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分析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文化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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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学者对鲁迅的一些个人评价

名人学者对鲁迅的一些个人评价

名人学者对鲁迅的一些个人评价鲁迅,原名周树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作家、思想家、文化评论家,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尖锐的批判精神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透彻的剖析,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发展。

以下是一些名人学者对鲁迅的个人评价。

1. 钱钟书:鲁迅是以触不可及的人对着已经过去了,所以大师。

他的创造力和挑战力,是任何一位大师都远远不及的。

2. 陈寅恪:鲁迅的学问深而广,凡有所为者,必先须有一定的类似鲁迅的胸襟和世界观,这类似的意识始于对鲁迅的鉴赏。

3. 徐志摩:鲁迅是反叛的代表,他在反对世俗中生根、发芽,最后变成一片广大的恶浪,象一系列悲剧集合起来。

4. 丁玲:人民需要这位英勇者。

5. 沈从文:我曾认为他是个神,一个启示,一个方法,一个榜样,一个圣洁无暇的偶像。

在鲁迅以后的伟人身上,尤其是在毛主席的身上,还能看到他的风采,他的追求。

6. 茅盾:鲁迅的《朝花夕拾》是最伟大的散文集,必与《红楼梦》以及《红岩》、《解放前夜》等同列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作品。

7. 金岳霖: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奇才,他的文学成就在中国作家中库存量最多的。

8. 胡适:鲁迅为自由与正义的拥护者。

9. 张大千:鲁迅的行人即是行路者,越走越宽,最后走进人的心坎上。

10. 傅雷:鲁迅的形象对我这一代人有太重要的影响,远远不是另一个作家所能相比的。

11. 郭沫若:鲁迅的目标是革命,其性格是属于革命性格。

12. 曹禺:在我认识自己,找寻我的道路的时候,鲁迅先生给我启示了一条可随之迈往前进的康庄大道。

13. 茅盾:我们也不负对鲁迅的敬爱与追思。

这些名人学者的评价都充分显示出鲁迅在文学、思想和社会领域的巨大影响力。

他以其独特的思考方式和批判精神,为后来的文化艺术创作提供了重要借鉴,同时也为中国社会和国家意识的觉醒作出了巨大贡献。

鲁迅的著作和思想对于现代中国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历史故事-周作人的妻子是谁?鲁迅为何会与周作人闹翻?

中国历史故事-周作人的妻子是谁?鲁迅为何会与周作人闹翻?

中国历史故事-周作人的妻子是谁?鲁迅为何会与周作人闹翻?鲁迅本人是中国伟大的文人之一,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他弟弟周作人评价就不那么好了,虽然周作人在文学上也有些成就,但大家一直记着的却是他任职伪政权的事儿。

周作人历来都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物,因为在抗战时期他曾与日本有过文化上的合作,所以被批评为投敌汉奸。

后来又在汪伪政权工作,这更加重了他汉奸的分量。

前一个还比较好解释,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没有随行。

但是他并不是投敌,而是因为他被校长蒋梦麟委托为留平教授之一。

周作人后来因为这事儿被关在南京,蒋梦麟还曾写信为他作证。

后面出任汪伪政权却是实打实的,本来就受人非议,又出任伪政权,也难怪大家对他不那么友好了。

周作人不仅被外人议论,实际上他与自己的兄弟也闹翻了。

三兄弟本来感情很好,但后来鲁迅、周建人与周作人闹翻,鲁迅还搬出了北平的家另住,将周老太太也接了过去。

两兄弟与周作人闹翻,倒不是因为他有通敌的嫌疑,而完全因为一个日本女人。

此女便是周作人的日本籍太太——羽太信子。

后人曾分析鲁迅和周作人为何会闹翻,说法多样,但都围绕着羽太信子展开。

第一种说法是羽太信子爱慕虚荣,生活挥霍,花钱大手大脚的,以至于家中常常入不敷出,使得两兄弟产生嫌隙。

第二种说法则认为鲁迅和羽太信子有私情,因此引发兄弟不和。

第三种说法则是周家众人都对羽太信子不满,导致兄弟关系紧张。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是在他留学日本期间相爱的,并于1909年步入婚姻殿堂,1911年羽太信子跟随周作人来到中国。

