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案例(全)

案例一、DDT案例

20世纪40年代之前，当大面积虫害困扰农业生产时，人们曾经几乎束手无策，蝗虫、螟虫等已成为农业生产的大敌。瑞士化学家

米勒（P.H.Muller，1899－1965）于1939年首次将DDT制成用以防治棉铃虫、蚊、蝇等的杀虫剂，并申请了专利。1942年正式投放市场。这种杀虫剂能够独死活者扑灭危害作物、果树、树木、仓储和环境中的

昆虫等。

从40年代以来，全世界都广泛使用DDT。首先，这项发明贝立即用于战争，为预防昆虫传播的虫媒传染疾病尤其是用于控制疟疾和伤寒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千万参战的军人免受了疾病的侵扰。接着，DDT被广泛用于农业，因为消除了病虫害，农业大幅度增收，50年代末全世界大约有500万人因此免于饿死。

米勒因为第一个合成了高效有机杀虫剂DDT，并广泛用于农业、畜牧业、林业和卫生保健事业，获得了194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令米勒始料未及的是，DDT的危害也逐渐显露出来。首先，昆虫体内产生了强大的耐药性，导致用量大幅度增加；第二，稳定高效曾被认为是优秀杀虫剂的一个特征，而正是这种特征导致农药残留，残留的农药进入生物体内逐渐富集后浓度增加产生毒性，结果是包括人

在内的食物链动植物又受到了污染，大量动植物以及人类本身因此而死亡。

1973年1月1日，美国正式禁止使用DDT，中国也于1983年正式禁止使用。

一.自然观的涵义：

自然观就是对自然界的总的。认为自然界是处在永恒运动、变化、发展中的物质世界；自然界一切现象都是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自然界的发展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对自然界认识的基础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适应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的需要，科学地概括和总结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阐明了辨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二.辨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特点：

1.将自然界、人类和社会历史统一起来，看成一个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遵循着统一的客观辨证法德规律，用彻底的唯物主义原则把它们作为统一的物质世界加以考察。

2.辨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不仅强调自然与人、社会的统一，把人和社会包含在自然地概念中，而且还从人与自然地对象性关系出发，在对自然的理解中加入人的主体性因素，阐发了“人化自然”的思想。

3.不断概况自然科学的成就，把自然观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

所以，在人类发展中，要努力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

但历史证明，由于人类的盲目自大，破坏了生态平衡，屡屡招来毁灭人类自己的生态灾难。“DDT”施用后的恶果，严重了破坏环境。加之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耗竭与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环境问题的恶化，人类所直接面对的生态环境正在向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向演化。因此，协调人与自然与关系，保障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势在必行。

三、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途径：

1.树立人和自然是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体的观念。

2.通过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来完善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

3.调整社会关系，建立起合理的社会制度，在社会规模、国家规模乃至全球规模上合理地组织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

四、几点启示

纵观各国执政党近40年来在处理人与自然环境问题上的理论、政策和做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一些新思路、新举措，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摈弃旧的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符合时代潮流。传统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公正和环境和谐的片面的发展观已经在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展现了种种弊端。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以及人类生存环境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坚持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之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第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必须从国情出发，不能盲从。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既要汲取国外的成功经验，但又不能在环保等问题上提出过高的要求，尤其不能被一些不符合国情的理念束缚住手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在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仍必须从国情出发，以控制人口过速增长、保障粮食安全和抵御自然灾害等为重点，不能盲目超前。

第三，必须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工作纳入到和谐社会建设的整体中来，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其他环节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应该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避免成为政府或企业单方面的行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不仅

要注重对传统工业进行改造，还要考虑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与改善社会氛围和稳定社会秩序结合起来，在改善自然环境的同时实现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案例二、巴尔的摩事件

巴尔的摩（D.Baltimore，1938－）在美国科学界是一位风云人物。他曾是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校长，一位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他因发现逆转录酶能将核糖核酸逆向转录为脱氧核糖核酸（RNA→DNA）而获得1975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1981年，科学家们发现，小鼠的生殖细胞在导入外源的大鼠

生长激素基因后，能发育成为转基因小鼠，这种转基因小鼠比对照鼠要大上2倍，被称为“超级鼠”。转基因鼠的出现为基因表达研究开拓了新的天地。正在从事抗体基因研究的巴尔的摩立即抓住了这一时机，他意识到如果将含恒定元件μ的外源基因导入小鼠的生殖细胞，小鼠内源基因的重排是否会效仿外源基因，也产生含有元件μ的基因？为了证实这一点，必须做血清学的测试鉴别，即对转基因小鼠用放射测定的方法进行鉴别。巴尔的摩决定与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特丽萨·今西

加里（Thereza Imanishi－Kari）携手合作，再加上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组成了强大的研究阵容。

1985年5月，今西加里进行了最为关键的实验，取得了预期成果：小鼠的内源基因确实会效仿外来的重链基因。1986年4月，巴尔的摩和今西加里在《细胞》杂志上发表了长达13页、题目为“在含重排MU 重链基因的转基因小鼠中内源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程式的改变”的实验论文，论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在论文提供的大量数据、完整的程

序和事实的记录面前，人们无法怀疑这一实验结果。

论文发表1个月后，在今西加里实验室的一位博士后M·欧图勒（Margot O’Toole）在仔细读了长达17页的实验记录后，发现与论文不符。论文中提到的一些关键性的实验，在实验记录中根本找不到，论文有造假嫌疑。于是她向塔夫茨大学当局（因为该校正要聘请今西加里）提出了对今西加里的指控。

学校调查组的调查结论是：论文记录虽有小小的错误，但并没有造假。欧图勒不服，请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调查。国家卫生

研究院虽然得出论文有造假的嫌疑，但权威的《科学》、《自然》、《细胞》等杂志都拒绝刊登批判文章。

最后，官司打到了国会。1988年5月，国会调查分组委员召开了听证会。而巴尔的摩在《致同事》的公开信中声称完全没必要进行调查，他可以保证特里萨·今西加里的人品。他以为，以他在科学界的声誉和权威，可以让调查中止。他指责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调查人员费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