全物化了，他们感到自己特有的观念是极为抽象的，他们感到个人特有的，只不过是洁白发光的牙齿以及汗流浃背卖命劳动和呕心沥血强振精神的自由”。

现代人成了“那些能看见却听不见的人”，他们相互盯视，却一言不发。

由于经验的贫乏与贬值、人群的冷漠与麻木，我们变得贫乏了。

当“电视新闻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

由于这种方式不可避免的是一种过头的戏剧化方式，观众反应很快不是变得矫揉造作，就是厌倦透顶”。

当今世界，世纪文化沦丧的严重现实被纷繁多变的物象遮蔽；知识积聚只是形成物的膨胀，没有生长肌理；科学成为技术投机；哲学丧失了本土根基；历史学只是权杖的赘生物；物质主义覆盖了哲学的废墟，思想的原生土壤已经流失；尚存的微弱探索冲动使知识分子们不甘心宣称近一个世纪的精神死亡，但惟有历史主义的虚伪断代能带给他们改天换地的虚幻幸福；他们意识不到生存的尊严何在，昏聩和腐朽何谓。

另一方面，公众无法从精神涣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灵魂的安宁；理想和信仰被误用和放逐；尊严被毫无痛感地践踏；人性扭曲并套上沉重的枷锁；家园感受淡漠，还乡无处，浮躁的心灵被物所累，排斥爱和信；审美无可辩驳地走入官能症的极端困惑；艺术创造被阻滞，文学已经荒芜。

最严重的危机尚不是这些事实，而是对事实的否认和忽略；最可悲的尚不是悲观心理的蔓延，而是悲剧感被盛世廉价的文化自足感取代。

现在，对文化危机的遮蔽和修改已经习以为常，以至成为规则和秩序。

文化媒介及其操控者、知识分子及其依存的机构都在漠视和麻木中享受现实功利带给他们的安全感，犬儒主义的迷醉和狂欢已经成为智识者最具德性的行为。

很多学者认为我们已经错过了预报这场危机的时机，所以，描述并尽全力遏止这场危机就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事务。

这种危机所发生的语境的特殊性取消了治疗的可参照性。

它将不同于技术经济领域与政治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它将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危机，因为功能理性和新教伦理精神必将失去作为轴心原则的调节功能。

它将是一个文化心理结构的病变，甚至是基础病变和基因异变，它是文化轴心构造和文化循环机制陷入迷乱的必然结果。

这个文化现实在不断取消生存的超越性诉求，放纵物的追寻所导致的意义迷失，并瓦解了文化对生存的价值体系的建筑。

这场危机连缀着的文化盛衰因素根深蒂固，意味着救赎者将领受几代人推卸掉的责任，清理他们的革命激情和保守心态，并进入漫长的有关自身文化养成的自我驳诘。

这是一场文化危机。

这是需要人们醒觉并继续发现的文化现实。

索尔·贝娄在《拉维尔斯坦》中似乎在替当代中国人说话：“一批揭露者和讽刺者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审美趣味和思想倾向。

”现在是走出贝娄式的谶语的时候了。

现在，是获得文化危机的整体感、告别讽刺家的文化英雄情结、开始一次艰难的文化跋涉的时刻，是寻根和前卫之间的文化两难以生长的方式融合为一体的时刻，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聆听某种意味深长的使命召唤的时刻。

纵观权衡，从现代性视域研究和探讨“艺术的终结”，深化了我们对于“艺术终结论”的认识。

宏观地看，“艺术的终结”与整个“历史的终结”间接相关；微观地看，艺术的终结则是与“现代性历史的终结”直接相关的。

显然，隐藏在“艺术终结论”背后的，是西方现代人对于自己的处境与遭遇的生命追问。

而在中国呢？正如有的学者所诊断的，“艺术的终结”不仅仅是现代艺术的危机，更是现代性文化的危机；这种危机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反思“传统与现代”、“先锋与媚俗”、“自我与他者”等二元对立的文化逻辑。

今天的人们往往将其所处的时代称之为“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向，其实质就是由理性向审美的转向。

在中国，众所周知，大众文化不过是一种媚俗的审美文化，是一种以美的名义绞杀个体审美感悟力的文化。

因此，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让艺术家们无所适从，他们无论是尽情地粉饰还是无情地批判这个时代，都意味着玩脑筋急转弯式的实验艺术的终结。

这同丹托自己后来解释说，《艺术的终结》一文的诞生是“对艺术界的颓废现象的回应”，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