羽太信子不是没有优点,她和大多数日本女人一样操持家务。

但她爱慕虚荣,挥金如土则将这优点给掩盖了。

周建人曾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记述:“增田涉(鲁迅的学生)说:‘他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

他用充满伤感的话说:好像穷人买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

’”周建人还记述鲁迅曾对他说:他偶然听到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

论鲁迅、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论鲁迅、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论鲁迅、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刘彦顺
【期刊名称】《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0(021)002
【摘要】鲁迅与周作人对传统文人精神的承传虽有相同之处,但又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前者在继承合理因子的基础上,并加以革命性的改造,从而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与战士,后者则继承了消极因子,并滑入虚无、消极以至成为民族罪人。

本文从精神文化遗传与变异的角度,侧重从鲁迅、周作人的成长历程,尤其是从对其作品的剖析,揭示其内在机制和轨迹。

【总页数】4页(P31-34)
【作者】刘彦顺
【作者单位】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中文系,安徽淮北235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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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周作人

长子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周作人
在 家 庭 中兄 弟排 行 位 置 的不 同 , 于 中 国传 统 文 化 对 长 子 的 文化 规 约 , 成 了不 同的 生 活 感 受和 情 感 体 验 。周 氏 兄 弟 在 家 由 形
庭 中的 角 色意 识 、 任 担 当和人 生体 验 的迥 异 , 使 他 们 最 终 走 向 了 完 全 不 同 的道 路 , 成 了 不 同的 人 生 观 、 值 观 和 文 责 致 形 价
21 第 2 00年 期
第3 5卷 ( 总第 1 2 ) 5期
河北 大 学 学报 (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 哲
J u n l f Hee U ie s y P i sp ya d S c l ce c ) o r a b i n v ri ( h l o h n o i i e o t o a S n
学观 。
关键词 : 迅 ; 鲁 周作 人 ; 生 体 验 ; 任 担 当 ; 子 文 化 人 责 长 基 金 项 目 : 家社 科 规 划 基 金 项 目 :童年 经验 和 现 代 作 家的 文 学 创作 ” O B w O 1 国 “ (7z 5)
作 者 简 介 : 瑞 青 ( 9 6 ) 女 , 东莘 县 人 , 士 , 授 , 要从 事 2 纪 中国 文 学和 教 育的 关 系研 究 。 翟 16 一 , 山 硕 教 主 O世 中图 分 类 号 : 3 1 0 文 献标 志码 : A 文 章 编 号 :05 67 (0 O O一 o 8 一 O 1 O— 3 82 1 )2 O 4 5 收稿 日期 :o 9 1 一 1 20 — 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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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与周作人为何绝交,真的是因为大先生看了不该看的吗

周树人与周作人为何绝交,真的是因为大先生看了不该看的吗

周树⼈与周作⼈为何绝交,真的是因为⼤先⽣看了不该看的吗说起上世纪的中国⽂坛,就不得不提到周⽒三兄弟。

⼤先⽣周树⼈,笔名“鲁迅”,被誉为民族魂;⼆先⽣周作⼈才华横溢,可惜曾出任过汪伪政权的伪职,背负了失节汉奸的骂名;三先⽣周建⼈相较两个兄长⽽⾔名⽓最弱,却在建国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教部副部长、浙江省长、全国⼈⼤常委会副委员长。

俗话说“兄弟同⼼、其利断⾦”,鲁迅是长兄,对两个弟弟,尤其是周作⼈的提携、援引可谓不遗余⼒。

可惜的是未见“断⾦”,却见“断交”。

事情原委究竟如何呢?两⼩⽆猜的鲁迅兄弟⼆⼈为什么会绝交?为什么会⽼死不相往来?学界普遍观点,鲁迅兄弟失和的导⽕索是鲁迅“偷窥”弟妇⽻太信⼦“洗澡”。

⾄于“偷窥”究竟发⽣在何时,却没有⼀个令⼈信服的确切⽇期。

但⾄少可以肯定,事情是发⽣在鲁迅与周作⼈同在北京⼋道湾居住的时候。

为此,有学者特意分别查阅了《鲁迅⽇记》和《周作⼈⽇记》。

功夫不负有⼼⼈,终于发现1923年7⽉13⽇这⼀天,鲁迅两兄弟同⼀天都洗澡了:鲁迅记为“晚浴”,⽽周作⼈则记为“⼊浴”。

由此,引发⼤胆猜测:在7⽉13号这天晚上,周作⼈是第⼀个洗完的,他的太太⽻太信⼦接着洗。

就在这个时候,⼤先⽣不知澡房有⼈,也没有敲门,就直接推门⽽⼊,接下来的场⾯就是各种尴尬了。

这⼤概就是兄弟⼆⼈误解的开始了,鲁迅对⾃⼰的⽆⼼之失⼼底⼗分懊恼,故于次⽇的⽇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室吃饭,⾃具⼀肴,此可记也。

”⼋道湾的住宅房主名是鲁迅,但从后来周作⼈对此处房产的归属权划分上来看,周作⼈肯定在购房时是出资的。

⼀直以来,鲁迅都是和周作⼈夫妇⼀道⽤餐的。

突然分开吃了,事情就引起了周作⼈的怀疑。

只是这种尴尬的事情,好说不好听,因此⽻太信⼦在开始也是刻意隐瞒的。

只是她的⾔辞闪烁,更令周作⼈⼼下起疑,于是愈发的追问起其中原由。

⽻太信⼦⽆奈,只得吞吞吐吐道出了实情。

⼤先⽣如果只当事情没有发⽣过,仍然与弟弟、弟妇⼀同⽤餐,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后续事情的发⽣了。

鲁迅与周作人

鲁迅与周作人

鲁迅与周作人翻开历史的篇章,凝视着鲁迅先生与周作人生活中的照片,心中五味杂陈。

虽然二人都站在了20世纪文化的中心点上,成为易忘的历史中绕不过去的两处存在。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昔日亲密无间的兄弟却站在了两个显赫的异端。

爱与梦经历家族没落的鲁迅,长子与长兄的重担一肩挑起,十几岁的小孩常年出入质铺与药铺。

1898年,鲁迅外出南京求学。

期间,返乡度假回校时,写《别诸弟三首》,其中对兄弟爱意之情流入笔端“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无奈之意,痛彻心扉。

1906年,周作人在长兄带领下留学日本。

其实,我一直在想,又遭家庭变故的鲁迅对周作人的爱如同一位老父的爱,与深沉中引领着周作人,于宠溺中爱护着周作人。

日本求学期间,鲁迅为周作人打点了一切:周作人既不用担心购物之累,又不必为社交所烦恼,更甚,本想在日本再从事一段研究工作的鲁迅,为了弟弟和家庭“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启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

回到故土,每月寄钱给雇着保姆的周作人。

1919年末,怀着大家庭其乐融融生活在一起梦想的鲁迅将周作人、周建人一家、母亲、朱安接到了八道湾。

然而,大家庭虽然热闹,但开销也大。

据有关记载,1920年,鲁迅先后21次想友人借钱以供应老少十几口人的开销。

爱与梦,重压在鲁迅的心头,似的鲁迅异常艰辛。

恩怨与殊途周作人的日本妻子举周建人描述“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并称羽太信子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

也许羽太信子想霸占八道湾为所有,便诬告鲁迅偷看其洗澡。

而广读圣贤书,留洋在外多年的周作人竟轻信妇人之言,并在1924年6月11日,“骂詈殴打”亲兄,古人有云“君子动口不动手”,照此说来,周作人不足以被称作君子,事实证明,他确实不是个君子。

即使遭受这样的屈辱,鲁迅在谈及周作人时,只对至亲之人讲过“启孟至昏”,并无其他批评讽刺之语。

而周作人却屡屡攻击那个待他如父的长兄,有的近于辱骂,如《破脚骨》,影射鲁迅“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语言十分苛毒。

兄弟携手共竞译业_我国早期译坛上的鲁迅与周作人

兄弟携手共竞译业_我国早期译坛上的鲁迅与周作人

・译海钩沉・兄弟携手 共竞译业——我国早期译坛上的鲁迅与周作人刘 全 福一 携手共竞译业周氏兄弟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

鲁讯(1881—1936),原名樟寿,字豫才,后取名树人;周作人(1885—1967),原名寿,字启明,晚年易名遐寿。

两人虽年有长次,性格迥异,且最终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早年却有着许多相似或相同的经历:都曾在私塾接受过正统的封建教育,饱读“四书”、“五经”和大量蒙学读物以及许多明清旧派小说;都曾背叛仕途到南京洋学堂求学,并通过严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首次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思想;都曾买舟东渡,负笈日本,其间又进一步受林纾、梁启超等清末翻译家的影响而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翻译和创作生涯……也许正是这些难得的契合点才使他们携起手来,在我国早期译坛上共同开创了一代译风,为草创时期的翻译事业做出了一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

一般认为,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第一本书是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而事实上,两人最早的合作应追溯到两年前付梓的《红星佚史》一书。

《红星佚史》原名《世界之欲》,是英国作家哈葛特与安德鲁・兰合著的小说,其中正文部分由周作人用文言翻译,十六节诗歌由鲁迅用骚体译出。

除此之外,在东京留学期间,两人还合译了匈牙利作家育环摩尔的《匈奴奇士录》和《黄蔷薇》以及俄国作家阿・托尔斯泰的《劲草》等小说。

由此可见,《域外小说集》的问世只能说是周氏兄弟合作中的最伟大的里程碑。

关于这本书,周作人在1921年新版序言中说道:“一共收三十七篇,我的文言译的短篇,可以说全在里面了。

只是其中的迦尔洵的《四月》,安特莱夫的《谩》和《默》这三篇,是我的大哥翻译的。

”回国以后,两人又于1922年、1923年相继合译并出版了《现代小说译丛》(收30篇,其中鲁迅译9篇)和《现代日本小说集》(收30篇,其中鲁迅译11篇,周建人译3篇)。

1924年前后,鲁迅与周作人因家事纠纷而割断手足亲情,至此,一直被我国当时文坛传为佳话的“周氏兄弟”终于不欢而散,甚至反目成仇,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嗟叹的憾事。

周作人与周树人散文作品比较

周作人与周树人散文作品比较

周作人散文作品
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之所以难以企及,就在于他做到了平淡,平淡是散文艺术的极境。

当然并不是说越是平淡越是好,要在平淡之中有神韵,或是以平淡之语言明不平淡之志;或是以平淡之言明不公等等不一而足。

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的思想感情却实是忧愤抑郁,即使是他后期被林语堂讥为“专抄古书,越抄越冷”的抄书体文章,也不能摆脱郁愤的底子,如果仅仅是把这些文章看作知识性小品,那就太遗憾了。

举个例子,比如《看云集》中的《草木虫鱼小引》,名为“草木虫鱼”,应该是很闲适平淡的了,可仔细一看却不是,几乎通篇都是在说反话,讥讽当时的言论没有自由。

最后一句“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嘛”,愈是刻意宽解愈显出其无可宽解,貌似平淡实则沉痛,正是周作人惯有的笔法。

有些人不熟悉周作人,往往把这些反话当正话读。

周树人散文作品
相比于周作人之散文,鲁迅的风格则更加凌厉。

郁达夫先生曾经这样评价两兄弟作品的差别“鲁迅的文体简练得象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

重要之点,抓住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

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

两人文章里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鲁迅的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

”确实如此,便如《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笔锋辛辣的讽刺着旧社会人民的愚昧。

或许这也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鲁迅便是意识到仅靠技术的崛起是救不了中国的才弃医从文,对他散文的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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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分析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文化的异同
相同点:首先,鲁迅与周作人都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在那里他们感受到中国国民性可悲的事实。

在那里读了很多书,接受了很多新思想,而这些都来源于洋人的书籍和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

梁启超那时虽未像章太炎那样直接教过周氏兄弟,但兄弟二人对这位学者,一度曾经很是羡慕。

那时梁启超是主张以小说感化民心的,亦提出“新民”之说。

梁启超的思想是十分庞杂的。

他既有进化论的观念,又受惠于卢梭的某种精神。

梁启超曾痛感中华文明已病入膏肓,他引进化论之观点入中土,阐明中国已处于过渡年代,但一旦触及到中国的具体国情,那呼声,总觉得有些弱小,改造社会,在那时谈何容易!后来的历史表明,更换政府容易,而改造国民性,则非一日半日之功。

于是他俩在归国后,都有投入于国民性的改造之中,对空泛的理想主义叫喊纠正,但激情的鲁迅这点承担得更多。

其二,刚刚说的他们在日本了解到的西方书籍和梁启超、章太炎对西方思想的传授,于是引起他们对西方思想的好奇与探索。

用西方人的知识方式来反省己身方面,即接受“被近代化”问题上,两人的态度是相同的。

不久后,他们便告别了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深入到西学之中,参之以国学研究,考察历史,探究人生,以自己的目光,去搜寻结论,很是用力。

这是“被近代化”过程中的优秀学子独有的选择。

只要看看后来两人不遗余力地译介域外人文科学理论,对中国文化的梳理,便可体味出他们创造新文化的崇高精神。

不隐讳自己民族的弱点,以韧力与传统抗衡,两人付出了不同的代价。

其三,在对待进化论问题上,他们都曾相信。

鲁迅早年以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世界的。

《热风》时代的作品,便多有这样的声音。

进化论的立足点,是把人看成物种的一类,是生命,它不类属于神,而系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还原的理论,即把人由神和封建皇权意识中,解放到自然的原态里。

《生命的路》谈的便是这一问题。

《随感录》中许多激昂的声音,便是以进化反对复古的呐喊。

如今读来,依然动人不已。

周作人那时对封建旧文化的批判,也是毫不留情的。

他所操持的理论,不仅仅是进化论,而更主要的,还是在日本时接受的性心理学。

周作人是从生命自身合理的欲求来解释人生与社会的。

其四,对于二人的共性,曾有人这样总结——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怀疑精神。

人道主义是兄弟俩思想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留学时期,他们初步形成了以"立人"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

五四时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

与思想界的怀疑主义相呼应,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主张,鲁迅呼唤“人”的觉醒,希望“人之子”从传统的偶像梦魇中醒来,以“个人的自大”反对“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他们的思
想从不同程度上都体现个人主义。

不同点:首先,在对于儒家和孔子的态度上。

在五四时期,他的“人的文学”的主张,矛头也是指向儒教的,但到五四后,遭受启蒙受挫,思想开始改变,将儒学常识化、凡俗化,追寻儒家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基础的希腊文明相合一的形式。

想对于周作人,鲁迅不管是五四还是到三十年代,对儒家、孔子的态度并无转变,依然坚持批判性的立场,依然不关心“原教义”,而把目光集中于儒家与孔子在中国三十年代的现实生活中的命运,以及实际发生的影响与作用,并提出两个重要的概念——“儒术”与“吃教”。

其二,在于五四启蒙呐喊国民的方式。

到“五四”前夕,当时代提供了机遇,鲁迅和周作人都自觉地承担了反封建思想启蒙的历史重任,站立到了潮头。

在此之前,他们都经历了六年多的沉寂与思索,鲁迅更深地品味到中国的无声,周作人却品味着乡间的宁静。

虽然他们的焦点是相同的,都在能否唤起民众上,但指向却似乎全然不同:一个是“惧”唤不起的沉闷和唤起少数几个的无力;一个是“忧”唤起之后破坏原有的宁静。

就当时他们对启蒙前景的估量来看,鲁迅是悲观的,周作人似乎乐观得多。

他们这样的心态也无疑决定了他们呐喊的方式。

其三,在接受的思想上。

虽然在日本留学的过程中,两人不同程度上吸收西方思想,但两人吸收的方向不同。

鲁迅接受的是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专注于社会心理,而周作人深入到个体心理的学林中,崇尚蔼理斯,研究人的性心理的过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人价值取向的某种差别。

鲁迅侧重于新思想、新学说的引进,具有强烈的民族自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周作人则多着眼于个人对文化艺术的趣味。

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和中庸之道,是驱使他由反传统走向回归传统的重要内因。

其四,在对待五四失败的态度上。

五四后,鲁迅和周作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境遇———“歧路”与“穷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做出同样清醒的选择:鲁迅选择了抗世,周作人选择了避世。

鲁迅直面现实,反抗绝望;周作人模糊境遇,逃避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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